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那个周末
我叫王秀英，今年五十五岁，退休前是棉纺厂的会计。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两件事：一是把儿子周建国拉扯大，二是手里攥着五套商品房。
房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老周走的时候，建国才十岁，厂里分了套小两居，那就是我们娘俩的窝。那些年真是苦，白天在厂里对账，晚上回来接点缝补的活。九十年代末厂子不行了，好些人拿了几万块买断工龄就走。我脑子还算清楚，咬咬牙，没要那四万八的买断费，托关系调去了效益稍好的后勤。省下来的钱，加上老周的抚恤金，零零碎碎有三万多。
九八年房改，厂里的公房能买产权。我那套小两居，工龄折算下来，一万二就拿下了。隔壁车间的李姐劝我：“秀英，你要这破房子干啥？不如拿了买断的钱，去南方闯闯。”我没吱声，交了钱。过了两年，旁边新楼盘开盘，一平米八百，我东拼西凑借了两万，首付买了套六十平的一室一厅，租了出去，租金正好还贷款。
那时候真是勒紧裤腰带，一个月工资四百多，房租收三百，还得贴一百多还贷。建国正上初中，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食堂一顿两块五的饭菜，他得吃两份。晚上我煮面条，多放青菜少放油，他呼噜呼噜吃完，抬头看我碗里就清汤寡水，小声说：“妈，你也吃点。”
我说：“妈减肥。”
就这么一套一套地倒腾。零五年房价开始抬头，我把最早那套小两居卖了，十八万，转头定了两套期房，那时候房价已经涨到两千一平。压力大得我整宿睡不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但看着建国上大学、工作、结婚，我心里是踏实的。我想着，这五套房子，将来都是他的。一套他小两口住，剩下四套收租，日子怎么都不会差。
我和老周是相亲认识的，谈不上多深的感情，但他踏实，不打人，不喝酒，工资上交。他走后的二十多年，我不是没动过心思。厂里技术科的张工，老婆病逝了，人温和，有次下雨给我送过伞。可看着建国那双眼睛，我什么念头都压下去了。寡妇门前是非多，我得把脊梁骨挺直了，不能让人戳我儿子的脊梁骨，说他妈不检点。
这五套房子，就是我全部的脸面，也是我给儿子打下的江山。
上个周末，建国带着他媳妇刘雅丽回来吃饭。雅丽三十岁，比建国小五岁，在银行上班，妆容精致，说话细声细气，至少在我面前一直是这样。每次来，手里总提着点水果，不贵，但样子好看。我心里清楚，她看不上我这个婆婆，嫌我土，嫌我这老房子有股霉味，嫌我做的菜油大。但面子上总还过得去。
那天我炖了排骨莲藕汤，炒了几个小菜。饭桌上，建国说起他们看中的一个楼盘，在新区，环境好，学区也好。
“妈，你是没去看，那户型真叫一个敞亮，一百四十平，四室两厅，大阳台。”建国给我夹了块排骨，“就是贵，一平米得三万出头。”
我慢慢嚼着饭：“你们现在住的那套不是挺好的？九十几平，也够用了。孩子还没要，要那么大房子干啥？”
雅丽放下筷子，抽出纸巾轻轻擦了擦嘴角，没看我，对着建国说：“现在那套房子，物业不行，邻居素质也低。而且以后有了孩子，爸妈来了都没地方住。”她这才转向我，脸上是那种标准的、带着点撒娇的笑：“妈，您是不知道，现在好点的学校，都看户籍和房产。不早点打算，将来孩子上学麻烦。”
我没接话，低头喝汤。这话里的意思我听出来了。
建国搓了搓手，凑近了些：“妈，我们算过了，首付得一百五十万左右。我们现在手头有差不多五十万，还差一百万。您看……您那几套房子，不是有一套在出租吗？就是中山路那套，老房子了，租也租不上价。我们打听过，那一片要旧改，拆迁不知道猴年马月，不如现在卖了，趁着房价还可以，帮我们把首付凑上。等我们换了新房，接您过去住大房子，享清福。”
我心里咯噔一下。中山路那套是最早买的，虽然旧，但位置好，租客稳定，是我手里现金流最稳的一套。而且，那套房子对我来说意义不一样，是我背着一身债，咬牙买下的第一个“投资”。
“那房子……现在卖不合算。”我声音有点干，“再说，你们急什么，等真有了孩子再换也不迟。”
雅丽的笑容淡了点，又夹了筷子青菜，在碗里拨弄着，没吃。
建国有点急：“妈，机会不等人！好户型、好楼层都快被抢光了。等我们有了孩子再换，房价不知道又涨到哪儿去了！您那些房子放着不也是放着吗？先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以后我们孝敬您。”
“是啊，妈。”雅丽开口，声音还是柔柔的，但听着有点凉，“您的钱，以后不都是建国的吗？早给晚给都一样。现在帮我们，也是帮您未来的孙子孙女啊。我们好了，您不也跟着好吗？”
这话像根小刺，扎了我一下。我放下碗，看着儿子：“建国，妈那些房子，迟早都是你的。但现在卖，不是时候。你们要换房子，妈不反对，但那一百万，妈现在拿不出。你们要是真看中了，先借点，贷款多一点，妈每个月退休金有五千多，能帮你们还一部分月供。”
空气一下子静了。厨房水龙头没关严，滴水的声音，嗒，嗒，嗒，特别清楚。
雅丽把筷子“啪”地一声放在碗上。声音不重，但在我听来，像打了个雷。
