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门“咔哒”一声锁上了。
郑元霜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三年没见，她瘦得就剩一架骨头了，白衬衫下面一节一节的脊椎骨看得清清楚楚。
她转过身，把一个旧档案袋搁在桌上。
那袋子鼓鼓囊囊的，封口处有几块深色的水渍，像是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留下的盐印子。
我没敢接。
三年前那个雨夜，几百号人的单位，就我一个人去了她老公的追悼会。
现在她回来了，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沈姐，”她把袋子往我这边推了推，“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偷偷看了一眼窗外。
李刚正好从楼下经过，脚步突然顿了顿，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我俩的目光撞在一起。
他笑了笑，转身走了。
01
三年前那场追悼会的事，我一直不想提。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是那种打在脸上生疼的暴雨。县殡仪馆的厅里冷冷清清，门口连个花圈都没有。我撑着伞站在雨里，犹豫了足足五分钟。
单位里没一个人来。
其实想想也正常。
卢福被带走谈话的时候，全单位的人都看见了——纪委的车停在门口，他低着头被扶上车，脸色白得像纸。
消息传开，说他贪污受贿，数额不小。
我跟李刚核实过，他说：“板上钉钉的事，你别掺和。”
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卢福这人，说不上多好，但绝对不坏。
他在水利局干了十二年，局里的账我能接触到的部分，从来没出过问题。
他这人脾气倔，得罪了不少人，但不贪。
这一点，我敢拿脑袋担保。
追悼会那天我最后还是进去了。
灵堂里就他老婆郑元霜一个人，跪在棺材旁边烧纸。
眼睛肿得睁不开，嗓子也哭哑了，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他不该就那么走的……不该的……”
我蹲下来，帮她烧了几沓纸钱。
她抬头看我，愣了好一会儿，眼泪刷地又下来了：“沈姐，怎么是你？”
我没说什么，就陪她跪着。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着大雨，灵堂里冷得像冰窖。
窗户没关严，风吹进来，纸灰扬得到处都是。
郑元霜跪在那儿，身子抖得厉害。
我想扶她起来，她不肯。
“他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她说，“我不能让这儿也没人守着。”
我在那儿待了两个多小时才走。
走的时候，看见灵堂角落里放着一块摔碎的手表。表盘有道很深的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我没多想，只当是不小心摔的。
回到单位，李刚在楼道里碰到我。
“哟，沈科长，”他靠在墙上，说话阴阳怪气的，“你这胆子可真大啊。那种人的追悼会，你也敢去？”
我说：“人都死了，我去送一程怎么了？”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从那天起，我在单位就被孤立了。
倒不是有人明着针对我，就是打招呼的时候，别人眼神躲躲闪闪的。
偶尔有人在背后说闲话，我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
这事我一直没跟我爸说。
我爸叫沈国梁，在水利局干了二十七年，技术员出身，后来当了科长。
我进局里的第二年，他因为一笔工程款的事背了处分，提前退休了。
那笔钱是上面批下来的，他签的字。
后来审计发现有问题，他没等查清楚，就把责任扛了下来。
“别查了，”我爸当时说，“再往上查，就要查到不该查的人了。”
从那以后，他就不怎么提局里的事了。
我妈走得早，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他退休后每天就是种花、下棋，偶尔喝点小酒。
局里的人他一个都不来往。
我问他为什么，他总说：“那些事，不提了。”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
他可能早就知道些什么。
一晃三年过去了。
卢福的事慢慢就没人提了。局里的人该升官的升官，该发财的发财，日子照样过。
我也一样。
我是个老实人，干财务的，二十年来从出纳熬到副科长。不争不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这单位里，我就是个透明人。
直到那天，人事科的内勤小赵给我打电话。
“沈姐，你听说了吗？新来的副局长到任了。”
“谁啊？”
“郑元霜。”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地上。
“哪个郑元霜？”
“还有哪个，”小赵压低声音，“就是卢福那个老婆。人家这三年考了公务员，一路往上升，现在调到咱们局当副局长了。明天就到任。”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郑元霜回来了。
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三年前那个雨夜，她跪在棺材旁边，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早到了半小时。
远远就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院子门口。车门开了，郑元霜走了下来。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外套，头发盘在脑后，跟三年前完全判若两人。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
那一眼，我心里就明白了。
有些事，还没完。
02
郑元霜上任第三天，内勤通知我去她办公室。
