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一世界。
《五月天》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刘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群岛图书，2025年1月版）中
爱尔兰女作家露西·考德威尔（Lucy Caldwell）的短篇小说《五月天》（Mayday）讲述了一个女大学生服下堕胎药的故事。北爱尔兰地区的法律在2020年之前不允许堕胎，这位女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法律的风险，同时也在内心深受来自宗教与传统禁令的煎熬。这部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情绪强度击穿了性别和地域的边界，让来自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体会到恐惧、伤痛和羞辱。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示了其中最可怕的部分——刻在她无意识中的禁令。
小说开头，是四月的最后一天。“十天后，包裹终于来了。”她吞下包裹里的药片后，一段回忆浮上心头：十一岁，作为新教徒的她去跟天主教徒孩子们一起领圣餐，她因为咀嚼了牧师放到她嘴里的圆饼（某些地方天主教的非正式规定，这个圆饼要含到化开而不能咀嚼），又无法到天主教堂忏悔，被其他孩子说要下地狱。
咽下圆形的东西，然后下地狱——她的无意识偏偏找出了这段记忆让她看。她早在儿时就被刻下了种种禁令。这些禁令，比法律更直接、更强烈。
后续文段中，妈妈的短信勾起了她的另一段回忆：童年，她去探望奶奶，在奶奶病房甩着头，展示自己因夏季虱子流行刚剪短的头发。奶奶的牧师看到后，严厉地训斥了她。那位牧师说：“年轻女士的虚荣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它根深蒂固，而东西一旦长歪，就无法让它变直了。”
如果以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理论看待这两段回忆，它们像是她被刻上禁令时留下的回声。对于孩子来说，牧师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他占据了“大他者”（Autre）的位置，向她宣读禁令。它们并非偶然显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它们像在替代什么——替代那条真正困扰着她的、她已经违反的禁令。
我们还可以沿着拉康的思路更进一步。拉康曾说，“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一个人的无意识不是她的私人密室，而像是堆满了他人杂物的公共空间。
露西·考德威尔，生于1981年，作家、编剧，曾获得爱尔兰文学鲁尼奖、BBC英国短篇小说奖等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她随手翻开《诺顿选集》，被一首叙事诗中的“荡妇”“换生灵”（一种西欧传说，精灵、妖魔等偷走人类婴儿，再留下一个外形相似的替代物）等词刺伤。“她想，再没有什么东西是中性的。再也没有了。”当她被词刺伤、觉得没有中性词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能会以为是她自己在批评自己，或者说，“她内心的批评者人格”在批评她。但不是这样的。那个借着各种词汇批评她的，是大他者的声音。大他者内在于她却又不属于她，是一套先于她而存在、随着成长进入她内部的秩序。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思考”那些禁令。它们早已写在她的无意识中，支配着她，随时运作。由于无意识禁令的存在，她首要的对手不是网络警察或匿名举报者，而是大他者。然而，她并没有在此止步。她内心里说话的声音不止一个，禁令仍在运作，但至少，在这一刻，她没有把决定权完全交出去。
小说写道，第二天，她早早醒来，走到镇上，“这是五月的第一天。五月天，她想。她记得手册上说过，你必须连说三遍。五月天，五月天。”连续的三次“五月天”（Mayday）是国际通用的无线电通话遇难求助信号，这个词同样被她的无意识拣选出来，她却没有向任何人求助。
从镇上回来，她吃下了剩下的药。她检查自己的情绪，发现其中并没有负罪感和悔恨，有的只是害怕被发现的恐惧、错误怀孕的悲哀和压倒性的解脱感。她暂时克服了那个大他者的声音，没有因为自己的反抗而产生负罪感。禁令依然存在，但这一刻，她先手行动了。
药物不一定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小说的最后，她开始出血。她坐在马桶上，在心里背诵着网页上的说明，像是在祈祷，祈祷自己能“成为那些幸运者中的一个”。她不是什么盖世英雄，不是要做什么惊天伟业，却不得不在生活中隐秘的角落，为了一件关键的小事拼尽全力、赌上运气。然而，很多时候，真正让人心碎的，恰恰不是英雄的末路，而是这种无人知晓的反抗。
（怀剑，自由撰稿人，哲学爱好者，关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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