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成都西南！三座石碑镌刻“蜀道难”||李辉|古道|成都市|李辉|石碑|碑文|蒲江|蜀道难

成都西南！

三座石碑镌刻“蜀道难”

李辉

在成都西南的蒲江与名山之间，藏着三块明清石碑。它们静立茶园深处、荒草路边，最老的已整整五百年。

三块碑，指向同一个主题：蜀道之难。

衬腰岩碑写“窄径悬空”，梭竹坡碑写“如羊肠之盘曲”，天目寺碑写：“山高陡峻窄峡，不能通便。”

但比险峻更动人的，是那些修路的人。

衬腰岩碑后，刻着三百二十个名字。有捐五十千文的监生杜廷玢，一家三代列名其上；有捐十二千八百八十文的节妇杜刘氏。修路，是全家一起积德。名字刻在石头上，让后人记住。

数百年过去，蜀道已成通途。但石碑还在，记着山高路险，记着众人的善心，记着一位妇人的风骨。

路可荒，石可朽，山可改；唯有人心向善、代代相扶，便是永不坍塌的通途。

石碑上的蜀道难

衬腰岩、梭竹坡、天目寺三座修路碑，就藏在这片云雾缭绕之地——成都平原向川西高原的过渡地带。摄影：李志军

成都西南，蒲江与名山两县交汇之处，穿过一片片茶园和森林，再沿着山路蜿蜒而行，便能寻到那三块石碑。

成佳茶乡，衬腰岩的石坊立在古道旁，高四米，宽五米，三重檐歇山顶，气势恢宏。碑额“同结善缘”四个大字，半米见方，远远就能望见。石坊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距今一百八十余年。主碑两侧刻有对联：“旅客行商同登云路，轻车快马共历亨衢”“修数百年崎岖之径，造千万人往来之途”。石坊所在的衬腰岩茶马古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衬腰岩茶马古道，一条被青石与碑文铭记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见证了成都千年的商贾云集与对外交往。摄影：王义重

长滩湖畔，刻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梭竹坡石碑体量稍小，嵌在路坎之上，不甚起眼。走近细看，横批“仁义坦途”四字已被苔藓染得斑驳，别有一种沧桑之美。

在马岭，天目寺的石碑藏在七星峡谷深处，背靠山崖，面向一条石梯古道。碑文刻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距今整整五百年。字迹已有些漫漶，凑近细看，“栽茶为业”“一年一进无违”等字样仍然清晰可辨。这条古道，当地人称为“大石梯”，和石碑均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块碑，三种来历。衬腰岩碑由拔贡彭廷扬拜撰，他是地方上有功名的读书人，后来还曾任仁寿县教谕。天目寺碑由蒲江隐士文昂撰写——此人自号“隐士”，想来是位有才学却不仕的乡贤，由他来为这条路记上一笔，正合适。唯独梭竹坡碑，没有撰文人，没有书丹人——或许就是发起修路的郑永见、李钟唫自撰自书，又或许是谁写的已不重要。反正路修成了，善人的名字刻上去了，便已足够。这种“无名”，恰恰是最民间的底色。

三块碑，由明至清，横跨三个世纪，相距不过数十里，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蜀道之难与人之克难。

问险：何“难于上青天”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诗句传诵千年，可这“难”究竟难在何处？

衬腰岩碑文的开篇，直接呼应了这句诗：“蜀国多山，与西秦毗连，栈道有连云之险，剑阁有参天之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自古为然。”这不是文人的夸张修辞，而是脚下真实的土地。蒲江至名山一带，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丘陵起伏，沟壑纵横。那些穿行其间的古道，多是在山崖上硬生生凿出来的，一侧是石壁，一侧是深渊。

三块碑对道路之险的描写，各自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

衬腰岩碑的描写最详细：“其山势险隘，窄径悬空，行旅既艰于步履，舆马更虑其颠覆。”山势险峻狭隘，狭窄的小路悬在半空，行人步履维艰，车马更担心翻覆坠落。“窄径悬空”四字，让人心惊。

