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信息:
- 印度2024年记录5737起因彩礼致死案件,平均每天约16人死亡,丈夫或其亲属虐待是主因。
- 教育未阻止彩礼陋习,反而助长‘条件更好’的男性索要更高额彩礼,经济因素持续维系该制度。
- 受害者常因社会压力、家庭调解无效及制度失灵而无法逃离,许多死亡被登记为事故,案件被视作私事。
一项英国广播公司援引的2023年研究指出,教育具有讽刺意味地并没有阻止这种做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它。
一辆高档越野车。一辆“皇家恩菲尔德”摩托车。近500克黄金。还有现金。这些全都不够。
婚后交给妮基·巴蒂丈夫家人的“礼物”清单,与其说是礼尚往来,不如说更像一场谈妥条件后的交易。可即便如此,据称她丈夫一家后来仍想再要360万卢比。由于没有拿到这笔钱,他们持续提出要求,随后演变为虐待。相关细节出现在视频和她姐姐的讲述中。最终,她在年幼孩子面前身亡,据称是被人纵火烧死。
维平·巴蒂曾在自己的照片墙页面上自称律师,但实际上没有工作。他看不出任何悔意。全国舆论一度紧盯案件进展,愤怒不断升高,最终维平入狱。这起案件因此进入公众视野:一名女性通过传统包办婚姻嫁入一个施暴家庭,她经营美容院,也做网络内容,试图为自己争取一点独立空间。她的故事被看见,随后又逐渐淡出公众视线。
一年过去了。短短一周内又有4起疑似因彩礼引发的死亡案件,再次把这种65年前就已被定为犯罪的陈旧陋习拉回公众视野。
大诺伊达的迪皮卡·纳加尔在结婚17个月后,据称从婚房楼顶坠落。博帕尔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来自诺伊达的特维莎·夏尔马被发现死于丈夫家中。帕拉克·拉贾克则在给父亲打出求救电话一小时后死亡。卡纳塔克邦巴拉里地区的艾西瓦娅据称死于自杀。
这些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悲剧,而是一场被伪装成“家务事”的全国性危机。仅仅是数字,就早该击碎任何侥幸心理。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数据,印度在2024年记录了5737起彩礼致死案件,平均每天约16人死亡。同一份报告还指出,“丈夫或其亲属实施虐待”是全国针对女性犯罪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妮基、特维莎和迪皮卡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丈夫都从事法律职业,而且她们居住在、或至少来自大城市。这足以打破一种误解,即城市印度已经摆脱了这类社会恶习。事实上,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2024年的数据表明,在各大都市中,德里在这份令人蒙羞的名单上位居首位,共记录109起此类死亡案件。
一项英国广播公司援引的2023年研究指出,教育具有讽刺意味地并没有阻止彩礼现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它。彩礼要价更高的,往往是所谓“条件更好”的新郎,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更高或拥有更好工作的人。
研究称:“强烈的经济因素在持续维系彩礼制度。对女方家庭来说,如果拒绝为女儿支付彩礼,就只能面对‘条件较差’的新郎。对男方来说,接受彩礼有很强的经济激励,尤其是在其家庭还要为自家女儿支付彩礼,或者希望收回在培养新郎教育上的投入时,更是如此。”
正是这种常态化,让暴力变得尤其危险。
另一个共同点是,上述大多数女性或她们的家人从未就骚扰和虐待向警方报案。妮基选择了村社调解的途径。在调解会上,维平会道歉,承诺再也不打她,但很快又恢复施暴。更令人愤怒的是,调解组织还要求妮基停止制作社交媒体内容。这种做法仿佛是在呼应巴蒂家族的要求,最终剥夺了她获得经济独立的公平机会,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她的自主权。
迪皮卡曾被父母接回家,后来在对方承诺虐待会停止后又返回夫家。特维莎与母亲的聊天记录则清楚显示,她曾表达自己感到不快乐、很孤独,还说:“妈妈,我真的觉得特别窒息。”但警方接到通知时,已经是在她们的遗体被发现之后。
妮基的姐姐坎昌嫁给了维平的兄弟。她回忆说,妹妹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被要求维持这段婚姻,也被告知要为儿子着想。
可是在婚姻中要“适应”、要“妥协”,本就是客厅闲谈、电视剧和电影里反复出现的话语。久而久之,忍受痛苦似乎成了一种美德,逃离反而像是一种自私。
为了推动这种所谓维持婚姻和谐的“适应”,许多家庭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受害者正在面临严重伤害,甚至致命风险。再加上已婚女性回娘家或寻求离婚所承受的污名,以及父权文化让家庭对女性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丈夫家中的女性成员也常常成为施虐的重要参与者,于是,一套经过时间反复验证的机制就形成了,它至今仍把印度女性困在充满虐待的婚姻中。
当家庭、社会与制度同时失灵
即便一名女性鼓起勇气,顶住这一切压力,决定向警方举报虐待,她也可能面对一个本应保护她、却足以击垮她的系统。根据“印度支出”报道,因彩礼骚扰而死亡的女性人数被低估了,因为许多此类死亡被登记为意外事故。
《创伤、暴力与虐待》期刊2014年的一篇论文指出,“因烧伤、溺水或中毒造成的可疑死亡,很难被准确识别并定性为彩礼致死”,这也是问题迟迟无法消除的原因之一。即便案件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相关部门也常常把这类暴力视为私人家庭事务。
当面对彩礼骚扰及相关死亡时,教育、生活水平、受害者自己的家庭,乃至本应用来保护她们的法律和制度,似乎都在失效。那么,还能做什么?答案是,承担集体性的社会责任。
看到骚扰时,不要视而不见;有人求助时,不要转身离开。不要再劝女性“把日子过下去”——她也许早已尽力,而她完全有权选择放弃。要帮助女性建立发声和举报的勇气,也要推动改变那些让她们陷入困境的观念结构。与此同时,制度层面,尤其是警方和司法系统,必须形成与这类案件相匹配的敏感度和紧迫感。
作者:克里斯坦·卡普尔
来源:Opinion | Degrees, SUVs, Gold: Why India's Most 'Qualified' Men Often Demand The Steepest Dow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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