她脸上的笑容彻底没了，那张妆容精致的脸，像刷了层浆糊，绷得紧紧的。她没看建国，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没见过的冷和……嫌恶。
“妈，”她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您这话就没意思了。谁不知道您手里捏着五套房？卖一套怎么了？是，您是长辈，我们该孝敬您。可您也得为晚辈想想吧？我们两口子每天起早贪黑，不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以后吗？您就守着那些死房子，是准备带进棺材里，还是……等着留给别人？”
我脑子嗡地一声：“你……你说什么？”
建国赶紧拉她：“雅丽！怎么跟妈说话呢！”
雅丽甩开他的手，猛地站起来，胸口起伏着。她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鼻子上，声音尖利地拔高，完全没了平时的样子：
“我说什么你妈心里清楚！装什么糊涂？守着那么多房子，儿子要点钱跟要你命似的！周建国，你妈就是个守财奴！铁公鸡！一毛不拔！我看她不是舍不得房子，是心里有鬼！谁知道她那些房子怎么来的？一个寡妇，拉扯个孩子，哪来那么多钱买五套房？指不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老寡妇，破鞋！”
最后三个字，像三把烧红的刀子，狠狠捅进我心窝里。
我眼前一黑，耳朵里全是轰鸣声。手里的碗没拿住，“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排骨和汤溅了一地。
我张着嘴，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年轻女人，又缓缓转头，看向我的儿子。
他就站在那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动了动，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避开了我的目光，伸手去拉他媳妇的胳膊，小声说：“你少说两句……妈，雅丽她不是故意的，她就是心急，口不择言……”
我看着他那只拉住媳妇胳膊的手，看着他躲闪的眼神，看着地上那摊油汪汪的汤和碎瓷片。
二十多年了。我省吃俭用，熬夜做活，看人脸色，忍受孤单，像只老母鸡一样，拼命张开翅膀，想给他搭个窝，遮风挡雨。
就换来一句“破鞋”。
我慢慢弯下腰，一片一片，去捡那些碎瓷。瓷片边缘锋利，割破了我的手指，血珠子渗出来，我也没觉得疼。
雅丽似乎也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但她很快又抬起下巴，冷哼一声，抓起沙发上的包，拽着建国：“走！这饭没法吃了！你看你妈那副样子！”
建国被她拽着，趔趄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歉疚，有无奈，有烦躁，唯独没有我期望的、站在我身前的维护。
门被重重摔上。
老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满地狼藉，手指上的血，一滴一滴，落在混着油渍的排骨汤里。
第二章 回响
那天晚上，我是怎么收拾完那一地碎片的，记不清了。只记得蹲久了，站起来时眼前发黑，扶着冰冷的灶台才没倒下。手指上的伤口不深，但血一直慢慢渗，找了张创可贴胡乱缠上，血还是洇出来一小块，暗红色的。
我没开大灯，只亮了厨房一盏小黄灯泡，就着那点光，把碎瓷片扫进簸箕，油腻的汤汁和饭菜用拖布来回擦了四五遍。空气里还是弥漫着排骨汤和洗洁精混合的怪味。洗拖布的时候，水冰凉刺骨，一直冷到手腕子。
坐回沙发，老房子静得吓人。窗外偶尔有车灯的光扫过天花板，一晃就没了。我盯着对面墙上挂的旧照片，是建国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娘俩在公园拍的。他搂着我的肩膀，笑得见牙不见眼，我那时候头发还没白这么多，脸上也有点肉，穿着件新买的碎花衬衫，抿着嘴笑，眼角的皱纹都透着高兴。
现在想想，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舒心的一段日子。儿子有出息了，房子也买了几套，觉得苦尽甘来了。
“破鞋”。
这两个字又在耳朵边炸开，带着刘雅丽那张扭曲的脸。
我浑身一激灵，下意识地蜷缩起身子，抱紧了胳膊。不冷，但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脸上有点痒，伸手一摸，湿漉漉一片。我才发现自己在哭，没出声，眼泪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流到嘴角，咸涩涩的。
我有多久没哭过了？老周走的时候哭过，后来再难，咬着牙也得挺住，不敢哭，怕一哭就泄了气，垮了。在厂里被人说闲话，挤兑的时候没哭；四处求人借钱凑首付的时候没哭；夜里缝补衣服，针扎进手指头，血珠冒出来，放在嘴里吮一吮，也没哭。
