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4日，美国某家医院，53岁的赵劲闭上了眼睛。
从确诊癌症晚期到离世，前后不过一个月。
消息传回国内，很多人这才知道——原来赵丹还有个儿子，原来他一直在美国，原来他过得那么难。
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星二代，最后穷死在异乡，这件事，值得认真说说。
1960年，上海。
赵劲出生了。
父亲是赵丹——《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林则徐》《中华儿女》，随便拎出哪一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
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这个人，站在中国影坛，就是一座山。
母亲黄宗英，演员出身，后来转型做作家，同样是圈内响当当的人物。
两个人加在一起，这个家庭的起点，比绝大多数人高出不知道多少个台阶。
但赵劲的童年，和"高起点"三个字没什么关系。
家里孩子多。
赵丹和黄宗英还收养了著名演员周璇的两个儿子周民、周伟，再加上赵丹前妻所生的赵青、赵矛，家里热闹是热闹，可轮到赵劲，父母根本顾不过来。
他是跟着外婆和保姆洪雪珍一起长大的。
特殊历史时期一来，家里的天塌了半边。
父母被卷进去，哥哥姐姐陆续下乡插队，赵劲年纪最小，留在上海，身边只剩保姆。
他是"特殊成分"子女，在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那些年，多少同龄孩子因为家庭出身被排在人群边缘，赵劲也不例外。
老师的眼神，同学的态度，那种冷遇，是真实落在身上的，不是长大后回忆里才有的矫情。
你说他有多委屈？有。
但他把委屈压下去了，憋成了一股劲，藏在心里，等着哪天用。
父亲赵丹，不是那种会帮孩子铺路的人。
他自己走过太多弯路，受过太多苦，骨子里认定一件事：艺术没有捷径，靠别人搭的台子，迟早塌。
他对赵劲的态度，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行，就自己考进去；你不行，别来找我。
这话，赵劲听进去了。
1978年，恢复高考。
赵劲做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赵丹和黄宗英都不支持。
两个人一辈子在影视圈里摸爬滚打，见过太多人被这行磨碎，不想让儿子重蹈覆辙。
他们甚至没有动用任何关系，觉得儿子大概率考不过，碰一次壁，死了心就好了。
结果赵劲考进去了。
笔试、面试，全靠自己，最终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成绩还排在前列。
那届同学里，有陈凯歌、胡玫、李少红、彭小莲——这一届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核心阵容，赵劲就在其中，是同学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进了北电，他比任何人都拼。
专攻剪辑技巧，反复打磨分镜头，几乎天天泡在练习室。
别人去谈恋爱、去玩，他往剪辑室里钻。
周末别人睡懒觉，他一个人坐在放映厅里反复看同一部片子，拆镜头，分析调度，记在本子上。
不是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大概也说不清楚，就是不服气，就是不想让人觉得他是靠父亲的名字进来的。
那种较劲，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是真的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但大二那年，一件事击垮了他。
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胰腺癌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
赵劲还没毕业。
父亲走得匆忙，走之前，父子俩能坐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屈指可数。
赵劲念书的这几年，父亲病情在加重，他课余时间经常去医院探望，两个人坐在病房里，聊电影，聊创作，聊那些还没来得及做的事。
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在同一个行业里和父亲相遇，父亲已经不在了。
这个打击，是真实的。
但它没有把赵劲打垮，反而让他更清醒。
父亲不在了，就更没有理由借父亲的名字走路了。
他在心里把那扇门关上，只剩一条路：靠自己。
1982年，赵劲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从副导演做起。
第一步，踩得踏实，没有走捷径。
进了上影厂，赵劲没有闲着。
他先当演员。
眉眼间神似父亲赵丹，气质沉稳，加上北电四年打下的底子，接到的资源算不上差。
他参演了《青衣》《茶馆》等作品，观众记住了这张脸，但他自己清楚，演员不是他最想做的事。
他要当导演。
这个目标，他一直没放下。
从副导演开始，一点一点往前挪。
他执导了《雷锋》，没有刻意拔高，没有喊口号式的处理，用新的叙事视角把人物拍得踏实、真实，观众看完觉得是个人，不是神，这在当时算是新鲜的。
《会飞的花花》，儿童视角，温情叙事，把生活里那些细小的东西拍出了重量，业内拿奖。
《没有硝烟的战场》，特殊年代背景下的人性拉锯，镜头语言里有他自己的风格，不媚俗，不讨巧。
圈内人开始认识他，认可他的口碑在慢慢积累。
这条路走下去，不是没有前途，但他走得太慢，也太轴。
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市场变了。
商业大潮涌进来，资本开始主导一切，流量、票房成了衡量一部戏的唯一标准。
越来越多的导演转向，去拍能赚钱的东西。
有人来找赵劲，送上门的商业合作不少，他一个接一个地拒了。
他不是不知道这条路能赚钱，他就是看不上。
流水线的剧本，他不拍；迎合市场的快餐作品，他不做。
这种态度，让他在大众里默默无闻，却让专业领域里的人记住了他。
但口碑，换不来创作空间。