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就剩我的脚步声。我走到门口，深吸了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请进。”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堆文件。看见我进来，她站了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沈姐，坐。”
她叫我沈姐。
三年前她就是这么叫我的。
我坐了下来。她关上门，又回来坐下。两个人就这么对坐着，谁都没开口。
办公室里很安静，墙上的钟在一下一下地走。
“三年了，”她先开了口，“你还好吧？”
“挺好的，”我说，“你呢？”
她笑了笑：“也还行。”
这话说得轻巧，但我知道肯定没那么简单。
卢福出事后，她一个女人，没了丈夫，还背了一屁股债。
我后来听人说，她连房子都卖了，给卢福还了那笔莫须有的钱。
她没再说什么，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档案袋。
土黄色的牛皮纸袋子，鼓鼓囊囊的，封口用白线缠了好几圈。她把袋子放在桌上，看了看我，然后慢慢地把线解开。
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
几份文件，几张照片，还有一块手表。
我一看那块表，心里一惊——就是三年前灵堂角落里的那块，表盘上那道划痕还在。
“沈姐，”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我拿起来翻了翻。
是一份笔迹鉴定报告。鉴定的是几页纸上的字迹，跟一封信做对比。报告结论写得很清楚：笔迹高度相似，匹配率百分之九十。
“这是谁写的？”我问。
“你再看这个。”
她又递过来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卢福的办公桌，抽屉敞开着，里面放着一沓现金。旁边还压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几行字。
我仔细看了看那张纸条上的字。
那个字迹，我认识。
跟李刚的字有九成像。
“李刚？”我抬头看她。
郑元霜没回答，又从袋子里拿出几张纸。那是几份工程款的转账记录，收款方写的是“宏达建材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的法人是谁？”她问我。
“李刚的小舅子？”我说。
“对。”
我放下文件，脑子有点乱。
“你是说……”我斟酌着措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李刚写的？”
“信不是他亲手写的，”郑元霜说，“他找了一个临时工代笔。但这个临时工我现在还没找到，只知道姓王，三年前就去了海南。”
“这三年，你一直在查？”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她低下头，把那些文件又一张一张收回袋子里。
“沈姐，”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知道你心里也有数。老卢出事前一个星期，你是不是发现局里账有问题？”
我心里咯噔一声。
没错。
卢福出事前一个星期，我发现有一笔工程款的账不对。
数字改过三次，而且每次改都是李刚经手的。
我觉得不对劲，把那几份凭证复印了一份，偷偷藏在家里。
这事我谁都没告诉。
“你……你怎么知道？”我问她。
“老卢跟我提过，”郑元霜说，“他说局里财务科那个沈婳，是个有心人。”
我心里一酸，没说话。
“沈姐，”她把档案袋往前推了推，“这些材料只是起个头。证据还不够，时间也过去三年了。我一个人查，有些地方使不上劲。”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
“我欠老卢一个交代。”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三年前那些事。
卢福被带走那天，我清清楚楚记得，李刚从卢福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用报纸包着。
后来卢福办公室被查封，里面的东西都送去调查了。
但那个报纸包着的东西，谁都没提过。
“你让我想想，”我说，“这事……我自己也得消化消化。”
“不急，”郑元霜说，“我等你。”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回头看了看她，她坐在那儿，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说：“明天我再过来。”
回到家，我把门反锁上，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
里面装着三年前我偷偷复印的那几份凭证。
我一张一张地翻着。
第一份，显示金额是四十七万。
第二份，改成了五十二万。
第三份，又改回来了，四十七万。
数字改来改去，但改到五十万以上的时候，多出来的这笔钱去了哪里？
我翻到凭证的背面，看见一行小字。
“经手人：李刚。”
这个李刚啊。
03
第二天我没去找郑元霜。
不是我不想，是我得先干点别的。我在财务科待了二十年，账面上那点门道，逃不过我的眼睛。
三号工程款的那笔账，我一直觉得有问题。
当初是卢福亲自批的项目，款子拨下来以后，前期的采购、运输、施工，每一笔都有正规发票。
但到了后期，突然多出一笔五万块钱的支出，没有发票，只有一张白条。
按规矩，白条不能入账。
但那张白条就是进了账本，经办人签的是李刚的名字。
我当时问过他。
他说：“这是给施工队临时工的加班费，开不了发票，就让包工头打了个条。你先挂上，回头补。”
回头就没补。
卢福出事后，这事就更没人管了。
我翻出那年的账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那笔五万块的白条还在，但后面多了一张说明，大意是“经核实，该笔款项已用于工程支出，后续手续补办中”。
补办个鬼。
三年了，什么手续都没补上。
我拿着账本去找赵梦琪。她不在财务科，在人劳科，但她是单位的大喇叭，什么消息都逃不过她耳朵。
“赵梦琪，我问你个事。”
“沈姐，你说。”
“李刚他小舅子是干什么的？”