雪后，梭竹坡古道碑。摄影：王义重

梭竹坡碑写得形象：“穹崖上耸，幽壑下临……如羊肠之盘曲。”头顶是悬崖，脚下是深谷，道路像羊肠一样盘绕曲折，让人仿佛看见那条细细的山路在群山间盘绕，时隐时现。碑文还写道：“以比衬腰崖黄沙坎，前人亦已平修矣，独此梭竹坡而忍其攀跻为艰。”——旁边的衬腰崖、黄沙坎，前人都已经修平了，唯独这个梭竹坡，还让人忍受攀援跋涉之苦。这句话里，藏着一份不甘：凭什么别人能修，我们这儿就没人管？

天目寺碑只有十个字：“山高陡峻窄峡，不能通便。”山高，路陡，狭窄，还有峡谷阻隔。行人走不动，马匹过不去，连正常通行都难以实现。

今日“大石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摄影：罗国建

天目寺的“大石梯”，原有六百五十六步，每一级台阶都是人工开凿；衬腰岩的“千丈云梯”，名副其实。

但这些文字透露出的，不只是地理的险峻，更是生计的艰难。衬腰岩“行旅既艰于步履，舆马更虑其颠覆”；天目寺“行人马力难便”“担夫所行亦步，身力多受艰辛”；梭竹坡碑“车则阻于转旋，马则艰于回首”。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么险，为什么还要走？为什么不绕道？

答案：主要是因为茶。

问路：因茶而生的古道

天目寺碑记录了一条重要信息：“于天顺三年将茶报入蜀国府中投纳。”天顺三年，是公元1459年。这一年，天目寺的僧人开始向蜀王府进贡茶叶。“蒙委内相官员金璋并旗军同来看守，一年一进无违。”官府派了内相官员和旗军来看守茶园，每年进贡一次，从未延误。

天目寺碑，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摄影：李辉

这条路为什么要修？碑文说得很清楚：因为“府中委差官员、人马、轿夫、担夫，所行亦步，身力多受艰辛”。贡茶使者的往来，让这条路的修缮成了当务之急。

名山、蒲江一带，是中国茶叶种植的核心区。西汉时，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七株茶树，开创世界人工植茶先河。唐宋以后，这里的茶叶经茶马古道运往青藏高原，换取战马。“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这句藏地谚语，道出了茶叶的战略地位。

“中国名茶之乡”蒲江图源：蒲江县农业农村局

天目寺的僧人“栽茶为业”，梭竹坡连接周边“乡场”，衬腰岩“上通名雅，下达新彭”——这三条古道，都是茶叶运输的必经之路。茶叶从这里走出去，换回盐巴、布匹、铁器，也换回一个家庭的生计、一个地方的经济命脉。

蜀道虽难，却是活路。所以，路必须修。不为官府，不为朝廷，只为自己。

天目寺的僧人修路，是为了贡茶能够顺利运抵蜀王府；梭竹坡的友人修路，是见“前人亦已平修矣，独此梭竹坡而忍其攀跻为艰”；衬腰岩的士民修路，是为了“旅客行商同登云路，轻车快马共历亨衢”。

问人：谁在修路

那么，路谁来修？三块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天目寺的修路，起因于一位叫金璋的内相。他是蜀王府新委派的官员，“大管茶苗进贡”。他见到“路道崎岖，行人马力难便”，便“亲书化疏，结众喜舍资财米谷，命匠用工修砌”。自己写化缘文书，集结众人布施，命工匠修砌道路。天目寺碑阴刻着支持修路者的名录：本山众僧，附近中峰寺、铁牛寺、观音寺、文殊寺、金龙庵、宝胜庵的主持、僧尼，还有来自名山、蒲江（特别提到“大王井”，这里产盐）、丹棱、眉州的信众，纷纷捐钱捐物。碑记中还记载一位“历侍六朝承奉正宋公”，听说修路，“喜舍锦缎，同助路缘”。

