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满楼的霓虹灯招牌亮得刺眼。
我站在前台，手里攥着信用卡，手指关节发白。
“先生，您今天两桌，每桌两千八，加上酒水，总共一万二。”
我回头看包间方向。
走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十二个老同学，全走了。
手机响了。
我接起来，蒋思聪的声音慌慌张张：“建国！你快回来！那两桌……那两桌都是咱们的老师！贾老师和何老师！我骗他们来的！你快回来结账！”
我站在马路中间，手里的打包袋掉在地上，菜汤溅了一裤腿。
01
消息是在同学群里炸开的。
那天下午我正盯着电脑发呆，手机震个不停。点开一看，蒋思聪发了条消息：“王建国升副总监了啊！兄弟们，这不得请客？”
后面跟了一串大拇指。
我盯着屏幕，胸口有点热。
四十二岁了，终于熬出头。
公司里熬了十五年，送走了三任领导，跟年轻人抢过位置，跟老同事撕过脸。
今年年初大老板亲自点名，说王建国这个人踏实，副总监的位置给他。
消息传出去，第一个知道的不是我老婆，是蒋思聪。
同学群里他永远是话最多的那个。
做小生意，手里有点钱，爱张罗事儿。
当年念书的时候他就是这性子，什么事都要抢在前头。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没变。
群里热闹起来。
谢高畅跟着起哄：“福满楼！必须福满楼！建国你别抠抠搜搜的。”
董自明发了个笑脸：“恭喜恭喜。”
曹子晋没说话。
我翻着手机，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福满楼啊。我们这最好的饭店，一桌两千八起步。我咬咬牙，打了一行字：“行，那就福满楼。下周六晚上，都来。”
群里一片叫好。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十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这帮人一个都没来。
我守在灵堂里，一个人烧纸，一个人磕头。
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刚参加工作，工资三千块。
父亲走得急，什么都没留下，反而欠了一屁股债。
亲戚们东拼西凑，勉强把丧事办了。
那段时间我打电话给几个老同学，想借点钱。
蒋思聪说我最近手头紧，对不住了兄弟。
谢高畅直接没接电话。
只有曹子晋来了，塞给我五百块钱，说建国你别嫌少。
那天晚上我坐在父亲留下的老屋里，看着墙上父亲的照片，心里憋着一句话：我王建国这辈子一定要站起来。
十年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手机又响了。
是曹子晋私聊我。
“建国，两千八一桌太贵了，你悠着点。”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只发了两个字：“没事。”
他回了一句：“那我给你带点好酒。”
我说好。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跟老婆郭丽敏说了。
她正在厨房炒菜，听了我的话，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
“两千八一桌？你疯了？”
“升职请客，不能太寒酸。”
“你那点工资我还不知道？房贷还差十二万，儿子明年上初中要花钱，你一个月挣多少心里没数？”
我坐在客厅里，听着她的话，心里堵了块石头。
“就是一顿饭的事，”我说，“以后工作上有用得着的地方。”
“用得着？你们那帮老同学十年了你见过几个？”
她把菜端上桌，碗筷摆好，声音不大但句句扎心。
“你要请，就简简单单吃顿饭。非要充那个面子干什么？”
我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口，咽不下去。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
“这顿饭不是给他们吃的。”我放下筷子，“是给我自己吃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再说话。
02
周六上午，我去了福满楼。
酒店在城东最热闹的街上，门口停着一排车。大堂经理姓刘，四十出头，笑容满面。
“王总，您订的包间在三楼，可以坐十五个人。”
我点点头，跟着他上楼。
包间很大，中间一张大圆桌，铺着白色桌布。落地窗外能看到街景，阳光照进来，整个包间亮堂堂的。
“这间怎么样？视野最好的。”
“行。”
“那菜呢？您看要不要预先定一下？”
我翻了翻菜单，心里一抽。
最便宜的一桌也要两千二。带海鲜的两千八。
我想了想，指着两千八那页说：“就这个。”
“酒水怎么安排？”
“五粮液，先来三瓶。”
刘经理在本子上记下来，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王总大气。”
我笑了笑，没说话。
大气？
就是打个肿脸充胖子。
我把菜单拍了个照，发到同学群里。
谢高畅第一个回复：“可以可以，建国敞亮。”