“李刚的小舅子？”她想了一下，“好像开了一家建材公司，叫什么宏达建材。就在城东那边，规模不小。”
“他生意怎么样？”
“挺好的啊，”赵梦琪压低声音，“去年李刚买了一辆近四十万的车，就是他小舅子赞助的。”
我心里有了数。
那笔五万块的白条，很可能是转了几道手，进了李刚小舅子的公司。
我回到办公室，把那几份凭证装进信封，塞进包里。
下午四点，我去了郑元霜办公室。
她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放下电话。
“沈姐，你来了。”
“我想好了，”我说，“这事我帮你查。”
她愣了一下：“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不怕？”
“怕啥？”我说，“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倒是有些人，晚上怕是睡不着觉。”
郑元霜看着我，笑了。
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一口气憋了三年，终于被人看见了。
“沈姐，谢谢你。”
“别谢我，”我说，“我是替我爸还债。”
“你爸？”
“我爸叫沈国梁，”我说，“当年也是局里的科长。因为一笔工程款背锅，提前退休了。那笔钱，我怀疑跟李刚也有关系。”
郑元霜没说话。
她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复杂。
“沈姐，”她慢慢说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年李刚要针对老卢？”
“因为卢局长查他的账？”
“这只是原因之一，”她说，“还有一个原因——老卢知道你爸那件案子。”
“你说什么？”
“你爸背锅那笔工程款，”郑元霜一字一句地说，“真正经手的人，就是李刚和张亮。老卢一直想翻你爸的案子，但还没等他动手，自己先出了事。”
我坐在椅子上，全身发抖。
二十年了。
我爸背着那个黑锅，窝囊了二十年。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喝闷酒，喝多了就会说一句话：“那钱不是我弄丢的，是他们抢的。”
我一直以为他是喝醉了胡说。
原来他没胡说。
“你手里有什么证据？”我问。
“你爸那件案子，时间太久了，很多原始凭证都找不到了，”郑元霜说，“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当年跟你爸一起办那个项目的临时工，跟李刚的临时工是同一个人。”
“姓王的那个？”
我站了起来。
“得找到这个人，”我说，“他在哪？”
“三年前他在海南，”郑元霜说，“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地址呢？”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
上面写着一个电话，还有一个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某街道某号。
我拿出手机，拨了那个号码。
响了好几声，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
这次接了。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点地方口音。
“你是王建国吗？”
“你是谁？”
“我是县水利局的，姓沈。有点事想问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
然后挂断了。
我放下电话，看了看郑元霜。
“他挂了。”
“正常，”她说，“这三年我打了不下二十个电话，他就接过两次。第一次说他什么都不知道，第二次直接骂我是个骗子。”
“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嗯。”
“你信吗？”
“不信，”郑元霜说，“但我们现在拿他没办法。”
我坐在那儿，想了半天。
这事不能硬来，得想个办法。
“这样，”我说，“我找个亲戚去海南，当面找他。”
“谁去？”
“我表弟，在海南打工。让他去那个地址打听打听。”
“行，”郑元霜点头，“但你得小心。李刚那边如果知道我们在查，可能会动手。”
“我知道。”
我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走廊里黑漆漆的，就剩一盏应急灯亮着。
我走到电梯口，还没按按钮，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
李刚站在走廊那头，手里夹着一根烟，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沈科长，”他说，“这么晚还在加班啊。”
“嗯，”我说，“还有点活没干完。”
“是吗？”
他走了过来，走到我面前，停下了。
“你跟郑局长聊得挺投机啊。”
我心里一紧，但脸上的表情没变。
“是啊，”我说，“老同事了，叙叙旧。”
“叙旧好，”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有些人啊，过去的事就该让它过去。老揪着不放，对谁都没好处。”
说完，他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后背有点发凉。
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了。
04
我表弟叫陈伟，在海南打工，做装修的。
我给他打电话，说了个大概。他说行，周末去那个地址看看。
挂了电话，我又翻出我爸那张照片。
照片上他穿着制服，站在水利局门口，脸上带着笑。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头发还浓密着，精气神很足。
我爸是个好人。
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
可就是这样的好人，被人算计了一辈子。
我越想越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又翻出那个铁盒子，把我爸当年留下的东西翻了一遍。
里面有一本工作笔记，写着他经手那笔工程款的全过程。