我以为自己早就是块石头了。
可儿媳妇一句“破鞋”，儿子一个躲闪的眼神，就把我这块石头凿穿了，里面不是硬的，是稀烂的，一碰就淌脓水。
那一宿，几乎没合眼。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梦见建国还是个小豆丁，发烧了，我背着他去医院。夜里下着雨，路滑，我摔了一跤，死死护着他，自己膝盖磕在石头上，钻心地疼。他趴在我湿透的背上，小手摸着我的脸，小声说：“妈妈，不疼，建国给你呼呼。”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窗户外头天是灰蓝色的。
我起身，照镜子。里面是个头发花白、眼皮浮肿、嘴角下垂的老太婆。我慢慢梳头，把白发尽量拢到耳后，换了身干净衣服。今天星期一，我得去趟房产中介。
不是去卖房，是去问问，我那五套房子，如果现在要卖，最快多久能出手，大概能卖多少钱。
中介的小伙子很热情，听说我有五套房要出售，眼睛都亮了。但一听位置和房龄，又稍微冷静了些。他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半天，又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给我报了个数。比我想象的略低，但也在情理之中，老城区，房子都不新了。
“阿姨，您要是急用钱，价格可以稍微让一点，出手能快些。不过，您真考虑好了？这几套房子租着，一个月也万把块收入呢，您养老多稳当。”小伙子还算实诚，多问了一句。
我笑了笑，没回答。养老？儿子都靠不住，房子又能靠几年？
从中介出来，我没回家，去了趟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律师，姓陈，说话干脆利落。我把情况简单说了，没说“破鞋”那些细节，只说和儿子儿媳关系破裂，想处理名下房产，并咨询离婚的事。
是的，离婚。我和老周的父亲，周德顺，还没离。
周德顺是我法律上的丈夫，但我们已经分居超过二十年。当年他下岗后沉迷打牌，欠了一屁股债，偷拿家里的钱去翻本，被发现后我们大吵一架，他动手打了我，第二天就卷了家里仅剩的八百块钱，跟一个同样离婚的女人跑了，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开始几年，还偶尔打个电话要钱，后来音讯全无。我没去找过他，也没想过去起诉离婚，觉得丢人，也想着，反正人都不在了，一纸婚书有没有，无所谓。
现在，有所谓了。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王阿姨，您这种情况，属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调解无效，可以判决离婚。如果对方不同意或者无法联系，可以走公告程序，时间会久一点。至于房产，因为是您婚姻存续期间购入，但对方长期未尽家庭义务，且购房资金主要来源于您的个人积蓄和经营，您可以主张绝大部分份额。不过，最好能有证据证明购房款的来源，以及对方未尽责任的事实。”
她从抽屉里拿出几张表格：“这是离婚诉讼需要的材料清单。房产处理方面，只要产权清晰，是您的名字，您可以自行处置。但考虑到是婚内财产，为了避免后续潜在纠纷，建议您在离婚手续办理期间或完成后，再进行出售，或者与买方明确相关风险。”
我仔细看着那些条目，心里慢慢有了点底。至少，路是通的。
“陈律师，如果……我离婚期间就把房子卖了，钱款我自己处理，不打算留给我儿子，法律上，可以吗？”我问。
陈律师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些了然，但语气很平静：“当然可以。您的合法财产，您有完全的处分权。子女的继承权，是基于您去世时的遗产。只要您在世时自愿处置，法律不干涉。不过，”她顿了顿，“亲情上，您可能需要做好一些准备。”
我点点头。准备？我还有什么可准备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整理东西。购房合同、付款凭证、银行贷款记录、房租流水……厚厚一摞，用橡皮筋捆好。这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我这二十多年的汗水和算计。找到最早那本存折，上面还有当年取钱买房时留下的字迹，蓝色的圆珠笔，写着“购房首付，3号301”，字迹因为用力，纸背都凸出来了。
我又翻出户口本，我和建国的那一页。手指抚过他的名字“周建国”，旁边是“长子”。看了好久，我合上本子，放进抽屉深处。
周末，建国一个人回来了。没带刘雅丽。
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个果篮，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叫了声“妈”，把果篮放在桌上。
我没应，坐在沙发上，继续看手里的房产证，一本一本，摊在茶几上。
