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这场市政治理时刻，究竟会建立并改造出怎样的权力与团结，取决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公民基础设施的重塑，是否真正由参与式民主来引导。
如今，做一个纽约人，确实令人振奋。过去一年里，数以千计的人被一种更公正城市的愿景动员起来：在这样的城市里，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中心不是那1%的人，而是普通民众的利益。
这一愿景所推动的，是一座负担得起的城市。在这里，公共基础设施不再意味着忽视、排斥或伤害，而是成为肯定生命的制度安排，并建立在参与式民主原则之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居民，能够直接参与决定那些支配他们生活的公共政策。
这是一幅动人的图景。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座长期受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困扰的城市里，这种愿景更显珍贵。它借鉴了所谓“新市政治理”或“激进市政治理”的模式，也吸收了巴塞罗那、杰克逊、阿雷格里港等城市在大规模治理与共同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
纽约市这场市政治理时刻之所以特别，首先在于它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它是一座全球城市，是全球金融中心；是全球北方的一座大都会，处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带，也是华尔街所在地；同时，它又是一座长期被不均衡发展和不平等所定义的城市。
这座拥有全球最高财富集中度的城市，依赖的是一支只有33%劳动者拥有“好工作”的劳动力队伍。所谓“好工作”，是指工资足以维持生活、全年全职就业、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并且工作条件安全。超过四分之一的纽约人陷于贫困，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处于经济脆弱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西斯主义也在加剧。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两党共同推动的一个项目，也就是露丝·威尔逊·吉尔摩所说的“反国家型国家”：一方面，企业利益和私有化方案被系统性扩张；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福利权利和公共服务不断收缩，同时，警务、监控和惩罚越来越深地嵌入几乎所有尚存的公共领域。
一方面，激进市政治理重新把公共基础设施放到中心位置，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重要转向：它背离了新自由主义式的“消费者公民身份”逻辑。一个近例是，纽约市公立学校前总监卡门·法里纳曾把家长称为教育局的“客户”。
但另一方面，纽约的财富本身，正是其长期、结构性的阶级与种族不平等的一部分。这也给重振公民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了真实挑战：究竟会建立并改造出怎样的权力、怎样的公共领域，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如何确保，一座更公正城市的承诺，真正而积极地由那些纽约人来引导，而不只是“被他们提供参考意见”？这些人长期以来对“公共”的体验，深受“有组织的遗弃”历史影响——也就是国家与私人资本有意撤资，并由此塑造特定地方的过程；他们也长期承受着“反国家型国家”带来的伤害、排斥与暴力。
很多时候，人们所捍卫的并不是一所“失败的学校”，而是一个让他们得以建立社区、实践照料的地方；即便在国家撤资之中、也在国家撤资之下，他们仍在这里创造意义，维系集体生活。
激进市政治理的潜力，在于激活协商空间，培育人们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力，并拓展公民实践。但这一切必须以塞琳娜·苏所理解的“认知正义”为指引，也就是“主动追问，哪些知识体系被算作专业的、理性的和值得重视的”。
认知正义不能只停留在“咨询意见”的层面，而必须实实在在地塑造协商空间本身。苏指出，如果缺少这一点，协商空间就有可能延续既有的不平等。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如今已广为人知的纽约市第三区社区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暴露无遗。当时，纽约市立大学教授艾莉森·弗里德曼针对一名反对自己学校被关闭的八年级学生发表了种族主义言论，而这些话被现场未关闭的麦克风录了下来。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弗里德曼的言论并不是孤例，而是这个学区“换汤不换药”的一个典型表现。
这个学区是全市隔离最严重、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我曾在这里与他人一起，推动低收入有色族裔家庭在争取公正、平等公立教育的过程中建立力量、组织能力和领导力。
在这里，“关切教育的家长”公开表达种族主义的场合不计其数。有时是在正式陈述中，有时是在场外的随口评论里。大多数时候，这些言论并不会登上新闻标题。
而在那样的环境中——无论是社区教育委员会会议、学区会议、社区委员会会议，还是校内会议——贫困和工薪阶层的有色族裔家庭经常被告知，他们并“不理解”自己的处境，或者“可能误解了”自己的经历。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因此被轻易否定。
弗里德曼的话传递出的也是同样的意思：那名反对学校关闭的学生，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处境；而按照她带有种族偏见的逻辑，这名学生也不可能理解自己学校共同体的价值。
学生、教师、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早已认识到，并长期抵制学校关闭，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种剥夺、种族暴力、侵入和驱逐机制。
很多时候，人们所捍卫的并不是一所“失败的学校”，而是一个让他们得以建立社区、实践照料的地方；即便在国家撤资之中、也在国家撤资之下，他们仍在这里创造意义，维系集体生活。
在当下这场市政治理时刻，我们既需要重振协商空间，也需要重新审视这些空间。詹保罗·拜奥基、苏玛西·库马尔和塞琳娜·苏指出，纽约市拥有一套庞大的公民参与基础设施，包括社区教育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公民参与委员会等。
但他们同时评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浅表的、缺乏协调的、碎片化的，而且只是象征性的。纽约人有充分理由对那些最终毫无结果的征询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结构进行一次全面审视，目标是重新赋予其用途并使其恢复活力，而这一过程应由社区组织者及其组织的知识和经验来引导。
因此，那场在冬季会议上迅速传播开来的事件提出的问题，不仅是这种言论是否应被容忍，更在于：我们如何有意识地改造社区教育委员会以及其他本应激活参与式民主的基础设施，使它们不再是反复确认和延续不平等的场所，而成为能够打断紧缩政策所造成、并通过学校关闭机制化实施的长期暴力的地方。
要做到这一点，那些亲历过这种暴力的人，他们的声音、经验和分析必须真正进入其中，被视为可信，并被置于优先位置。
要改造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民基础设施，既需要深厚的地方性知识，也需要明白这些空间并不是静止不变的。邦妮·霍尼格提醒我们，公共之物——图书馆、学校、医疗和住房——以及治理它们的公民基础设施，都是“承载环境”。
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得以再生产的容器，比如确保所有学生在冬天都有保暖外套，确保超声乳腺检查人人可及，确保公共住房和补贴住房里的照明和供暖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争论之地，人们在其中争论民主、公民身份以及我们尚未被决定的社会关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
激进市政治理提供了一种改变这种结构的可能，也让露丝·威尔逊·吉尔摩那句判断有了现实指向：“废除不是缺席，而是在场。”
这句话提醒我们，问题不仅是拆除什么，更是要建设什么——建设那些肯定生命的实践、结构、制度和实验。那些在结构上被边缘化的社区，其视角对于判断何种“在场”是必要的至关重要：它们不仅能帮助我们描绘伤害如何运作，也能帮助我们判断，需要什么样的替代方案，以及哪些替代方案有可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警务改革联合社区组织与纽约市立大学公共科学项目共同发布的报告《我们理应安全》。
这项项目建立在参与式行动研究基础之上。其领导团队包括来自过度警务社区的、由成员主导的警务改革联合社区组织成员机构；项目立足于长期关系，也建立在对警务多层次伤害的理解之上；其共同原则则是：那些被高度警务化的社区，必须处在我们理解并重新想象安全与伤害问题的中心。
报告中的故事和经验，以令人痛切的方式揭示了警务暴力，同时也把参与者复杂而完整的人格置于中心。这些内容并不只是轶事，而是分析本身，是理解何种警务替代方案——并且这些方案必须建立在具体地方的历史与现实之上——才可能真正带来转变的重要洞见。
而这些故事中还包含着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弄清所谓“成功干预和重要服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无法真正把警务与社会服务供给拆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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