蒋思聪追了条：“就这？不够排面啊，再加两个硬菜。”
我愣了愣，回了句：“行，加。”
群里又是一片叫好。
曹子晋私聊我：“建国，你疯了吧？”
我没回。
回到家，郭丽敏正在阳台上晾衣服。我走过去，她头也不抬。
“订好了？”
“订好了。”
“多少钱？”
“两千八。”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继续晾衣服。
“加上酒水，五千块够吗？”
我没吭声。
她知道答案了。
“王建国，”她转过身，“我不是不让你请。是不想你为了面子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叹了口气，“你要是真知道，就不会花这个钱。”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酸。
她嫁给我十五年，跟着我吃苦受累。
当年结婚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就在老家摆了两桌。
后来父亲生病，她辞了工作照顾，熬了好几年。
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一点，我又要花这个钱。
可这顿饭我必须请。
不光是面子。
是我憋了十年的那口气。
03
周六傍晚六点半，我站在福满楼门口等人。
秋天的风吹在脸上，有点凉。我穿了件新买的衬衫，皮鞋擦得锃亮。郭丽敏早上出门前帮我整理领口，说了一句：“少喝点酒。”
第一个来的是曹子晋。
他骑了个电动车，车后座绑着一个纸箱。见面就笑，露出两排黄牙。
“建国，给你带了好酒。”
“什么酒？”
“自酿的米酒，我老丈人泡了三年。”
他抱着纸箱跟我上楼，一路上念叨：“这帮人你要是请不动，就别请了。花那个冤枉钱。”
“没事。”
“你那点工资我还不知道？”
我笑了笑，没接话。
第二个来的是蒋思聪。他开着一辆黑色帕萨特，下车的时候手里拎着一瓶红酒。
“建国！恭喜恭喜！”他拍着我肩膀，声音很大，“终于把那个副总监拿下了！”
“运气好。”
“哎，什么运气，那是实力。我跟你说，咱们那届同学里，你算混得好的。”
我听着这话，心里说不上舒服不舒服。
接下来人陆陆续续来了。
谢高畅开着他的别克君越，下车就嚷嚷：“福满楼的包间呢？我得看看是不是最好的。”
董自明骑了个旧摩托，穿得挺旧，进门就低着头，不怎么说话。
十二个人，最后到的是蒋思聪的几个朋友。
我认不全，他也不介绍，只说“都是自己人”。
酒菜端上来，五粮液打开，气氛渐渐热了。
蒋思聪举杯：“来来来，敬咱们的副总监！建国，你是咱们班的骄傲！”
大家纷纷站起来，碰杯声此起彼伏。
我一口干了。
酒有点辣，嗓子眼烧得慌。
曹子晋凑过来，压低声音：“蒋思聪刚才出去打了几个电话，你注意点。”
“打什么电话？”
“不知道，神神秘秘的。”
我没当回事。
酒过三巡，人开始放松了。谢高畅吹他最近接了个大项目，赚了几十万。蒋思聪说他那个皮具厂下个月要扩产，准备招五十个工人。
我在旁边听着，点头附和。
桌上的菜还剩一大半，没人动筷子。
“对了建国，”蒋思聪抹了一把嘴，“你跟你们公司那个王总怎么样？听说他挺器重你的。”
“还行。”
“那你以后可得多关照咱们这帮兄弟。”
他又倒了一杯酒，凑过来：“改天介绍你跟王总认识认识？”
“行，有机会再说。”
我端起酒杯，余光瞥见曹子晋在对面冲我使眼色。
我没理他。
这时，蒋思聪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两句，声音听不太清。
挂了电话，他冲我笑了笑：“建国，我出去接个朋友。”
“谁啊？”
“一个老熟人，你肯定高兴。”
他起身出去了。
我看着他背影，心里突然有点不安。
04
八点半左右，人开始走了。
先是蒋思聪，他接了个电话，说公司有急事，要赶回去。走的时候拍着我肩膀说“改天再聚”。
然后是谢高畅，他老婆打了两个电话催，他说“没办法，老婆管得严”。
董自明连招呼都没打，我转头的时候，看见他那桌已经空了。
十二个人，不到半个小时，走了个七七八八。
最后剩下曹子晋，还有两个不太熟的。
曹子晋坐在我对面，端着一杯茶慢慢喝。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看着满桌的剩菜，心里空落落的。
那些话还在耳边：“建国，你是咱们班的骄傲”、“以后多关照兄弟”、“改天再聚”。
可人一走，就什么都没了。
“走吧。”曹子晋站起来，“我帮你收拾。”
“不用，我自己来。”
我结了账，前台查了一下单子。
“先生，您今天一共两桌，每桌两千八，加上酒水，总共一万二。”
我愣住了。
“两桌？”
“对，两桌。”
“我只订了一桌。”
前台小姐翻了翻记录：“另一桌是蒋先生提前一天加订的，说是给您的惊喜。”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回头看向包间方向，走廊空荡荡的。
我突然想起蒋思聪说的那句话：“建国，我出去接个朋友。”
又想起曹子晋说的：“他在打电话，神神秘秘的。”
我心里一阵发凉。
“您那桌加酒水，七千三。另一桌蒋先生没说谁结。”
我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信用卡。
