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侯镜如曾经登报寻找组织无人回应，直到16年后遇到陈赓才明白原因
1931年4月的上海滇池路，阴雨压城。顾顺章在租界警署留下那份密密麻麻的名单后，地下交通员整夜搬运文件、转移住处。几小时内，二十余处联络点被迫弃用，大批同志向苏区、向海外分散。那场骤然收紧的风暴，直接切断了许多暗线，其中便有黄埔一期生侯镜如。
河南平原当年多灾，军阀更迭不息，农家子弟若想跳出命运，读书或从军几乎是唯一出口。侯镜如1919年离乡赴开封念省立留学预备学校，本来计划考取庚款留美名额。只是1924年春，黄埔军校在上海设初试点，国共合作的气氛扑面而来，河南青年们口口相传“读书不如从军，一枪一书包，北伐能救国”。侯也动了心，他走进考场时才二十二岁。
在广州复试等待名单公布的那几天，他遇到招生组长周恩来。黄埔讲求阶级觉悟，周恩来向新生强调：“打倒军阀，不只靠子弹，更靠信念。”这一句话，让侯暗暗记下。1926年春，他在周恩来与党组织的见证下宣誓入党，随后随校编入东征部队，旋即投入北伐。东江战斗打完，他已是第十七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表面身份国民党军官，实则执行渗透任务——这种双重角色是那一代“黄埔共产党员”的普遍写照。
1927年2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侯以“探亲”为名请假奔沪，配合工人纠察队守闸北。清晨的江湾路枪声骤紧，他肩头中弹，被同志拖回租界医院才捡回一条命。两个月后“四一二”血雨腥风铺天盖地，城市党组织损失惨重。八七会议确定“上山打游击”方针，侯受命返豫，将散落的河南革命力量收拢。然而刚到开封不久，地方警备司令部即以“通匪”名义将他逮捕，关押十八个月。狱中同号的安子文日后回忆：“他一句口供没交，只是说自己是普通参谋。”
获救后他按照上级指示南下香港，再度进入华南局编制。任务完成，自觉仍需与中央接线，他于1931年秋回到上海，却发现原先熟悉的巷口已布满暗桩。情急之下，他在申报登出一则“寻兄启事”，落款“侯治国”。短短数行暗语，请昔日联系人在法租界某咖啡馆出现，连续守了三晚，无人赴约。那时的他并不知道，几个月前顾顺章叛变，原有联络体系被迫整体挪移，任何陌生招呼都可能是陷阱。组织宁肯失联，也绝不冒险暴露残存网络。
失去坐标的侯镜如随即把目光投向民族危亡。1933年，吉鸿昌在北平组织抗日同盟军，缺少熟悉正规军编制的干部，侯被黄埔同学引见过去。随后的松沪、台儿庄、徐州会战，92军第21师十几次补充兵员，他却硬是把队伍维系在抗日前线。1943年，蒋介石授其中将军衔，升任92军军长。有人揣测他“青云直上”，但每逢整肃会议，他总是沉默，以不持异议换得行动自主空间。
全国抗战胜利后，北平成为国共和谈试验场。1945年10月，军调处在北京饭店成立，侯奉命担任警备司令。一天傍晚，他接到通知去迎接国共双方代表。长廊转角处，他与多年未见的周恩来擦肩而过。周停下脚步，轻声道：“老同学，一切都在心里。”寥寥七字，恰如密钥，打消了侯多年的疑虑。当晚，一封写有“李介人”三个字的纸条悄然递到他的晚餐盘下，新的联络恢复了。
1948年秋，东北战局风云诡谲。锦州是关内关外的门闩，蒋介石急令第九兵团与第十七兵团北上增援，妄图合围塔山。侯镜如此刻统率的正是十七兵团，十万余人。一纸加急电报从北平送至指挥部，他才得知解放军即将策动总攻。军事会议上，参谋嚷道：“再不动身，锦州就危了！”他低头翻地图：“先让工兵核修公路，再补充粮弹。”这一拖，就是整整十一日。期间，他把敌后动向、兵站库存，密报给沈阳的联络员。最终，塔山阵地巍然不动，锦州陷落，辽沈战役胜负底牌就此翻开。
1949年盛夏，华北战场硝烟渐散。侯率部入川途中，在湖北麻城与野战军会师，宣布起义。欢迎仪式简短，陈赓握着他的手，笑得爽朗：“老侯，咱们总算回到同一条战线上。”随即卸下手枪，送给接管军官，“这是见面礼，留作纪念。”翌日深夜，他才试探着问陈赓：“这些年为何再无音讯？”陈赓把话说得平静：“名单落到叛徒手里，当年所有渠道被迫割断，不是不找你，实在是保你平安。”答案来得干脆，尘封的疑云终于散去。
新中国成立后，侯镜如调入人民解放军高级军政学院，又被推举为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身边人公认，他行事低调，从不以功自矜，只嘱咐后辈牢记两件事：第一，暗线工作永远要给自己留条退路；第二，组织若失声，不等于组织忘了你。1994年10月25日，这位曾在三个时代穿梭的老兵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生平回看，他的名字只偶尔闪现于档案，却在最关键的断裂带上，撑住了一条几乎中断的红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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