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中国南方边境打响。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中国军队
战争的影响，很快就波及到位于珠江口的东方之珠——香港。
彼时的香港社会各界，对于这场战争，是什么反应？
首先我们来看掌控舆论的新闻媒体界。
上世纪70年代末的香港，弹丸之地竟然有70多家报纸，左中右派系林立，是名副其实的“言论橱窗”。然而，当越南排华和边境挑衅的消息不断传来，不同政治光谱的报人，在民族大义面前发出共鸣。
一时间，香江纸贵，议论沸腾。
反应最强烈的，当属作家金庸先生主持的《明报》。
2月19日，《明报》社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见报。在这篇社论里，作者把中国军队比作路见不平痛殴暴徒的鲁提辖：
“好像街头有暴徒欺侮妇孺老弱，有人看不过眼，将暴徒痛殴一顿。”
文章指出，越南侵柬在先，各国都不以为然，中国教训它一下，大家都觉得应有此报。
到3月2日，当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明报》再刊评论《无畏精神，值得喝采》，称此役是“反霸的一雷”，中国用事实证明了担当反霸旗手的魄力。
评论分析，当时苏联若真敢报复早就动手了，中国选此时机“打狗给主人看”，解除了南北夹击的梦魇，也稳住了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军心。
看到这里，想来《明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持什么立场，已经不言自明了吧？
出人意料的是，连有国民党背景的《华侨日报》也站了出来，支持对越自卫反击战。
《华侨日报》的主笔徐复观，是知名儒家学者，当时也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他在文章中剖白：
“数十年来，我敢与毛主席等为敌，却决不敢与自己的国家民族为敌。”
他称赞中国在攻下谅山、居高临下时毅然撤兵，是“示天下以信”，真正打出了“泱泱大国之风”。
属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当然全力支持自卫还击，但在市民中反响最大的反而是中间报刊的社评。
港英政府是什么态度呢？
他们面对战争的爆发，如履薄冰，既不开罪北京，也不引伦敦猜疑。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在硝烟未散时，当即访问北京，首开在任港督拜会中国领导人之先河。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新界租约，务实地维系着双边关系。
麦理浩
至于学术界，则相对比较冷静，分析战争爆发背后的根源。
浸会大学专家杨达指出，越南1975年统一后即大规模排华，从南方富裕华商到北方华侨无一幸免；同时中越在西沙、南沙还存在领土纠纷。
他毫不避讳地比较双方战力：
“解放军刚走出文革阴影，经验不足，而越军缴获美军装备，又有苏联援助，所以攻谅山等地时付出了沉重代价。”
香港工商界的姿态最低。
此前，许多香港商人在越南投资设厂的，受到排华风潮冲击，1977年“净化边境”已让他们血本无归。
战事爆发后，他们关心的不是政治上的对错，而是如何保全仅剩的利益。
时任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多年后总结：“在越南从商，愈低调愈好。”
对于占大多数的香港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与这场战争相距最近的是潮涌而来的华侨难民。
在越南排华风潮的冲击下，许多被越南驱逐的华侨乘船涌入香港。香港被指定为“第一收容港”。
那时候，临时难民营遍地都是，教会、东华三院等慈善机构公开筹款，购买粮食药品。
市民对华侨同胞多表同情，毕竟“血浓于水”。他们还用一份善款，留在家门口的难民营里，安抚了苦难的同胞。
上世纪70年代香港街头的市民
那份背井离乡的痛，港人最能感同身受。
1979年3月6日，一位香港市民写信给解放军伤病员：
“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你们肩负祖国人民的重托……”
言词朴素，却透着民间的真实牵挂。这份牵挂，胜过万言宣言。
比信件更具体的，是一个人与一本书。
王志军，当年解放军里唯一有记录的香港籍战士，亲身潜入枪林弹雨。战后他写下《1979对越战争亲历记》，记录血火点滴，更把售书所有利润全数捐出，帮补伤残和贫困战友。
这位香港子弟，用最实在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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