他走过来，看到那些红本本，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起笑：“妈，您这是干嘛呢？收起来吧，多金贵的东西。”
我没收，抬头看他：“建国，坐。妈有话跟你说。”
他迟疑了一下，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坐下，搓着手：“妈，那天……雅丽她说话不过脑子，她回来就后悔了，哭了半天。她就是压力大，看房子看得心急，您别往心里去。我替她给您赔不是。”说着，他拿起桌上的茶壶，想给我倒水，发现是空的，又讪讪放下。
“房子，你们还看吗？”我问。
“看……看啊。妈，那房子真的挺好的，错过就太可惜了。您就帮帮我们吧，就那一套，中山路那套，行不？卖了，其他的我们绝对不动您的。”他语速很快，带着哀求。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急迫，有渴望，有算计，唯独没有对那天那句“破鞋”的愧疚，也没有对他妈妈此刻心情的探询。
“中山路那套，我不卖。”我慢慢说，“不光是那套，这五套，我都不打算留给你了。”
周建国的脸，一下子僵住了，像是没听懂：“妈……您说什么？”
“我说，这些房子，我都要卖了。钱，我自己留着。”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直，没有起伏，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不是……妈，您开玩笑吧？您卖了房子干嘛呀？您就我一个儿子，不留给我留给谁？”他站了起来，声音提高了，脸涨红了，“是不是因为雅丽那天说了浑话？妈，她都认错了！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跟小辈一般见识？再说，您卖了房，住哪儿？您得为以后想想啊！”
“我想好了。”我打断他，拿起一本房产证，轻轻拍了拍，“我跟你爸，要离婚。离了婚，这些房子，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离婚？！”周建国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声音尖利得变了调，“您疯了吗？我爸都多少年没音讯了！离什么婚？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听了谁的挑唆？”
“没人挑唆。”我看着他，心里那片空洞越来越大，但奇怪的是，越来越平静，“我就是觉得，没必要挂着了。至于我住哪儿，卖了房，钱在我手里，哪儿不能住？养老院也行。”
“养老院？！”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又像是被彻底激怒了，在客厅里来回走了两步，猛地转身指着我，“妈！您是不是真要逼死我？就为了那点小事，您就要卖房，就要离婚，就要去住养老院？您让我的脸往哪儿搁？亲戚朋友怎么看我？哦，我周建国，逼得自己亲妈卖房离婚去住养老院？您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他终于说出来了。不是关心我以后怎么活，是关心他的脸面。
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这还是我那个冬天把我冰凉的手捂在他怀里，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挣大钱给你花”的儿子吗？
“你的脸面重要，我的脸面就不重要了？”我轻声问，指了指自己的心口，“你媳妇指着鼻子骂我‘破鞋’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我的脸面？”
周建国噎住了，张了张嘴，气势弱了些，但很快又强硬起来：“那……那她是过分了！我骂过她了！可您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毁了这个家，毁了我的生活啊！妈，我是您儿子！亲儿子！”
“你是我儿子。”我点点头，把房产证一本一本收好，摞整齐，“所以，我更寒心。”
我拿起那摞证件，站起身，往卧室走。
“妈！您别走！我们把话说清楚！”他在后面喊。
我停在卧室门口，没回头：“建国，手续我会去办。房子，我也会卖。以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咱们……各自安好吧。”
说完，我进了屋，关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听见外面“砰”地一声巨响，是他踢翻了凳子。然后是长久的寂静。
再然后，是沉重的、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大门被摔上了。
我滑坐在地上，手里紧紧抱着那摞红本本。这一次，我没哭。眼泪在那天晚上，好像已经流干了。
只是觉得，真冷啊。这老房子的暖气，是不是该找人来看看了。
第三章 风声