“我付我这一桌的，另一桌让他们自己来结。”
刷卡、签字、拿着小票。
我心里的那口气，一下子泄了。
走出酒店门口的时候，秋天的风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打包的塑料袋沉甸甸的，里面装着没吃完的菜。
我往前走了几步，手机响了。
蒋思聪打来的。
“建国！你在哪儿？”
“走了。”
“你赶紧回来！那桌……那桌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贾老师和何老师！”
我停住了脚步。
“我骗他们说今天是老同学聚会，他们真来了！就在二楼靠窗那桌坐着！你快回来结账！”
我拿着手机，站在路灯下，半天没说话。
“建国？你听见没有？”
我挂断了电话。
回头看向福满楼的二楼，靠窗的位置，果然坐着两个老人。
老得我差点没认出来。
05
十年前最后一次见贾老师，是在父亲的葬礼上。
他赶了四十里路，拄着拐杖来的。
那时候他已经快六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
他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爸是个好人。有什么难处，跟老师说。”
我当时跪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
他塞给我一个信封，说里面是点心意。我后来打开看，是两千块钱。
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千出头。
何老师是后来上初中才认识的。
教数学，不爱说话，但对我特别好。
那时候我作文写得好，他每次都会在班上念。
有次还偷偷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建国，你将来一定能出息”。
我那时候不懂事，觉得他啰嗦。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十几年过去，我几乎没主动联系过他们。
没打电话，没发消息，过年也不走亲戚。
我以为他们把我忘了。
可我从来没想过，在他们眼里，我始终都是那个坐在第一排、眼睛亮晶晶的少年。
“建国？你还过来吗？”
蒋思聪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我……我这就过来。”
我把打包的菜往垃圾桶里一扔，转身往回走。
心里翻江倒海。
走进福满楼的时候，前台小姐看到我回来，愣了一下。
“先生？”
“那桌……那桌的老师在哪里？”
“二楼靠窗。”
我上了二楼，推开门。
包间里很安静，只有两个老人坐在桌边。
桌上摆着几个菜，都是素菜，没怎么动。旁边放着一瓶白开水，没有酒。
贾老师坐在窗户边，头发全白了，背也更驼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袖口磨破了。何老师坐在他对面，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封信。
看到我进来，贾老师站起来，腿有点颤。
“建国？”
“贾老师。”
他笑了，满脸褶子挤在一起，眼眶有点红。
“好小子，长大了。”
何老师也站起来，摘下老花镜，看着我：“真是建国？”
“是的，何老师。”
“我看看。”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眯着眼睛端详了半天，“嗯，瘦了，但精神头好。比当年高了。”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坐坐坐。”贾老师拉我坐下，“咱们慢慢说。”
他一坐下就看着我说：“听小蒋说你升职了？”
“嗯，副总监。”
“好好好！”他拍着桌子，“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当年我教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那个脑袋瓜子，聪明！”
何老师在旁边点头：“你那篇《我的父亲》，我现在还记得。写得好，真情实感。”
我低着头，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师在你们学校待了三十年，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可我就记得你。”贾老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那时候坐第一排，上课眼睛亮亮的，比谁都用功。”
“老师你的身体……”
“还行，就是腿脚不好，走不动远路了。今天小蒋说老同学聚会，我一大早就起来，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过来的。”
我鼻子一酸。
