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四十三岁,在县城棉纺厂做挡车工,一个月工资六百八。丈夫老周在工地上扛水泥,落下了腰伤,干不了重活,家里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
日子紧巴巴的,可我这人,从小就见不得别人作难。
那是九八年的秋天,我跟厂里的姐妹去乡下走亲戚。车子颠簸了两个多钟头,停在一个叫王家洼的村口。土路两边是金黄的稻茬,空气里飘着柴火灶的烟味儿,呛得人直咳嗽。
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我看见两个孩子。
一个男娃,瘦得像根麻秆,蹲在地上扒拉着课本,脚上的解放鞋破了个洞,露出黑乎乎的大脚趾。旁边一个女娃,扎着两条枯黄的小辫,怀里抱着一摞作业本,眼圈红红的。
我多嘴问了一句:「娃,咋了这是?」
女娃没说话,男娃抬起头,眼神倔得像头小牛犊:「阿姨,俺俩没钱交学费,老师让俺回家拿,可俺娘说……不让俺念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亲戚后来跟我说,男娃叫建军,爹三年前下煤窑没了,娘带着三个娃,靠几亩薄田过活。女娃叫秀芳,是建军的堂妹,爹妈在南方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跟着奶奶过。
那天晚上,我躺在亲戚家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虫子叫得人心慌,我满脑子都是那两双眼睛。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兜里仅有的两百块钱,找到了建军家。
二
那两百块,是我给儿子攒的过冬棉袄钱。
建军他娘拉着我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了塞我手里。鸡蛋还热乎着,烫得我手心发疼,心里更疼。
打那天起,我就跟老周商量,每个月从工资里抠出五十块,资助这两个娃念书。老周抽了半宿旱烟,最后闷闷地说了一句:「你定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娃没书念。」
五十块钱,在那个年月不是小数目。我把厂里发的劳保肥皂攒着自己用,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腌咸菜,儿子要买一双白球鞋打篮球,我都舍不得,让他穿他爸的旧布鞋。
就这么着,一供就是十年。
建军念完了高中,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秀芳成绩没那么拔尖,念了个中专,学护理。
那十年里,建军每个月都给我写信,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迹工工整整。他喊我「周妈」,说将来工作了,第一份工资就给我买金镯子。
秀芳话少,但每年寒暑假,都会拎着她奶奶腌的萝卜干、晒的红薯干来我家。小姑娘手巧,还给我织过一条围巾,藏蓝色的,针脚密密的,我戴了好多年。
那时候我跟老周说:「咱这辈子值了,养出两个有良心的娃。」
老周笑我:「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
三
转眼到了零八年,建军大学毕业,去了深圳。秀芳也在市医院当上了护士。
头两年,建军还打电话,逢年过节寄点东西。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再后来,就彻底没了音讯。
我托人打听,说他在深圳娶了个本地姑娘,丈母娘家有钱,给他在关内买了房。有人说在街上碰见他,他装作不认识,扭头就走了。
我不信。我连夜让儿子帮我查到了他的电话,颤巍巍地拨过去。
那头沉默了好久,传来一个生分的声音:「阿姨,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现在生活圈子不一样了,您以后……别再联系我了。」
「啪」的一声,电话挂了。
我捏着话筒,半天没缓过神。窗外下着小雨,淅淅沥沥地打在玻璃上,像谁在小声地哭。
老周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叹了口气:「人嘛,会变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以为秀芳会不一样。
可没过两年,秀芳也出了事。她在医院谈了个对象,是个医生,家里反对,说她是农村来的,配不上。秀芳一根筋,喝了农药……抢救过来了,人却废了,落下了病根,神志时好时坏。
我去医院看她,她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神空空的。她奶奶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他周婶,俺对不住你啊,白瞎了你这些年的钱……」
我摸着秀芳枯瘦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四
回来的路上,我走在县城的老街上,路灯昏黄,炸串摊飘来孜然的香味,三三两两的人在路边喝啤酒、打牌,热热闹闹的,可我心里头,凉得像揣了块冰。
老周接我进门,给我盛了一碗热汤面,卧了个荷包蛋。
我端着碗,眼泪掉进了面汤里。
「老周,你说我图啥呢?」
老周给我夹了一筷子咸菜,慢悠悠地说:「你啥也不图。当年你帮他们,是因为你心善,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你。建军没良心,那是他的事,跟你没关系;秀芳命苦,那是老天爷不开眼,也跟你没关系。」
「咱做了该做的事,问心无愧,就行了。」
我嚼着咸菜,咸得发苦,可心里那块冰,好像化了一点点。
这些年,我也想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行善积德,是给自己修的福气,不是为了讨什么回报。有的人,给他一碗饭,他记你一辈子;有的人,给他一座金山,他转头就忘。
这是命,也是人性。
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王家洼那棵老槐树,想起树下那两个眼神倔强的娃娃……心里头,到底还是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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