国内影视环境越来越商业化，他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他开始觉得憋屈，觉得待不下去了。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画家被困在流水线工厂里，每天做的事情和自己想做的事情越来越远，离得越来越远，人就越来越空。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去美国。
1990年前后，赵劲出发了。
他考上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戏剧电影电视系，是自费留学，没有任何家庭资助。
父亲早已去世多年，没留下遗产；母亲黄宗英自顾不暇，那些年官司缠身——养子周伟将她告上法庭，要求归还生母周璇的遗产，法院判决黄宗英败诉，赔偿七万多元人民币，家底几乎被掏空。
赵劲到了美国，口袋里没多少钱，脱下了"赵丹儿子"这件外衣，和所有普通留学生一样从零开始。
在UCLA，他拼命学。
好莱坞的工业化制作流程、先进的导演技法、剪辑理念，他像海绵一样往脑子里装。
为了交学费和生活费，餐厅服务员、剧组打杂，什么活他都干过。
那段日子苦是苦，但他没觉得苦——他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1991年毕业，哥哥姐姐都在美国，他决定留下来。
留下来的代价，比他预计的要重得多。
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飞到洛杉矶，一家人先住在姐姐赵桔家里。
赵劲是自费留学生，没有积蓄，妻子也是普通工薪家庭出身，两个人加在一起，在洛杉矶，只能算是穷人。
外面那些人以为：赵丹的儿子，在美国生活肯定不错吧？
不。
赵劲一家，在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中等偏下。
后来一家人咬牙贷款买了房子，月供、房产税，每个月的账单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
妻子节省到极致，平时收集报纸上的折扣券，去超市换免费的洗衣液、香皂；买菜货比三家，只买最便宜的。
生了病不敢进私立医院，去公立医院排队，有时候一排就是两三个月，小病靠扛，不到万不得已不花这个钱。
事业上，他也碰壁了。
好莱坞没有他想象中包容。
那个年代，华裔导演在好莱坞几乎没有话语权，不是没人尝试过，是一次次撞墙撞回来。
赵劲拍过独立电影，打磨剧本，哪怕之前在国内拿过奖，也没有人愿意投资他的作品。
当导演，难；演个小配角，也越来越难。
好莱坞认的是商业逻辑，不是艺术口碑，而他偏偏两样都给不了投资方想要的东西。
这一撑，撑了将近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他没有放弃创作。
即便在最难的时候，他还是在想拍什么、怎么拍。
同行们说，晚年的赵劲只要遇到聊得来的人，话匣子就打开了，讲剧本，讲人物，讲镜头，那种眼神，和年轻时候没什么两样。
钱没了，可以再想办法；但这口劲要是散了，这个人就真的散了。
他清楚这一点，所以死撑着。
然后，癌症找上了他。
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没有人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症状的。
他是那种能扛则扛的人，身体出了问题，先不声张，先硬撑。
背后的逻辑不难猜：去医院要花钱，检查要花钱，治疗更是无底洞，而他，根本没有这笔钱。
等到实在撑不住，被人送进医院检查，才知道已经晚了。
从确诊到离世，不过一个月。
据说在病床上的最后那段时间，他还在和身边的人聊创作，聊还没拍完的想法，放不下，也来不及放下了。
2013年12月4日，美国某家医院，53岁的赵劲走了。
很多人这时候才知道，赵劲是赵丹的儿子。
更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美国，过得一直不容易。
那个他们以为衣食无忧的"星二代"，其实早就负债累累，早就一个人扛着所有，一声不吭地扛到了最后。
赵劲不是没有天赋的人。
北电同届，陈凯歌后来拍了《霸王别姬》，李少红执导了《大明宫词》，顾长卫拍出了《孔雀》。
他们每一个，都成了中国影坛绕不过去的名字。
赵劲，没有。
他的名字，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
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资料里，他的毕业作品被列为核心教学案例；他执导的《雷锋》《会飞的花花》《反黑使命》，在经典频道被反复播出；同行们提起他，用的词是"尊重"，不是"可惜"。
这两个词，差了很多，但前者比后者更难得。
有人会说，他的失败是自找的。
好牌不好好打，放着资源不用，非要往死路上钻，最后落得这个下场，能怪谁？
这话有道理，但也残忍。
人不是机器，不是把所有变量算清楚之后再做决定的。
赵劲的每一步，都是他那个时刻能做出的最真实的选择。
他不愿意靠父亲铺路，不愿意拍烂片赚快钱，不愿意在一个让他喘不过气的环境里将就下去——这些"不愿意"，一刀一刀割掉了他本来可以抓住的那些机会。
但换一个方向想：如果他妥协了，他还是赵劲吗？
他这一辈子，顶着"赵丹儿子"的光环出生，却把一生都用来摆脱这个标签。
不攀附，不妥协，不随波逐流。
父母给了他一手好牌，他没有打出父母预期的结果，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打完了这盘牌，输了，但没有悔牌。
有人说他糊涂——放着国内的资源不用，非要去美国受穷，最后客死异乡，图什么？
也有人说他清醒——他从来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是现实比理想更硬，他没能赢。
但赵劲大概不会用"赢"或者"输"来评价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一直在做一件事：不想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想靠自己的作品说话。
这条路，他走得孤独，走得艰难，也走得彻底。
2013年12月4日，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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