从拨款到验收，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后几页写的是那笔钱的去向。有一行字被划掉了，但还能认出来。
“该笔款项已转至第三账户，户名：李刚。”
我看得清清楚楚。
李刚。
又是李刚。
我把笔记本合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上班，我在楼道里碰见张亮。
他是副局长，比我大几级。平时我们基本不说话，见了面顶多点个头。
但这次他主动跟我说话了。
“沈科长，听说你最近跟郑局长走得很近？”
“工作上的事，”我说，“她是领导，我是下属，沟通正常。”
“那倒是，”张亮笑了笑，“不过老话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事，知道得少点，活得轻松点。”
“张局长说得对，”我说，“不过我这人小心眼，有些事，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就跟吃了一只苍蝇似的，不吐出来不舒服。”
张亮的脸色变了变。
“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说完他走了。
我站在那儿，手心全是汗。
我知道自己这是在走钢丝。
但如果现在收手，我爸那二十年的委屈就白受了。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调出了当年那笔工程款的审批单。
审批单上签了三个人的名字。
第一个是我爸。
第二个是张亮。
第三个是卢福。
卢福签的是“同意支付”，日期是五年前。
那时候他刚当上局长不到一年。
我盯着卢福的签名看了很久。
他的字写得很正，一笔一划都不含糊。
这样的人，不可能做那种事。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卢福出事前三天，他来财务科查过一次账。
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
他拿着一沓报表，问我：“沈婳，你看看这几笔账，有没有问题？”
我看了看，说：“这笔五万块的白条，我还没弄清楚。经办人说回头补发票，一直没补上。”
他皱了皱眉，把那页纸抽了出来。
“这个我拿回去看看。”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
三天后，纪委的人就来了。
现在想想，他可能已经发现什么了。
但还没来得及说。
下午，我接到表弟的电话。
“姐，我去了那个地址。”
“怎么样？”
“那房子已经换了人住。隔壁老太太说，王建国两年前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我的心凉了半截。
“还有别的线索吗？”
“我去社区问了，说他的身份信息还在当地派出所。但人在哪，他们也不清楚。”
“你留个联系方式给社区，如果他有消息联系你。”
“行，姐，你放心。”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子上发愣。
王建国是唯一的线索。
他要是找不到了，这案子就死无对证了。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去告诉了郑元霜。
她倒是没怎么失望。
“意料之中，”她说，“李刚既然敢做，就不会留下那么容易找到的人。”
“那怎么办？”
“我这里还有一条线索。”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上面印着一个公章，是“宏达建材有限公司”的章。
“这是李刚小舅子公司的章，”她说，“三年前，李刚用这个章开了一张收据，说是公司收了那四十七万的工程款。但我查了那家公司的账户，钱根本没进账。”
“钱去哪了？”
“转到了另一个账户。户名是张亮。”
我心里一惊。
“张亮？”
“对，”郑元霜说，“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李刚做局，张亮收钱。老卢挡了他们的路，他们就设计让老卢背了黑锅。”
“这个账户，你查到了？”
“查到了，证据在这里。”她拿出一份银行流水单。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那四十七万在进账后的第二天，就被转到了张亮名下的一个私人账户。
“有了这个，”我说，“够他们喝一壶的。”
“这东西只能用一次，”郑元霜说，“如果我们现在捅出去，他们顶多把钱退出来，再写个检讨。不痛不痒。”
“你的意思是……”
“等，”她说，“等李刚自己露马脚。他这种人，藏不住的。”
我觉得她说得对。
但心里还是着急。
我怕时间越久，证据越难找。
郑元霜看出了我的心思。
“沈姐，你放心，”她说，“这件事，我跟你一起扛。”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在她办公室，把那袋子里的材料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我想到了一件事。
“郑局长，老卢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
“我在家，”她说，“他一早就走了，说有个紧急会议。晚上没回来，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第二天早上，纪委的人就来了。”
“他走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
郑元霜想了想。
“他走的时候，带了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那个包他平时很少带，说是装材料的。”
“那个包后来去哪了？”
“不知道，”她说，“调查结束后，他的遗物还给我了，但那个包不在里面。”
我俩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明白了。
那个包里的东西，可能是关键。
“包应该还在李刚手里，”我说，“或者被他销毁了。”
“不一定，”郑元霜说，“李刚这种人，做事喜欢留一手。他可能把老卢的东西留着，当成护身符。”
“在哪能找？”
“这就得问一个人了。”
“谁？”
“门卫老刘头。”
05
老刘头在单位看了二十年大门，今年七十一了。
