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里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还在关心什么？|易小星|水饺皇后|电影人|电影院

文｜33

每次觉得电影市场不太行了，总想来电影节看看。不是去找答案，是去找点人气儿。

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比预想中热闹。骨朵去的这场“从作品到人心，电影该如何抵达观众？”创作论坛，座位基本坐满，人最多时靠近门口的位置还站了几排。今年的设计有些不同，增设了“犀利十问”环节，请了四位普通观众上台，和贾樟柯、理查德·柯蒂斯、陈英雄几位导演面对面聊。观众代表报出自己一年看了158场电影，导演也老实说自己去影院的频率，聊到流量明星、IP依赖这些老话题时，现场反应也很直接。整场听下来，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中国电影大概还不会死，关心它的人比想象中多。

但出了门，市场的寒意是真实的。票房增长乏力，资本变得谨慎，短视频持续切割着观众的注意力，AI又在这时候成为变量。行业内外弥漫着一种“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的迷茫。

有意思的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台上的创作者们反而安静了下来。他们开始往回退，退到一些被反复问过、但似乎从未真正厘清的问题上：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电影一定要“真实”吗？IP和流量明星，究竟是在帮电影还是拖累电影？这些问题过去好像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但这一次，他们选择重新拆解。

我们今天关心电影，到底在关心什么？是票房、技术、生存，还是电影作为一种让人和人坐下来、一起看一个故事的东西，它到底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这大概就是我们还在谈论电影的原因。

谁还在为电影院买单？

“犀利十问”的第一个问题问得直接：大家现在看电影，更多去电影院，还是在家看？

四位观众代表举牌，两绿两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大一学生陈双本选了绿色，他说自己去年高考结束后至今在电影院看了三十多次。金融行业的郭琦选了红色，她一年看一百部左右电影，其中“真正商业放映大概五六部”，再加上资料馆和北影节，影院观影加起来三十多次，“其他更多原因还是找资源”。个体经营者古来让选了红色，“在家看的多，因为想看的很多，确实在电影院没有途径”。北京语言大学文化遗产专业教师刘明谦选了绿色，她专门数了2025年的票根——包括北影节、平遥、西宁——一共158张。

这些数据摆在一起，拼出的不是“观众还去不去电影院”的简单结论，而是另一件事：影院观影正在被分众化。一端是刘明谦这样的重度影迷，资料馆、电影节是她的主战场，一年一百多场，但这里面有多少是普通商业院线？另一端是陈双本这样的年轻观众，还在为商业片买单，但一年三十多次的频率，放在十年前也不算高。而古来让的“没有途径”也点出了一个现实：他想看的片子，在院线排不上。

中间的大多数普通观众呢？这个位置越来越空。

贾樟柯的回答，从创作者角度印证了这种分化。他说自己大多数在电影院看，但一部分原因是“我也是电影展的组织者，选片必须在影院大银幕看”。他也坦言，“希望大家看完资源，有喜欢的电影还来电影院再支持一下。”这其实点出一个现实：连导演都知道，很多人已经习惯先看资源了。

英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理查德·柯蒂斯讲了一个更具体的困境：在英国，看电影越来越贵。“过去5英镑就能看一部电影，5英镑就能看到一部5000万英镑制作出来的电影，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现在看电影要20英镑了，甚至80英镑，如果一家人去看，还要开车、吃东西。”简而言之，票价在涨，生活成本在涨，电影院的吸引力在降。

於水的观察更偏感性。他说自己一年只看八到十部院线电影，“但是在家看不容易集中精力”。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影院的核心竞争力，某种程度上是“强制专注”。问题是，这种强制专注，值不值得观众付出越来越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创作者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不知道谁还会为影院买单。一部分人还在，但在变少；另一部分人在，但消费的不是普通院线；还有一部分人想买票，却买不到。剩下的，正被短视频和流媒体一点点拉走。

这场讨论没有给出答案。但它至少把问题摆清楚了：电影院不再是所有人都会去的地方，它正变成一部分人的“特定场所”。这部分人是谁、有多少、愿意为什么样的电影付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任何一部电影的票房都更能说明行业的走向。

