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AI能写出比人更工整的剧本，观众还需要编剧吗？4月28日，江苏无锡，“星火聚光·剧创未来”2025—2026全国青年剧作计划创研会现场，一场关于中国电影“下一步怎么走”的头脑风暴正在上演。
众多学界与业界大咖轮番登场。没有客套寒暄，只有直面痛点，对于在场的青年编剧而言，这不仅是知识的输入，更是一次关于创作“操作系统”的强制升级。
告别“套路时代”
在显微镜下重构叙事
“观众还在吗？”这是行业近两年的集体焦虑。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一上台便给出定心丸：优质内容依然能创造票房奇迹，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他指出，去年票房过亿的国产片仅30多部，远未满足市场需求。
尹鸿认为，电影正从“附带选择”变成“单一动机的奢侈行为”。过去批量化、套路化的类型片已经失效，因为微短剧等新媒体早已提供了更快捷的“爽感”。未来的爆款，必然是“融合类型、反类型甚至无法对标传统作品”的异类。他提出“影院必看性”是救命稻草，电影必须提供家庭观影无法替代的视听体验与在场感。
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皇甫宜川的回应。他从“新大众文艺”视角切入，指出当下的观众拒绝“被说教”，他们走进影院的核心诉求是“能否在电影里看到自己”。无论是《八角笼中》里拼搏的草根，还是《我的姐姐》中挣扎的女性，共情的基础是“这就是生活”。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中国影视文体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安华则从叙事理论上梳理：电影叙事正在经历从“英雄史诗”到“凡人微光”的转向。他特别提及《长安的荔枝》，认为其本质是极致的现代职场寓言，精准击中了当代打工人的无力感。他强调，真正的宏大叙事往往藏在小人物的命运里，“带着地球去流浪”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根植于中国乡土情怀的独特表达。
与AI“共舞”
什么是人类的底牌？
如果说叙事变革是“内忧”，AI的冲击则是来势汹汹的“外患”。
导演、编剧、监制俞白眉的发言极具紧迫感。他现场“纠偏”了自己去年的预测——他曾说24个月内AI能解决人物一致性问题，结果只用了10个月。如今国内参与AI视频创作的日活已达1500万。他用“玻璃”的比喻形容技术平权：当曾经昂贵的奇观变得唾手可得，创作者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向“情感”。他送给青年编剧三句话：接受无法改变的，改变有机会改变的，并拥有分清二者的智慧。“如果你热爱创作，不要有鄙视链，拿起AI去实践，忘掉院校的束缚。”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承健则从哲学层面剖析焦虑根源。他指出，执着于“被取代”是零和博弈的陷阱，提出“创造力双元模型”，AI擅长“组合式创造”，而人类独有的“原生创造”源于生命经验与无法量化的情感。“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使命，从不是在技术浪潮中‘保全自己’，而是重新定义——AI时代，做一个电影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出品人、监制、制片人、爱奇艺高级副总裁叶宁以平台方视角给出建设性意见。他认为AI正在重塑工作流，对年轻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前新人太难被看见，现在没人能阻挡你的表达。”他强调，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核心永远是“讲好故事”。
回归“笨功夫”
用真实的“泥土”对抗悬浮
尽管话题前沿，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落脚点归于最朴素的创作规律。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亮将好剧本总结为“七彩之虹”，其中首要的是“道德感”与“时代性”。他提醒青年编剧，好剧本的情节要有自带动力的发动机，而非作者的人为延伸和摆设。
导演、编剧、演员饶晓志毫不避讳地复盘了自己作品《否极泰来》的“失利”。他坦言自己犯了“太想突破”的错误，做了太多“加法”，稀释了原本最动人的市井烟火气。他现场反思：“我的表达跟观众的内心有关系吗？我的真诚够纯粹吗？”这番“摔跟头”的经验谈，赢得热烈掌声。他呼吁同行，创作要扎根泥土，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观众想要的是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不是被塑造的英雄。”
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实则指向同一个终点：在这个注意力极度稀缺、技术日夜迭代的时代，电影编剧的使命从未改变，也正被赋予新的重量。当技术与叙事的外壳不断更迭，唯有对生活的深耕、对人性的洞察，以及那颗敢于面对真实自我的创作初心，才是青年编剧们抵御焦虑、破局而出的唯一火种。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郑文静 李艺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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