茶园中的天目寺，远处为老峨山。摄影：罗国建

这是一次官方倡导、民间响应的修路工程，早已跨越了天目寺一地，成为方圆数十里僧俗共举的盛事。至今，发起者金璋在当地仍有不少传说。他“敬慎谦和，素与僧道交厚”。自入天目寺，日巡茶园，夜习茶经，“尝遍历山川，择佳茗而育之”。他又在寺外掘井煮茶，待客论道，“凡遇名僧高士，终日谈宴不倦”。后来蜀王府见他年老，想召他回去，他说：“此处心安。”——他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据说他临终时，于榻中以手指茶，北望而逝。蜀王感其义，命刻卧像于石床，立石室祀之。

如今，金璋的卧像安放在天目寺后数百步的贡茶园内，当地人称作“沉睡的太监”。一个宦官，远离宫廷，在深山茶寺安度余生，最终被刻成石像，永远守着他修过的路、种过的茶。

金璋卧像，今在天目寺后贡茶园内。摄影：李辉

梭竹坡的修路，则是三块碑中最“民间”的一次。碑文记载：“今岁除道之月，适友人郑永见、李钟唫意欲修平此路，特先计夫功资，率同首事等募化仁人善士。”几位友人——非官非绅，只是寻常百姓——想修这条路，便先核算工费，率领首事，向仁人善士募化。一共筹得“壹佰肆拾伍钏”钱，承包给工匠，“不日而告厥成功”。无官府倡导，无生员牵头，只是几位朋友，一拍即合，便把路修成了。这种“草根性”，在明清民间修路史中其实更常见——只是往往不被记载。梭竹坡碑替他们记下来了。

衬腰岩的修路，规模最大，记录也最详细。

茶马古道修路碑图源：蒲江文博

碑文记载：“岁道光辛丑，里中士民等目击心维，公同商议，修造石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当地士民看到这条路破败不堪，心里惦记着，就一起商议，决定修造石梯。

从哪里修起？“自衬腰崖山脚起，由马搭湾、落坪寺至万明桥止，约有五里之地，统计千丈之长。”五里路程，千丈长度，全部铺筑石梯。

修了多久？“觅工修砌，越癸卯春，间历经三载。”从道光辛丑年（1841年）开始，到道光癸卯年（1843年）春天完工，历时三年。

花了多少钱？“路约千寻，费逾四百。”工程费用超过四百钏。钱从哪里来？“首事八人，倡捐百数十千，募化众姓助资二百余钏。”

这八位首事是谁？碑后的捐资名单确切告诉了我们其中七位的姓名：程廷昌、刘仲元、任天应、任天春、杜廷玢、杜槐三、杜镇襄。其中任天春、杜廷玢是监生，杜槐三是廪生，杜镇襄是武生——皆有功名在身的地方精英。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取得生员资格，便跻身士林，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免役特权，也因此被乡邻视为“知书达理、可信可靠”之人。修桥铺路这类公共事务，往往正由他们出面牵头。

他们并非只出钱。碑文记载了他们的捐款方式，很有意思：

“领首程廷昌缘妻邹氏男步銮侄步蟾步云步杨步堂步高除募化自捐弍十六千五百。”程廷昌，连同他的妻子邹氏、儿子步銮、侄子步蟾等，除了募化来的钱，自捐二十六千五百文。

“监生领首杜廷玢缘妻曹罗氏男召棠魁梧缘妻赵文氏缘妻赵氏孙文生蓂培杰彭蓉若喆祝菁藩杓渐苓除募化自捐五十千文。”这一长串名字，是杜廷玢和他的妻子曹氏、罗氏，儿子召棠、魁梧，儿媳赵文氏、赵氏，孙子文生蓂、培、杰……整整一家三代，自己捐了五十千文，为所有首事中捐资最多的。