电影还需要“真实”吗？

“犀利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短视频里能看到很多真实的时刻，电影看起来却越来越“假”了。

几位观众代表没有直接站队。刘明谦给出了她的判断：她不认为电影越来越假，但如果观众觉得假，“可能是因为作者不够接地气，没有足够的体验，没有对生活的观察”。她举了两个例子——《宇宙探索编辑部》和《月光里的男孩》——都是北影节走出来的作品，一个讲执着于外星人的编辑，一个改编自藏族作家的成长经历。“尽管是康巴藏语电影，但我们会觉得非常真实。”她的结论是：电影假不假，取决于创作者够不够真心。

这个回答把问题抛回给了创作者。陈英雄接过话头，做了一层更根本的区分。他说，需要把生活和艺术分开。生活是经历，艺术是表达。电影里的“假”是制作层面的，但通过这种“假”的过程，反而能表达真实的情感和意义。

他举了一个例子：父亲去世时自己非常忧伤，但那忧伤本身不赋予死亡意义；可在电影里，一个父亲的死亡可能具有强烈的意义，“这就是表达的作用”。换句话说，电影的真实不是素材级的，而是意义级的。

贾樟柯的回应更直接。他上来就反问：“谁说电影的使命就是真实呢？”在他看来，电影是每个人在现实世界带给自己的想象、梦幻，最终是美学层面的。“导演不是调查记者，导演是做美学工作的。”他觉得这一问题的设问本身就有问题——把真实作为电影的首要指标，“跟艺术本身就有点南辕北辙”。电影珍贵的地方，是情感反映，是现实如何影响我们的情感、我们在情感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

但他也承认，短视频确实在“体量层面”呈现了更广阔的真实世界。卡车司机、偏远村庄的农民、各种职业的普通人都在制造短视频，“我们的创作触角触及不到生活每个角落”。这个事实倒逼电影人思考一个问题：电影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

於水用他自己的创作经验给出了一个答案。他是动画导演，《浪浪山小妖怪》的创作者。他说，动画本是一种疏离感很强的艺术形式，离真实生活很远。但《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很多观众反馈觉得它“更现实”。他琢磨了一下：动画角色不是真人，像“代数的X”，谁都可以装进去。比如熊教头抓着小猪妖当刷子刷锅，真人电影不可能这么拍，但在动画里观众觉得逼真。他把这个叫“神话现实主义”——离现实很远，同时又离生活很近，形成一种反差感。

这场讨论没有否定短视频的价值，也没有坚持电影必须“真”到哪种程度。几位创作者的共识是：电影不需要跟短视频比拼“谁更真”。电影能做的，是用虚构的手段，组织情感和意义，抵达一种短视频碎片无法承载的、有层次的情感体验。至于观众吃不吃这一套，那得看创作者够不够真心，以及电影能不能把这个道理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AI来了，电影人该慌吗？

如果说前两个问题聊的还是电影的“老毛病”，那AI就是那个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新变量。今年北影节的“新浪潮论坛”，主题就叫“新变量·新秩序——AI时代下电影人的破与立”。

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部副总经理曲吉小江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切面。2023年《上甘岭》剧组急需美术气氛图，美术指导用Midjourney出了两张图，“导演不知道是什么出的，但觉得很好、很快”。

2024年初，博纳成立了AI制作中心，用AI跑科幻短剧《三星堆》。“你有一个想法，它几天时间能给你生成，搭起来看一看”，快速验证故事方向。对她来说，技术从来不是难点，难的是故事本身——怎么定义三星堆、怎么通过审查、怎么让专家认可。AI的角色是“快速试错”。

演员又是AIGC创作者吴汉坤的体验更个人化。他用Seedance2.0做了一部参赛短片，预算只有1000元，花了近两百个小时。“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做出完整的片段。”这意味着技术门槛在降低，所有想讲故事的人，门槛被拆掉了。

