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严顺开追悼会,遗孀轮椅痛哭不已,翁虹以“儿媳”身份泣不成声

1981年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审片室灯一熄,银幕里闪出一张枯瘦却灵动的脸——头巾斜扎,眼珠滴溜乱转。看片的老行家先屏气,继而轻轻鼓掌:阿Q找到了。

一年多前,厂里决定把鲁迅名篇搬上银幕。谁来演阿Q?开会时众人面面相觑。人物太熟、笔触太深,弄不好便是“亵渎经典”。导演范岑背上行囊,跑遍沪上剧团,想在舞台演员中摸个“命里注定”。

一次偶然,他走进上海芭蕾舞团的排练厅。满屋翻飞的舞者中,44岁的严顺开正排练一个带点喜感的小品,举手投足带着农人味道,也有小市民的狡黠。范岑盯了十几分钟,低声说了句:“就你了。”这句台词决定了严顺开后半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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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镜不止一次。文学编辑挑台词,造型组量脸型,审查组把关意识形态;样片送到北京再过目,层层放大镜下,任何细节都得经得住推敲。那段时间里,严顺开白天排戏,夜里捧着原著琢磨人物动机,反复练习“革命军呀!”,嗓子嘶哑也不肯停。

剧组赴绍兴开机。拍摄间歇,他混进鲁镇旧巷,蹲墙根观察乡民吵嘴,又去桥头看纤夫拉纤。有人问他为何这么拼,他憨笑:“先弄明白阿Q心里有多苦,再决定他脸上该怎么笑。”不得不说,这股较劲劲儿让一屏胶片多了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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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次年春节前后亮相。票房在当时不算最高,却掀起观影热潮。街头茶馆随处可听到模仿阿Q的“里通外国”“我手表骗了胡屠户”。影评人称那张脸“像从鲁迅字缝里钻出来”,但严顺开依旧蹬着自行车回剧团上班,排练照旧。

鼎盛时期,影厂曾递来数部商业片邀约,他却常挑些“苦角”——《骆驼祥子》里的洋车夫,《焦裕禄》里的农民干部。片酬不高,他也无意计较,只在化妆间翻剧本,嘴里嘟囔人物行走的节奏。同行笑他固执,他淡淡回应:“多演活一个人,就多赚一次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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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古稀之年,《我的丑爹》剧组请他去演糊涂老爹。海边冬戏无法用替身,他执意下水,寒潮扑面,三小时后被搀上岸,嘴唇依旧嚷着“没事没事”。几周后,他因感染住进华东医院。医生建议静养,他却叮嘱助手保管好脚本,说“等身子好些再补点外景”。

2017年10月16日凌晨,病房灯火长明,那盏灯终于暗了。噩耗传来,老同事们自发赶到追思。雨悄悄落下,遗孀坐在轮椅上,神情恍惚;演员翁虹掩面饮泣,只吐出四字:“他太倔了。”

算来,严顺开的银幕历程不过十来年,却足以在中国电影史留下深刻回声。舞台锤炼出的身段,加上对人物本色的抠磨,让他把普通农民、小人物、苦角演得不偏不倚。改革开放初期,剧团演员大批涌向影坛,他是最醒目的范例:不靠青春吃饭,也不仰赖明星光环,用手边的角色铸出个人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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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研讨会上,有研究者评价:“严顺开把舞台戏曲的传统、话剧的塑造方法和电影的镜头语汇揉在一起,证明了中年转型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另一种成熟。”这句话成为不少年轻演员的课堂教材。

时代更迭,胶片渐少,数字影像占领院线,但那张带着几分嬉笑几分苦涩的面孔,仍让无数观众记起鲁镇的月光、小酒店的棍影,以及一个摇着辫子高呼“精神胜利”的身影。严顺开未曾写下艺术宣言,却用一生告诉后来者:演员的战场不在红毯,而在每一次灯光亮起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