他是最早一批招进来的合同工，文化不高，但人很精明。单位里的人和事，他门儿清。
我拎着两瓶二锅头去找他。
他在门卫室值班，看见我来了，有点意外。
“哟，沈科长，今儿个咋有空来看我这老头子？”
“想请您喝两盅。”
“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笑了，“说吧，啥事？”
我没着急说，先给他倒了一盅酒。
他喝了一口，咂咂嘴：“好酒。”
“刘叔，我想问您个事。”
“你说。”
“三年前卢局长出事那天晚上，您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老刘头的笑容僵住了。
他端着酒盅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沈科长，你这是……”
“刘叔，我没别的意思，”我说，“我就是想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三年前那个事，”他叹了口气，“我确实看到了点东西。”
那天晚上，老刘头值夜班。
大概晚上十点多，他看见李刚进了卢福的办公室。
那会儿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按理说领导们早就走了。
但李刚手里有钥匙，他没多想，以为李刚是加班。
一个多小时以后，李刚才出来。
手里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老刘头问他：“李主任，这么晚了还忙啥呢？”
李刚说：“拿点资料。”
然后快步走了。
第二天早上，纪委的车就停在了门口。
“那个黑色塑料袋里装的啥？”我问。
“不知道，”老刘头说，“但他走的时候，袋子鼓鼓囊囊的。”
我心里一沉。
那个公文包，很可能就在那个袋子里。
“刘叔，这事您为啥一直没说？”
“我说了有用吗？”老刘头苦笑，“我一个看大门的，谁会信我？再说了，李刚是什么人，我知道。得罪了他，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
“那您现在为什么愿意告诉我？”
老刘头端起酒盅，一饮而尽。
“因为我看郑局长那女人，怪可怜的。”
我鼻子一酸。
“刘叔，谢谢您。”
“不用谢我，”他说，“不过我劝你一句，别一个人扛。李刚那种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点了点头。
回到办公室，我把老刘头的话告诉了郑元霜。
“黑色塑料袋，”她说，“里面装的一定是老卢的公文包。”
“现在那个包在哪？”
“应该还在李刚手里。他不敢把包毁了，那是他的保命符。”
“我们得把包弄出来。”
“怎么弄？”
我想了想：“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李刚办公室，我去找。”
郑元霜愣住了：“你疯了？”
“没办法了，”我说，“再拖下去，证据就真的都找不到了。”
“你怎么进去？”
“我有他办公室的备用钥匙。之前财务科盘点，他办公室的钥匙一直挂在我这儿。”
“那也不行，”郑元霜说，“万一被他发现……”
“不会，”我说，“他明天出差，下午才回来。”
郑元霜沉默了很久。
“沈姐，”她抬起头看着我，“你确定？”
“确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
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树叶被吹得沙沙响。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说不怕那是假的。
李刚那种人，要是知道我进了他办公室，肯定会找借口弄我。
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爸那二十年的委屈，卢福那条命，都得有个交代。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看见李刚的车开出了院子。
他走了。
送走他以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去了他办公室。
走廊里没人。
我的手有点发抖，钥匙插了好几次都没插进去。
好不容易开了门，我闪身进去，把门关上。
李刚的办公室收拾得很整齐。
办公桌上放着几份文件，旁边摆着茶具和烟灰缸。墙角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书，看起来很正经。
但我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抽屉翻了一遍，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和杂物。
那个黑色公文包，不在。
难道他已经销毁了？
我正要放弃，突然看见了墙角那个衣柜。
单位的领导办公室都有一个小衣柜，专门放换洗的衣服。
我走过去，拉开柜门。
里面挂着几件西装外套，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了。
我伸手去够那个袋子。
手刚碰到塑料袋，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
我转头一看。
门口站着一个人。
张亮。
他看着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
“沈科长，”他说，“你怎么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
“我……我来送份文件，”我胡乱编了个理由，“门没锁，我就进来了。”
“是吗？”张亮走了进来，“李主任不在，你应该把文件放他桌上。”
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办公桌前。
我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
衣柜的门还开着，那个塑料袋还在里面。
“沈科长，”张亮转过身看着我，“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沈婳啊沈婳，”他摇了摇头，“你这个人，就是太较真了。有些事，装不知道就行了。非要查，非要问，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