周建国摔门而去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区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的材料。工作人员看了看，问：“能联系上对方吗？”
我摇头：“二十多年没联系了，不知道人在哪儿，是死是活都不晓得。”
“那得走公告。时间会比较长，至少三四个月。”
“我等得起。”我说。
从法院出来，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我给相熟的中介小赵打了电话，就是之前咨询的那个小伙子。“小赵，我那五套房子，照我们上次说的那个价，能多快出手？”
小赵在电话那头声音都高了：“王阿姨，您真想好啦？这么快？价格……可能还得让一点，现在年底，市场淡，但您要急，我肯定给您找最靠谱的买家，尽快！”
“价格好商量，我只有一个要求，快，而且一次性付款优先。”我说。我得在离婚判决下来前后，尽快把钱拿到手，落袋为安。夜长梦多，周建国和刘雅丽，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得嘞！阿姨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挂了电话，我心里那点空落落的地方，好像被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给填上了。有点慌，但更多的是麻木后的清醒。路是自己选的，爬也得爬完。
果然，房子要卖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传开了。最先打来电话的，是我娘家堂弟，王建国（和我儿子同名不同姓）。
“姐！听说你要卖房子？还五套一起卖？出啥大事了？缺钱？缺钱你跟弟弟说啊，卖房子干啥？那可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堂弟在电话里大呼小叫。
“没事，就是想处理了，换点现钱，轻松。”我含糊道。
“姐，你别蒙我。是不是建国那小两口惹你生气了？我听说了一点……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劲？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将来怎么办？听弟弟一句劝，跟建国好好说说，母子哪有隔夜仇？他把媳妇管好就行了，房子可千万不能卖！那是你的根本！”
我嗯嗯啊啊应付过去，挂了电话。根本？什么根本？丈夫跑了，儿子靠不住，房子这个“根本”，现在看着也像个笑话。
紧接着，以前棉纺厂的老同事，住同小区的刘姐，拎着一袋橘子上了门。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唉声叹气：“秀英啊，你的事我听说了。唉，雅丽那孩子，看着挺体面，怎么说话这么毒！该骂！可是秀英啊，骂归骂，你可不能犯糊涂啊。房子卖了，钱在你手里，你就成孤老太婆了。建国再不对，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还能真不管你？你把房子卖了，不是把他往外推吗？将来你老了，动不了了，怎么办？指望谁？”
我给她倒水，没说话。
刘姐压低声音：“是不是建国逼你卖房？要钱？我跟你说，你可不能松口！这口子一开，以后没完！你就守住房子，租金拿着，谁也不敢小瞧你。他要闹，你就让他闹，当妈的还能怕儿子？”
我笑了笑，说：“刘姐，我心里有数。”
刘姐看我油盐不进，坐了一会儿，叹着气走了。
我知道她们是好意，是站在她们的阅历里，为我谋划一条看似最稳妥的路——握住资产，拿捏儿子，维持一个表面完整的家，孤独但“有依靠”地老去。
可她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那声“破鞋”，和周建国躲闪的眼神，已经把我这条路，从根上刨断了。我不是在赌气，我是真的，不敢再把晚年，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了。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心要是歪了，死物靠不住。
风言风语越来越多。我去菜市场，能感觉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偶尔飘来几句：
“……真卖啊？五套呢！得多少钱？”
“听说被儿媳妇骂了，想不开……”
“啧啧，儿子也是白养了……”
“有钱有什么用？老了孤零零，可怜哦……”
“也不一定，说不定外面……”
后面的话咽回去了，但那意味深长的眼神，比说出来更刺人。
周建国又来找过我两次。一次是晚上，喝得有点醉，拍着门，哭诉他妈不要他了，他多不容易，压力多大，刘雅丽家怎么嫌弃他没本事。我隔着门，没开。另一次是白天，冷静了些，试图跟我讲道理，说卖房可以，但钱得让他来管理，给我存着，怕我被骗。我说，不用了，我还没老糊涂。
