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馆外面下着暴雨，雨水砸在玻璃上劈啪作响。老林把杯子里的白酒一口闷了，辣得五官全挤在一起，过了好半天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顿酒喝得很沉闷，他刚办完退休手续，交了警服和配枪，按理说该轻松，可他整整一晚上都盯着桌面上那盘没怎么动过的花生米发呆。
“老林，你这退休了怎么跟丢了魂似的？”我给他倒上茶，想岔开话题。
他没接茶杯，摸出一根烟点上，青灰色的烟雾很快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他夹着烟的手指有些发黄，那是二十多年刑警生涯留下的印记。他看着我，眼神突然变得很浑浊，声音像砂纸打磨过一样粗糙：“我手里，其实有一桩没结的案子。不，案卷上是结了的，凶手都死了十几年了。但在我心里，这案子是个黑窟窿，往里看一眼，这辈子都觉得后背发凉。”
没等我接话，老林自顾自地往下说，把我拉回了2003年的那个深秋。
那年老林刚当上刑警队副队长，辖区里出了个大案。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二女生李婷失踪了。李婷的家庭条件极好，父亲李文博是那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市里出了名的优秀教师，母亲张雪是市医院的外科护士长。李婷自己也是个挑不出毛病的孩子，常年年级前三，钢琴过十级，见人总是规规矩矩地鞠躬叫叔叔阿姨。
这样一个小姑娘，在周五放学后像是人间蒸发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李文博接到了勒索电话，对方是个操着浓重外地口音的男人，开口就要三十万，警告不许报警，否则撕票。那年头三十万绝对是一笔巨款。李家报了警，老林带队进驻了李家。
“你不知道那两口子当时的反应，”老林弹了弹烟灰，“母亲张雪一直在哭，但哭得很压抑，一点声音都不出，就那么默默流眼泪。父亲李文博呢，坐在沙发上，脊背挺得笔直，不停地看表。我当时以为那是文化人的体面，不想在警察面前失态，可后来回想起来，那是一种极其怪异的冷静。他甚至在等绑匪电话的空隙，还在用抹布擦拭茶几上的水渍，一遍又一遍，强迫症一样。”
交赎金的地点定在城郊的一个废弃水泥厂。老林他们布了天罗地网。绑匪现身的时候，抓捕异常顺利。那是个干瘦的男人，被按在泥地里的时候连挣扎都没挣扎，只是死死护着那个装着三十万现金的黑色旅行包。
男人叫孙健，是个下岗工人，查出了肝癌晚期，老家还有个患白血病的六岁女儿等着钱救命。这简直是个最典型的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本子。
可当老林把孙健拎回审讯室，问他李婷在哪儿时，孙健突然停止了咳嗽，抬起那双满是黄疸的眼睛看着老林，平静地说：“死了。我拿绳子勒死的。尸体昨晚就扔进长江了。”
老林说他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孙健交代得太顺畅了。他说自己本来只想绑架要钱，但李婷在废弃厂房里一直大喊大叫，还要跑，他一着急，就用尼龙绳勒住了她的脖子。等反应过来，人已经没气了。为了毁尸灭迹，他连夜把人装进麻袋，里面塞了石头，从跨江大桥上扔了下去。
警方立刻组织了打捞队。在长江里找一个装了石头的麻袋，无异于大海捞针。他们连续打捞了半个月，什么都没捞到。唯一的物证，是在桥下的江滩淤泥里，发现了一件带有大量血迹的校服外套。经过血型和DNA比对，那件校服确实是李婷的，上面的血迹也属于李婷。出血量极大，法医推断，如果这些血都是同时流失的，人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案件很快走完了程序。孙健对故意杀人、绑架勒索的罪行供认不讳，法院判了死刑。但在等待死刑复核的期间，孙健因为肝癌恶化，死在了看守所里。
案子结了。老林也以为这事翻篇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老林从副队长变成了队长，又熬成了快要退休的老警察。那十几年里，他偶尔会去李家看看。李家两口子后来没有再要孩子，家里布置得像个冰窖，李婷的房间一直保留着原样，连书桌上的铅笔都摆得整整齐齐。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18年。
老林去南方一个沿海小城追查一个连环诈骗案的嫌疑人。那是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小县城，到处都是骑着电瓶车的人和海鲜大排档。有一天下午，老林在走访完一个社区后，为了躲避突然袭来的台风雨，钻进了一家街角的烘焙店。
店面不大，但收拾得极干净，空气里全是奶油和烤麦子的甜香味。柜台后站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正低头给一个蛋糕裱花。
老林随便点了个面包，递过去一张二十块钱。女人伸手接钱的那一瞬间，老林的视线猛地定住了。
老林死死盯着那个女人的脸，那种独属于李家人的、微微下垂的眼角，一模一样。
“找您八块，小心烫。”女人把零钱和刚出炉的面包递过来，声音温婉，带着点当地的口音。
老林没有接钱。他看着女人的眼睛，突然用家乡话低声叫了一个名字：“李婷。”
女人的手明显抖了一下，一枚硬币掉在了玻璃柜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脸上的血色在一秒钟内褪得干干净净，但她很快掩饰了过去，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大叔，您认错人了吧？我叫林小夏，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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