这种“缘妻某氏”“缘男某某”的写法，让我们看到：修路从不是一人之事，而是一家之事。丈夫出头，妻子支持，儿子参与，甚至儿媳、孙子都列名其上。在那个时代，修桥铺路是积德的事，全家一起捐，全家一起积德。

除这八位首事外，还有两位监工兼会首：王开伦、彭登文，“募化外各捐钱弍千文”。还有一位会首杨万聪，“募化外自捐钱伍百文”。

另有堪舆（风水师）刘玠，石匠高国卿、姜在亮、马国林，地主十一人——其中一位叫沈仲位，还有一位姓彭，其余九人姓名已磨灭。

图源：AI生成

这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团队。发起人、募捐人、监工、风水师、石匠、地主，各司其职。无官府强征，无朝廷拨款，全凭民间自发组织、自筹钱款、自行施工。

这就是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地方士绅凭借其功名与声望，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共事务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们了解本地的情况，有号召力，也愿意出头。遇到修桥铺路这类公共事务，便“目击心维，公同商议”，再分头募化，集腋成裘。

问众：三百二十人的功德簿

衬腰岩碑的捐资名单，密密麻麻刻满了左右两块辅碑。细数之下，有名字可考的捐资者，共三百二十人，涵盖六十四个姓氏——上文中的那八位首事，亦在其中。

这三百二十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有官员：县令康文蔚“捐银一封”，典史王承华“捐银一封”，驻防蒲江汛司厅王福安“捐银一封”。他们代表官府表示支持，但修路的主导权始终在民间。

有生员：贡生张步峦，廪生杜槐三、庞腾阁、龚子京，监生任天春、杜廷玢、郭洪升，文生杜蓂、杜衡、龚步扬、何卓、刘嗣尧、吴江，武生任忠和、杜镇襄、蒲照麟、何飞龙、何锡川、李超伦、李观阶、刘凤林——二十一位有功名的人。他们是地方社会的精英，也是修路的骨干。

有吏员：刘华、江文辅。他们是衙门里的办事人员，也捐了钱。

有商人：陈万兴、卢万成、弥兴盛、悦兴……这些带“兴”“盛”“和”字样的名字，多半是商铺的字号。

有普通百姓：陈现玉、刘朝鼎、傅天相、任联芳、卢帝佐……他们捐的钱不多，有的两千四，有的两千，有的只有四百文。但他们都留下了姓名。

还有妇女：车徐氏、杜刘氏、车张氏、车彭氏、杜徐氏、杜罗氏、彭万氏、廖杨氏、郑徐氏……她们以“某门某氏”的方式出现在名单上，代表着那个时代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唯一途径——通过丈夫或儿子的名义。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旌表节妇杜刘氏，堪称明清时期民间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典型代表。

衬腰岩碑捐资名单，右一为杜刘氏携子孙捐资记录。摄影：王义重

碑文记载：“旌表节孝杜刘氏男承宗继宗嗣宗孙文生衡捐钱壹拾弍千八百八十文。”她捐的钱在所有普通捐资者中是最高的，是其他人捐款的五倍以上。即便算上几位全家合捐的首事，数额亦跻身前七。

这位杜刘氏是谁？光绪《蒲江县志》有她的传记：“邑处士杜廷相妻，年十二于归，十五岁夫故，氏抚子承祧，孝敬翁姑，本邑新修考棚捐银二百两，子嗣宗议叙八品，孙衡列邑庠，寿九十，请旌。”

光绪《蒲江县志》关于杜刘氏记录

十二岁出嫁，十五岁守寡。十五岁，放在今日仍是少年。在成佳开展田野调查中，我听到了更多关于她的故事：她的丈夫杜廷相，是父亲杜恺元的第四子，上面还有三位兄长。丈夫去世后，三位兄长各过继一个儿子给她，便是碑文中的承宗、继宗、嗣宗。前文提到的监生领首杜廷玢，正是她的二伯。