他气得脸发青，丢下一句“妈，你别后悔！”走了。
刘雅丽没再露面。但我听说，她和周建国在闹矛盾，怪他没本事，搞不定自己妈，房子没捞着，还成了街坊笑话。
房子卖得出乎意料地快。有两套老破小，位置还行，总价不高，被两个急着给孩子上学落户的年轻家庭买走了，一次性付款。钱打到卡上的时候，我看着那一长串数字，有点恍惚。这就是我半辈子，搏来的东西。
第三套，也就是中山路那套，买主是个做小生意的中年男人，付了八成，剩下两成贷款，手续也在办。剩下两套稍微新点，也有人交了定金。
就在我以为一切按部就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那是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天冷得厉害，窗户上结了层白蒙蒙的雾。我正收拾一些旧物，准备搬去我临时租的一个小单间（老房子也在出售清单里）。门被敲响了，不重，但很持久。
我以为是中介小赵，打开门，却愣住了。
门外站着个男人，五十多岁，黑瘦，穿着件不合身的旧棉服，风尘仆仆，脸上皱纹很深，眼神浑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和惶然。我看了好几秒，才从那模糊的轮廓里，认出一点曾经的影子。
周德顺。我法律上的丈夫，建国生物学上的父亲，消失了二十多年的男人。
他搓着手，哈着白气，咧开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秀……秀英。我……我回来了。”
我扶着门框，手指用力掐进了木头里，才没让自己失态。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跳得厉害，不是激动，是一种混杂着荒谬、愤怒和冰冷预感的惊悸。
他怎么回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问了……问了以前厂里的人。”他瑟缩了一下，似乎有点怕我，眼神往屋里瞟，“能……能进去说吗？外头冷。”
我挡在门口，没动：“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
他讪讪地，从怀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想抽，又看看我，塞了回去。“我……我听人说，你要卖房子？还……还要跟我离婚？”
消息传得真快。看来，是我那“好儿子”干的“好事”。
“是。”我简短地回答。
“为啥呀？”他显得很着急，往前凑了半步，一股浓重的烟味和汗味扑面而来，“秀英，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建国。我……我不是人！我混蛋！”他说着，竟然抬手给了自己一耳光，不重，但响声清脆。
“我这些年，在外面，混得不好……吃了好多苦，想想，还是家里好，还是你……”他声音哽咽起来，眼圈也红了，“我现在回来了，我想好好过日子，补偿你们娘俩。你看，房子别卖了，婚也别离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好不好？我以后都听你的，我挣钱，都交给你！”
我看着他的表演。二十多年不见，他倒是学会了这套。可惜，太假了。那闪烁的眼神，那刻意装出的悔恨，瞒不过我。
“周德顺，”我连名带姓地叫他，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这些话，你留着跟法官说吧。离婚起诉我已经递上去了，公告也登了。房子，我也卖得差不多了。这里，”我指了指身后，“很快也不是我的家了。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他脸上的悲戚僵住了，慢慢褪去，换上一种难以置信和被羞辱的恼怒：“王秀英！你什么意思？我好歹是你男人！是建国的爸！这房子，这家里的一切，也有我一份！你说卖就卖？说离就离？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丈夫！”
果然，图穷匕见了。
“丈夫？”我冷笑一声，“扔下老婆孩子二十多年，一分钱没往家里拿，一个口信没捎回来的丈夫？周德顺，法律上，你是我丈夫。情分上，你在我这儿，早就死了。房子，是我一分一厘挣的，背债买的，跟你没关系。想要钱，想要房子，去找你儿子，或者，去法院告我。看法院判给你多少。”
我用力关上门。门板差点撞上他的鼻子。
他在外面使劲拍门，气急败坏地叫嚷：“王秀英！你开门！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不得好死！你卖房子的钱，必须分我一半！不然我跟你没完！我去告你！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货色！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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