英国政府或许曾设想，其出台的《量刑法案》实际上废除了短期监禁，这一消息只会引起政治右翼中那些惯常主张“严刑峻法”者的关注。
另一方面，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刑罚改革游说团体在内的工党温和左翼，则会对这种毫无争议的进步派政策感到欢欣鼓舞。
释放约12000名包括惯犯在内的轻微罪犯，被认为是展示社区惩罚与康复治疗有效性的一个契机。当然，此举也能为财政部节省数百万用于维持高昂监狱床位的开支。
事与愿违的是，伦敦南部的克拉珀姆发生了大规模的商店盗窃事件，紧接着周六晚上在米尔顿凯恩斯又爆发了另一起冲突。这些事件实际上让警察沦为了旁观者，完美地印证了宽松的城市治安管理所带来的危险。
就连一向温和的伦敦市长萨迪克·汗也承诺要实行“零容忍”，尽管外界认为他并没有真正推行强硬治安措施的意愿。如今，工党的《量刑法案》无疑触及了政府一直坚决否认的“破碎的英国”这一叙事的痛点。
警务人员会注意到，一名商店盗窃者往往需要犯下大量罪行才会被判处监禁。这通常涉及多次定罪，且往往伴有暴力等加重处罚的因素。毒品在其中扮演了令人沮丧却又意料之中的角色，而累犯们出于恶意的决定同样不容忽视。
关于监禁对这类行为是否有效的争论，大致沿着意识形态的界线展开。分析人士指出，工党已经放弃了其支持法律与秩序的工人阶级基本盘，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罪犯康复以及解决犯罪的社会驱动因素。
因此，《量刑法案》反映了工党的一个隐患，批评者认为这是其在应对犯罪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弱点。这也难怪长期倡导非监禁“惩罚”的蒂普森勋爵，如今会被推荐为监狱管理事务大臣。
对于蒂普森等改革者来说，他们暴露出的软肋恰恰是受害者的盲区。刑罚改革倡导者强调非监禁刑罚在长期康复方面的益处，以及监禁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更习惯于抽象的社会学论证，却对短期监禁能为社区带来的喘息之机避而不谈。
“粉碎犯罪”等组织估计，10%的罪犯犯下了50%的有记录罪行。顺便一提，该组织同样对短期监禁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主要是因为法院下达的判决很少是实际在监狱中服刑的时间：50%的刑期会自动转为在社区“服刑”，即获释后处于假释状态。
这种弱点最终会反噬治安管理。如果罪犯知道自己不太可能面临监禁，他们就几乎没有停止犯罪的动力。警方同样也觉得没有理由实施逮捕，尤其是在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等过度热心的监管机构经常对正常执行公务的警员进行调查的环境下。
再加上市政厅对进步派教条的无尽狂热、警察监督机构的低效，以及社区警务的严重削减，不难看出，伦敦警察局正面临着一场错综复杂的危机。
正如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城市一样，英国部分地区正在承受这场进步派刑事司法实验那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随着12000名累犯被释放到英国的街道上，这场实验的走向无疑变得更加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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