但AI的局限同样明显。易小星提到，电影导演协会推出的编剧大模型里，几乎所有类型都有，唯独没有“喜剧”。“他们说喜剧这个类型AI还弄不明白。”易小星觉得这反而是好事：“如果AI有了幽默感，就代表它拥有了最宝贵的人性。那这个星球上不可能同时容纳两种高等生物。”他半开玩笑，到时候人类可能被关进动物园。

俞白眉从技术角度点出了更隐蔽的问题。他说大模型有“讨好型人格”，“本质是服务者心态”。为了从用户兜里掏钱，AI会顺着你说，“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误导”。他认为，AI可以帮助完成“seek”（搜索信息、罗列选项），但“select”（选择、判断）必须由人来完成。“人类过去的所有知识经验，你习得的审美、对人类情感的那份敏感，是这些东西在起作用。”

吴汉坤从演员角度补充了一个细节。他给短片用自己的声音配音，再用AI转换成角色声音。但那些特意加进去的破音、高音，“AI可能误认为这个是失误，帮我把它抹平了”。出来的声音完整、不出错，“但是没了魅力，没了表演”。他说，生活是很随机的，而AI太平均了。

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分身伦理。俞白眉提到，好莱坞早就讨论过一个问题：玛丽莲·梦露的后人如果把她的分身授权出去，观众会不会看到梦露去演情色片？她的个体意志是否被尊重？AI让这个讨论变得非常具体。

吴汉坤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把我的脸授权给第三方平台。”因为演员的表演是“灵”，是唯一生命体赋予角色的东西。但如果自己使用自己的分身做创作，他觉得可以聊。

俞白眉也分享了一个细节：他曾经用即梦生成了一条视频，发出去后被太太默默撤回了，因为她不喜欢那一条。“夫妻之间都要取得每个OK条的认可，”他说，“如果这都不可能，那商业行为中的个体意志问题就更复杂了。”这些问题，在行业大规模采用AI分身之前，几乎没有被认真讨论过。

俞白眉甚至反对“AI电影”这个概念。他说得很直接：“观众不想去电影院看AI电影。”易小星也同意：“整部电影是300元拍完，让观众掏100块钱的票价去看，观众肯定要骂街。”

在他看来，AI电影的问题不是技术行不行，而是“电影应该是值钱的”。他担心的是，很多人觉得终于有了便宜的工具，就拿来拍电影忽悠观众，“这是完全错误的”。

不少创作者公开说过“AIGC来了就是IP时代到来”，俞白眉也很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故事没有平权的时候，每年只有600个电影人有机会拍一部电影，我们拍电影的方式就是求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当然是IP。可6亿人都拿起画笔开始作画的时候，还在找IP就不对了，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做最大公约数。6亿人里有4亿人都在做孙悟空。IP重要吗？相反，我认为在AIGC时代，最小切口特别重要。”

那些传统电影因为门槛高而无法讲述的、真诚的、小众的故事，在这个时代反而更有机会。他说：“好不容易平权了，我们还要用最便宜的东西去忽悠观众，这个方向错了。”

那么创作者该怎么做？俞白眉认为，越是用AI，越要警惕AI。他鼓励公司所有人——包括财务、做菜的大姐——都学AI，但同时也强调，要回到传统电影的那些基本功：构图、色彩、人类为什么兴奋为什么惊恐，“这些东西和AI毫无关系”。

曲吉小江说了一句更朴素的话：“人要永远在场。”她举例，成龙拍《传说》时需要呈现自己年轻时的状态，常规方法做不到，只能借助AI技术。但年过七十的成龙还是每天第一个到现场，陪着替身演员拍完所有戏份。“这是演员的精神，我们现在所说的人跟人工智能合作，人永远不能缺席。”

说到底，关于“AI时代电影人该怎么办”，没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几位创作者是一致的：AI是工具，不是主角。决定一部电影好不好的，从来不是它用什么技术拍的，而是拍它的人有没有真心、有没有东西想表达。这个道理，放在AI时代也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