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川西平原细雨绵长，崇州刘家祠堂的账房灯火通宵，那本厚厚的“膳食流水”上密密麻麻写的是当日所耗食材：猪肉二十斤、鲥鱼四条、绍兴黄酒一坛、鸡蛋一百二十枚、桂圆一篮，只是家主一家十几口的早餐。看似夸张，落到数字却全属实情。
沿着青石板甬道往里走，豁然出现两座对称的四合小院，石雕兽首朝天，墙头琉璃瓦泛着幽光。刘家总占地超过七万平方米，屋子五百多间，光库房就分粮仓、绸缎库、瓷器库三大类。
与此同时，距祠堂不到两里，还有佃农刘二哥的茅舍，三间草屋，连个像样的窗户也没有。旧社会阶层鸿沟，不必调查报表，看院墙高度便知。
大门内的照壁镶嵌法国进口彩玻璃，阳光一照五彩流动，孩子们称它“会发光的水”，在乡下简直是外星科技。每根梁柱全用楠木，一刀一凿雕着蟠龙海马，据说光木料运输就用了三百多条船。
最热闹的是后厨。凌晨四点，灶堂里二十口大锅一字排开，蒸、煮、炸、烤分工明确。掌勺的陈师傅混着川盐、广佛山蚝油试味，他常说一句：“刘府一餐，抵外面百家。”没人反驳。
早饭分主家与下人两条线。主家桌上是鲍鱼粥、奶皮酥、豆花甜酒；下人则是苞谷糁配咸菜，但能管饱，对当时的普通百姓而言仍算奢侈。
午宴才算真正排场。冷拼四碟，热炒八样，加一道老火靓汤与一盅莲子炖雪蛤，依立春、立夏等节令滚动替换。菜上桌先摆正，长辈动筷前谁也不敢冒失。
堂屋里偶尔能听到一句短促的提醒：“七少爷，往里坐些。”片刻后座次归位。尊卑秩序与菜肴香气一同在空气中弥漫，外人初次进门大多手足无措。
内宅是另一幅画面。十六岁的四小姐头戴镶珠百合钗，穿杭绸旗袍，脚上却仍是“三寸金莲”，走路只移莲步。她旁边两名贴身丫鬟容貌清秀，却明显带着低眉顺眼的谨慎，那眼神仿佛时刻提醒自己“不是主子”。
刘家对子女教育并不吝惜。塾师出自锦江书院，每月例银十两。晨诵四书、午习西算，少爷们写功课时，塾师常把钢笔与毛笔摆在一起，让他们感受“中西并行”。
然而富裕与自律并非必然绑定。三少爷1931年去上海读商科，带回光怪陆离的新玩意儿，于是后院悄悄开出一间烟房。檀木烟榻、景德镇瓷枕、银烟枪齐备，甜腻的鸦片味道隔着墙都闻得到。
运送少爷出门的交通工具随时代更新。最早是八抬大轿，后来换成两匹骡子拉的欧式篷车。到1937年，院里竟停进一辆二手雪铁龙，把邻村孩子看得目瞪口呆。
刘家还自备发电机。黄昏一到，厅堂吊灯齐亮，对当年习惯油灯的乡民来说，这就是白昼。电机轰鸣声在夜色里持续，很远都能听见。
孩子满月必请乳娘。府里常备三人轮流喂养，丰衣足食却与亲生孩子短暂分离。乳娘多来自贫困村落，图的是每月那几吊钱，好让家里老小能混口米饭。
每逢正月初十，府里“拜灯”最隆重。工匠架彩楼，家丁挂宫灯，丫鬟端着花灯排练队形。夜幕刚落，烟花声此起彼伏，主家穿长袍马褂站在高台俯瞰，佃户们抬头仰望，啧啧称羡却不敢多言。
待遇反差尤在账目中凸显。长工全年吃住在府，月工钱二吊，折合不到主家每日酒水的十分之一。到1940年，收租仍按“七三分”，收完粮，小半又被押进账房抵旧债，贫者难翻身。
1950年土地改革推开，刘家的五百多间房被逐步分给无地农户，原先那本膳食流水停在同年五月——最后一页写着“晚膳：炒鳝片、麻油鸡、红烧狮子头”，之后空白，再无人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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