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成功出逃后，李涯接任新站长并实施历史中著名的“黄雀计划”，史料记载有哪些细节？
1949年1月12日，北风裹着雪粒击打破旧的青砖墙，天津城里外皆是隆隆炮火。十几公里外，解放军已在子牙河畔集结，城中守军进退失据。就在这动摇的清晨，保密局天津二站的灯彻夜未熄。
二站原本是座三层洋楼，外事谍报归一站，内控与反情报归二站。楼里指令通过短波电台传往各地，然而此刻，报务员抓着耳机听到的却是前线频频失守的消息。对他们而言，战场正在逼近，制度正在远去。
顶楼办公室里站长吴敬中踱步良久。他出身莫斯科中山大学，辗转西北区、东北区，一路从军统到保密局，资历深厚，人脉交错。电话机沉默，他却已为自己铺好退路——一架租给纺织厂运棉纱的小飞机仍停在西郊小机场，机长收了好处，随时待命。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副官低声提醒。
“你怕死？”吴敬中盯着他。
“怕的不是死，是白白死。”
“带上家属，只许成功。”吴挥手结案。
两小时后，机身在晨雾中呼啸起飞，留下翻倒的油桶与仓皇的守卫。消息传到南京，毛人凤暴怒，下令通缉。吴敬中却在青岛港口落网，被压回重庆关押。关了一年多，处罚报告循环于各办公室，无人敢批。郑介民只在公文上轻写一句“此人可用”，案卷便被悄悄压下。关系网胜过军法，吴获释后赴香港，转行做地产，终生再未踏上大陆一步。
二站空缺不能久留，上校李俊才被紧急点名北上。他出身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功中等，后台平平，却自认有手腕。接掌公文那天，他对幕僚说：“房子再旧也得有人守，把灯点起来。”没有人敢反驳，毕竟天津还未宣告解放。
李俊才抓紧筹划所谓“黄雀计划”——挑出二十余名未暴露的干将，分成四个小组，在市区、码头、租界与北站周边各布一处。每人配手枪、短波电台、足额的半年薪饷，暗号、联络点一应俱全。按设想，解放军进城后，他们化整为零，潜伏待机，以图“麻雀捕蝉，黄雀在后”。
“电台务必藏好，别逞能。”李俊才反复叮嘱。
“要是真打不过呢？”一名组长问。
“守不住，就埋掉枪，保命最紧。”
“那总部会怎么想？”
“总部？它都自身难保了。”李的苦笑没人敢接。
14日清晨，天津战役定局。午后，广播里传来陈长捷被俘的消息，城头旗帜变换，街巷却意外平静。傍晚，李俊才命人将四部电台、小型发电机和一批武器装箱，派人写了份详细名单送往解放军指挥部，自请处理。不到三日，二站全员登记、遣返，黄雀折翼。
战后数月，天津城重现市景，曾经的暗线渐被清除。那些埋藏于车间、报馆、茶楼的短波机陆续收缴，李俊才亦被羁押审查。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六批特赦令，他与潘澄清、熊武琪等人一同获释，离狱时头发已半白。
吴敬中在香港地产圈闯出名堂，偶尔有人向他探问昔日天津故事，他总是含糊一笑；李俊才回乡务农，偶遇旧部，还能背出当年的密语，却再也无人接头。两位昔日同行，一飞一降，写尽那个庞大情报机器的尾声：制度失血，人脉各奔，潜伏计划终成纸上黄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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