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那年，组织上原本想让我留下来再干两年，做做顾问。我摆摆手，说算了，干了一辈子，连女儿结婚我都缺席了一半，再不回家，连孙子都不认识我。
回到老家那座南方小城，我在巷子口盘下一间不到四十平的铺面，挂了块木牌子，"陈记小馆"。没什么花哨的招牌菜，就是红烧肉、清蒸鱼、一碗手工面，外加几样时令小炒。老伴会做菜，我打打下手，端端盘子，收收钱。
街坊邻居都喊我老陈。没有人知道我之前是干什么的。我跟谁都说，我以前在外地做点小生意，做累了，回来开个馆子养老。
这话也不算全错。只是我那"生意"做得辛苦，跑了大半个中国，三十多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开店第三年的初夏，下了一整天雨。
那天生意冷清，到下午四点多，我正坐在柜台后面戴着老花镜看报纸。门口的风铃响了一声。
我抬头。
一个穿米色风衣的老头站在门口，手里撑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伞面上还在滴水。他个子不高，背微微有点驼，头发白得很彻底，干干净净地梳到脑后。脸上有几块老年斑，但眼睛很亮。
我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看报纸。三秒钟之后，我把报纸放下了。
我重新抬起头，慢慢摘下老花镜。
他也在看我，嘴角带着一点笑意，那种笑意我太熟悉了。
"陈先生。"他开口，普通话很标准，带一点点不容易察觉的尾音，"打扰了。"
我没有立刻说话。我注意到他左手扶着门框，指节有点发白，那是他在用力。他站不太稳。
"进来吧。"我说，"外面雨大。"
他把伞收了，仔仔细细抖干净，靠在门边的伞架上。他走路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我看见他在第三张桌子前停了一下，扶住椅背喘了口气，才坐下。
我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想吃点什么？"我问。
"随便。"他说，"陈先生做的，都行。"
我转身进了厨房。老伴正在剥豆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说，做碗面，加个荷包蛋，。
她"嗯"了一声，没抬头。
我自己拎着一壶酒和两个杯子出去，坐在他对面。
"二十六年了。"他说。
"二十七。"我纠正他，"九六年冬天，深圳。"
他笑了，眼睛眯起来，皱纹一层叠一层："是我记错了。陈先生记性还是好。"
"你那次差一点。"我说。
"我那次是故意的。"他端起茶杯，手有点抖，"陈先生，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没说话，我当然知道。九六年冬天，我们在罗湖一带布了三层岗，他从我们眼皮底下走过去，转身又走回来，最后在一个士多店买了包烟，慢慢走开了。那是他在向我示意，他知道我们在那里，他不打算硬闯。
我那时候三十六岁，气得在车里抽了一夜烟。
"你为什么来？"我问。
"我快死了。"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胰腺，三个月前发现的，晚期。医生说，我顶多还有半年。"
"我想在死之前，跟陈先生吃一碗面。"他说，"不为别的。我这一辈子，除了我太太，最了解我的人，就是陈先生你了。"
我没说话。屋子外面雨声很密。
老伴把面端了上来。她瞄了一眼那个老头，把面放下，又默默退回了厨房。
他低头吃面，吃得很慢。我看见他喝汤的时候，眼眶有点红。
"咸了？"我问。
"刚好。"他说，"我太太走了三年，没人给我做这种家常的味道了。"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托人查的。"他说，"陈先生别生气，是我一个老朋友帮的忙，他在你们体系里做过事，现在也退休了。我求了他三次，他才告诉我陈先生在这里开馆子。"
"你现在可以举报我。"他说，"虽然我没什么价值了，但程序上你应该报。"
"程序上我退休了。"我说。
他笑了一下，低头继续吃面。
吃完面，他把碗放下，用纸巾擦了擦嘴，姿态很讲究。这个习惯几十年没变。我在监视录像里看过他无数次擦嘴。
"陈先生，"他说，"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说。"
"零三年，香港，那个码头。"
我心里"咯噔"一下。
零三年那次，我们差一点就抓到他。他坐了一艘小渔船跑了，我们的人在码头上眼睁睁看着船开出去。那次，我还失去了一个兄弟，跟了我五年，叫小林。
"那不是我们的人开的枪。"他说，"陈先生，那不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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