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曾志和女儿、外孙的一张罕见合影，外孙一表人才|女儿|奶奶|广东|广州|张亮|张冀|曾志

1995年曾志与女儿及外孙罕见三人合影，外孙气质出众引人称赞！

1969年10月的暮秋，南下的军列在粤北山区的一个小站停下，车窗外山风卷着稻草味扑面而来。车厢里，一位头发已现花白的女干部抱着四岁多的孙子，一边安抚他被颠得泛青的小脸，一边轻声说：“快到了，咱们的新家就在前头。”孩子歪着脑袋问：“奶奶，家为什么老在路上？”她抬手整了整帽檐，没有回答，只是把怀里的小家伙抱得更紧。列车再次启动，铁轨声像是提醒——新的考验就在眼前。

在这趟车之前，老人名叫曾志，党龄比车上多数战士的年纪还长。长征路上的补给断了，她啃过树皮草根；抗战最苦的日子，她缝过裹腿当棉被。正因为这份摸爬滚打的经历，组织在文革中决定把她安排到广东126师所属的邱屋生产队“接受再教育”。令到手，她第一反应不是行李如何打包，而是如何把还在北京、甘肃、广州几处辗转的子女召到身边，哪怕只见上一面，也好在风雨未歇前打打气。

一家人凑在广州时，只有短短两天的团聚。老人的大儿子早年投身部队忙得脱不开身，次子早夭，三儿子寄养外省无法脱离学业，只剩女儿陶斯亮和外孙张亮跟来送行。陶斯亮曾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您都快五十了，还下地种甘蔗？”曾志拨了拨女儿的刘海：“这点苦不算啥，关键让孩子长记性。”那年头，干部下放已是常态，许多人家都面临“一个行李卷走四方”的无奈。与其让孙子在陌生环境里寄人篱下，她宁可带进山里亲自照看。

邱屋只有十几户青砖矮房，门前是一条土路，雨天烂泥能陷过脚踝。曾志分到的住房是竹篱围起的草屋，房东家那条大黄狗比屋里的桌子还大。为了让自己白净的外孙不至于受冻，她拿出仅有的冬衣给孩子缝了背心。每月领到的30来斤米和1斤油，被她细分后，按人数排队称量。她总把最白的米、最嫩的豆腐挑给张亮，“你长身体，奶奶嚼点红薯叶就成。”雇来帮忙的阿婆一人包圆了柴火、挑水、洗衣，一月25元——在当时绝非小数目。有人替她算账：“这一折腾，您自己还剩不了几块。”她只抬眼笑笑：“买点踏实。”

山里冬天来得狠。为了给孩子练体质，她学着当地老表的法子，给他脱了棉衣满村跑。三天后，咳嗽连着喘急，诊所医生说是右肺炎症，要住县医院。路难走，山车不通，只能请民工抬担架，足足颠了四个小时。住院十多天，肺片总算转清，她每天守在床边熬汤，夜里点着煤油灯记录孩子体温——老战士的日记里，从前的是军情密码，如今却成了“凌晨二点三十七分，37度3”。

孩子刚好不久，又贪玩打翻了锅里的热粥，左手腕被滚烫的稀饭烫出大泡。房东嫂子急忙牵来大黄狗，想用土法“狗毛吸脓”。曾志一把拦住：“不许弄，破伤风怎么办？”她赶忙煮盐水冲洗，再敷上家里珍藏的黄连粉。所幸第二天化脓排净，小手没有留下疤。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老人后来回忆说：“打仗时包枪伤都没这么紧张。”

1970年前后，曾志三次离开邱屋去了外省，表面说是“走亲戚”，实则要兼顾女儿的产期与外孙的入学。甘肃临夏的冬夜比粤北冷得多，她抱着新出生的外孙女，冻得嘴唇发紫也不松手。返回北京途经西安转车时，张亮流着鼻涕喊：“奶奶，咱什么时候回老家？”陶斯亮忍不住叹气，轻声答：“等天暖了，再说。”

真正让这位外婆铁了心要把孙子接回北京的，是1971年初那场家庭风波。某天夜里，张亮顽皮惹祸，父亲张冀举起皮带就要抽。曾志护在孩子身前：“孩子犯错，用嘴说！”张冀情急挥手，老人竟反手咬住他的手腕，“你要打他，先过我这关。”当时全屋寂静，只剩粗重呼吸。第二天，张冀背起行囊回了部队，两口子的裂痕从此埋下。

教育问题也摆到台面。中组部幼儿园离家远，张亮路上要换两趟车，被同龄孩子取笑“穿草鞋来的”。曾志干脆把他转到南长街那所小学分校，离家步行十分钟。新同学来自各种被“疏散”干部家庭，口音不同，却都有一双识苦难的眼。师生们常见老人蹲在教室窗外张望，黑板擦扬尘弄得她满脸白灰，仍咧嘴示意孩子安心听讲。

1972年2月，组织决定将曾志调往陕西临潼干休所。离开邱屋那天，房东阿婆塞来一篮子自晒腊肉，叮嘱道：“阿婆，你到北方别忘了我们。”她拍拍对方的手背，没说多余话，把腊肉分成三份，一份留给阿婆，一份送给同屋战友，余下那份留作路上口粮。长途颠簸后，她终于在西安与抱着女儿赶来的陶斯亮会合，此后祖孙三代总算住在同一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