“老师你们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干嘛？”贾老师摆摆手，“你请的是老同学，我们两个糟老头子凑什么热闹。自己点两个菜坐一会儿，等你忙完了，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何老师把信封递给我：“这是你当年写给我的信，我一直留着。”
我接过信封，手有点抖。
信纸已经发黄了，字迹模糊。上面写着：“何老师，谢谢您还记得我。”
那是初二的时候，他当众念了我的作文，我写了这张纸条偷偷塞给他。
我没想到，他留了三十年。
“建国啊，”贾老师拍拍我的手，“老师不是来给你添乱的。就是听说你有出息了，想亲口跟你说一声好样的。”
我抬起头，看着两位老人的白发和皱纹。
喉咙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什么都说不出来。
06
“老师，您想吃点什么？我让后厨重新做。”
“点过了，素菜挺好。”
“不行，给您换。”
我站起来，走到包间门口，叫住一个服务员：“师傅，帮我重新炒几个菜，要好的。红烧肉、松鼠桂鱼、白灼虾，有什么上什么。”
“建国，不用。”贾老师拽我袖子，“随便吃点就行了。”
“老师您大老远来看我，我怎么着也得让您吃顿好的。”
何老师笑了笑，没再拦。
服务员出去了，我坐下来，给老师们倒茶。
“老师，您今天真的是蒋思聪叫来的？”
“是啊，他打电话说同学们聚聚，我就来了。”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说什么？
说蒋思聪叫你们来是想看我笑话？
说那桌菜不是我点的，是他故意安排的？
说了又能怎样？
让两个老人在大晚上失望而归？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老师您住哪儿？等会儿我送您回去。”
“不用不用，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不行。大晚上的，不安全。”
“你忙你的，”贾老师摆摆手，“我们两个老家伙还认识路。”
“不忙。”我说，“今天什么都不重要，陪老师吃饭最重要。”
何老师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笑。
“建国，你长大了。”
包子端上来的时候，贾老师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好，味道地道。”
何老师也夹了一个，慢慢嚼。
“建国，你妻子的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孩子呢？”
“儿子，今年上初中。”
“好好培养。你的孩子，肯定聪明。”
我看着两位老师吃包子，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年我在公司里跟人争跟人斗，拼了命往上爬。我以为我赢了，以为我终于有了面子。
可现在看着这两个老人，穿着旧衣服，坐了四十公里路来看我，就为了亲口说一句“好样的”。
我想哭。
“老师，”我说，“我送您回去。”
“真不用。”
“一定要送。”
贾老师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行，听你的。”
何老师把信封收起来：“建国，以后有时间，回学校看看。老师们都惦记你。”
“一定。”
我付了两桌的钱，一共一万二。
前台小姐愣了一下：“先生，您刚才不是……”
“没事，都结了。”
我扶着贾老师下楼，何老师拄着拐杖跟在后面。
门口的风吹过来，贾老师打了个哆嗦。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他推辞了几下，最后还是穿了。
“老师，您住哪儿？”
“城南，老教师宿舍。”
“上车。”
我开的是那辆开了八年的丰田，地板上有几个破洞，后排座椅磨出了海绵。
贾老师坐在副驾驶上，系安全带的时候手有点抖。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七十了。”
“退休金还行吗？”
“够吃够穿，不愁。”
我看了看他磨破的袖口，没再问。
车开得很慢。
街边的路灯一截一截地往后退，车厢里很安静。
何老师在后排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建国。”
“嗯？”
“你是个好孩子。”
我攥着方向盘，没说话。
“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什么东西都教过。但教的最多的是怎么写好人。”他顿了顿，“你写得好。”
那天晚上，我把两位老师送到了宿舍楼下，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
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动。
是蒋思聪。
“建国，你今天……我说的那个事……”
“不用说了。”
“那你……”
“蒋思聪，以后别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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