“今天这事，我可以不跟李刚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你找到的那些东西，都交出来。”
我心里一横。
“张局长，那些东西，我不会交的。”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掏出手机，按了一个号码。
“老李，你回来一趟。你办公室出了点事。”
06
我站在李刚办公室的中间，手心全是汗。
张亮挂了电话，靠在门框上看着我。
李刚的办公室在五楼，窗户对着院子，能看见大门外面。
如果我喊人，他能听见。
但如果我跑，不行。走廊窄，跑不远的。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
必须在他回来之前脱身。
“张局长，”我说，“你把门打开。”
“不急，”他说，“等老李回来，你们俩当面说说看。”
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他心里乐着呢。
他巴不得李刚回来，把我堵在这儿。
然后就能合起伙来收拾我了。
但我有一样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我的手机。
来之前，我把录音功能打开了。
刚才张亮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
“张局长，”我说，“我能打个电话吗？”
“打给谁？”
“郑局长。”
他笑了：“你打给她也没用。她一个新来的副局长，能把我怎么样？”
“那不一定。”
我拿出手机，按了郑元霜的号码。
电话通了。
“郑局长，我在李主任办公室。”
“什么？你……”
“你先听我说，”我打断她，“张局长也在。刚才他说，如果我不把东西交出来，他就不客气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然后我听见郑元霜说：“你把免提打开。”
我按了免提。
“张局长，”郑元霜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你在听着吗？”
张亮没说话。
“你不说，我就当你在听了。刚才你说的话，我已经收到录音了。如果你敢动沈婳一根手指头，我就把这份录音和银行流水单一起寄到市纪委。”
张亮的脸色终于变了。
“你……”
“张局长，三天时间，”郑元霜说，“你自己去纪委交代清楚。要不然，我给你送材料。”
张亮站在那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手机，最后咬着牙说了一句：“算你狠。”
然后摔门走了。
我靠在墙上，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
电话里传来郑元霜的声音：“沈姐，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就是腿有点软。”
“你赶紧出来。李刚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我顾不上去翻那个塑料袋了，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刚出门口，电梯门开了。
李刚站在里面。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
“沈科长？你怎么……”
我来不及解释，说了句“走错了”，就快步走向了楼梯。
李刚在后面喊：“沈婳！你站住！”
我没回头。
三步并作两步跑下了楼梯。
到一楼的时候，我正撞上赵梦琪。
“沈姐，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顾不上跟她说话，跑出了办公楼。
一直到坐到出租车上，我才敢喘口气。
手心里全是汗，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
回到家，我把门反锁，把录音复制了一份发给郑元霜。
然后瘫坐在沙发上，半天没缓过劲来。
太悬了。
差一点，就全完了。
手机响了。是郑元霜。
“沈姐，你到家了？”
“李刚没追上你？”
“没有。”
“好，”她说，“现在你听我说。今天这事捅破了，我们得抓紧时间。”
“我明天就去市纪委，”她说，“把材料递上去。但证据还不算完整，那个姓王的临时工是关键。他要是能出庭作证，李刚和张亮就翻不了身了。”
“王建国还没找到。”
“不能再等了，”她说，“先递材料，后续再补充。”
我正要说话，手机进来一条短信。
是表弟发的。
我赶紧点开。
“姐，王建国找到了。他在三亚一家装修公司上班，电话号码我发你。”
我心跳得厉害。
把号码转给了郑元霜。
她很快回了消息：“我来联系他。”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
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
院子里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墙上，一摇一晃的。
我想起我爸，想起卢福，想起郑元霜一个人在灵堂里跪着的样子。
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窗前。
凌晨一点多，手机又响了。
是郑元霜。
“沈姐，王建国答应了。”
“什么？”
“他说，他愿意作证。我开了免提，他亲口说了当年的事。”
我握着电话，说不出一句话。
三年前那封举报信，是李刚让他写的。
举报信的内容，是李刚口述的。
五十万，现金，受贿清单，都是编的。
“他会出庭吗？”
“会，”郑元霜说，“但有一个条件。”
“他的安全，必须保障。他怕李刚报复。”
“那没问题，”我说，“我可以给他找律师。”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子上。
窗外，天快亮了。
这还是三年来头一次，我觉得看见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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