原来，碑文上那“一家三代”的名字背后，是这样的身世：一个十五岁守寡的女子，由三位伯兄各过继一子，抚养成人，终得旌表节孝，高寿九十。她做到了——儿子们长大成人，孙子杜衡还考中文生，名列县学。

更难得的是，她晚年两度巨资捐献：一次是为蒲江新修考棚捐银二百两，一次就是这次修衬腰岩的路，捐钱十二千八百八十文。

长滩湖畔，杜廷相与杜刘氏合葬墓，左侧为杜继宗六世孙杜张明才。摄影：李辉

今天，在杜继宗的六世孙杜张明才的引领下，我们在长滩湖畔寻得杜廷相与杜刘氏的合葬墓。这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大墓。墓碑上刻有一联：“清节世传冰雪古，皇恩坊建史书长。”——清白节操世代相传，堪比冰雪坚贞；皇恩建坊旌表，事迹载入史册，流芳久远。

这是后人对她的追念，也是她为自己挣来的不朽。她凭何积攒如此巨资？又为何一次次慷慨解囊？碑文未言，县志未载。

但我们可以想见：她从苦命寡妇，成长为受人敬重的节妇，这一生本就是一部坚韧的人生史诗。碑文中的十二千八百文，县志中的二百两银子，数字的背后，是她为自己挣来的名字。在那个女性难以留名于世的时代，她留下了。她的名字，与路旁青石同在，与修路功德共存。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捐资者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天目寺碑说得明白：“恐失后修舍财者之心，理合再碑。”——怕后来的人忘记了这些舍财修路的人的心意，所以应该再立一块碑。

梭竹坡碑亦言：“宜其立名不朽，永垂万年。”——应该让他们的名字不朽，永远流传。

衬腰岩碑虽未明说，那密密麻麻的人名，本身就是答案。

刻名，是一种道德表彰，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姓名刻于青石，便意味着这份功德为天地见证、为后人铭记。纵使肉身腐朽，姓名仍在，善行仍在，福报仍在。

这种观念，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报”的逻辑——做好事会有好报，刻下名字就是一种见证。同时也是“义”的逻辑——修桥铺路是义举，参与义举的人值得被记住。

问心：人心即是通途

蜀道有尽，人心无疆；石碑有痕，功德无量。这便是石碑的意义：它不只是记录，更是表彰；不只是铭记，更是传承。数百年后，我们读着这些姓名，仍能感受到那份“同结善缘”的温热。字迹会模糊，石头会风化，但那份心意，穿越时空，依旧动人。

天目寺的路，修于明正德十五年。衬腰岩的路，修于清道光二十三年。梭竹坡的路，修于清同治十二年。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三百多年间，蜀道上的脚步声从未停歇。每一代人都在修前人的路，也在为后人修路。

衬腰岩碑上有两句话，写得最好：

“修数百年崎岖之径，造千万人往来之途。”

这就是石碑上的蜀道难——不是叹息，是行动；不是畏途，是通途。

如今，站在衬腰岩的石坊前，还能看到当年修路的遗迹。石阶还在，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光滑。茶园还在，春茶每年都发新芽。天目寺的大石梯已经荒废了，杂草从石缝里长出来，石碑上，“栽茶为业”几个字依然可辨。那尊卧像还在，金璋还在那里，沉睡五百年，守着他修过的路。梭竹坡碑旁，偶有村民路过，驻足看一眼横批“仁义坦途”，又匆匆离去。他们或许不知，这四字出自一百五十年前一次民间募修，出自几位寻常友人的一念初心。

如今蜀道，天险已通，高速纵横，高铁穿梭。古道隐于山林，石梯没于草木，当年车马崎岖之险，早已化作平川坦途。唯有三块石碑，静立山间，风雨不蚀。它们不语，却记着数百年山高路险，记着众人的善心，记着一家一户的守望，记着一介妇人的风骨，也记着一个宦官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