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秦史》，刘九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版
去年夏季九生兄从海外归来，相约在广州见面。我们已经分别了数年。和往年一样，三句话就开启了滔滔不绝的学术话题。和往年不一样的是，这次忘情的畅谈，居然十四个小时就匆匆过去了还仿佛意犹未尽，所谈大多集中在他这次带回国的一部书稿的内容。到了年底我收到了他的待刊书稿电子版，据说这是他从170万字的初稿中选出来的七分之一的内容。他的整个思考和写作从2015年下来延续了八年，可谓是稽古有得，八方求证，随时札记，披沙拣金。由此凝练出这一部《重建秦史》。
历史学本非我的“当行本色”。充其量我只能算是一个认真而热情的历史学读者。我从文学领域起步所从事的中国美学史、中国传播思想史等研究，推促我关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的各种进展和争议。九生兄博学多闻，研精覃思，善于做“探井”式的研究。所谓“探井”是一种类似地质调查的手段，为了探明矿源矿脉，而采用定点勘查的方式。他过去所做的“黄巾口号之谜”、“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等研究，大多是慧眼独见，开掘极深，拓面极广的题目，展开来常常就颠覆了人们习惯性的历史认知。在这部新作里，他揭破的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关于“沙丘之变”的弥天大谎！
人们都很熟悉“沙丘之变”的故事：秦始皇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作第五次天下巡游，至沙丘突暴病而亡。宦官赵高伙同丞相李斯，秘不发丧，矫诏赐死长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扶持幼公子胡亥继位篡夺朝政。“沙丘之变”后，秦二世在赵高的操纵下倒行逆施，诛杀其所有兄长和秦朝功勋重臣连同参与“沙丘之变”的李斯，遂酿成天下大乱秦朝覆灭的下场。这个故事经由司马迁的《史记》生动记述，广泛传播数千年已成历史“定格”。
人们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历史真相”：专制暴君总有老天爷突然索命的厄运；宦官便嬖险诈、权臣猥琐自私勾结成奸；忠臣孝子终必蒙冤；天下苦秦积怨深刻，沙丘之变便是秦朝暴政的“报应”。“沙丘之变”是秦朝政治的一个突发的戏剧性的“转折点”，经此一变便是江河日下，反叛蜂起，不可一世的秦帝国，迅速分崩离析。太史公的叙事高度契合于当时人们对“暴秦”垮台的期盼，契合于人们对构成事变场景的各类角色的性格面貌的预判，契合于阅读历史故事时的憎恶或惋惜的心情。一旦这种契合发生，历史叙事就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力量，所谓“历史真相”便由此诞生。更何况这一叙事出自于堪称“史圣”的太史公笔下呢。
但是，在两千一百年后，地下突然冒出来两件文物：一件是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出来的秦简《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一件是由北京大学收藏继而整理公布的西汉竹书《赵正书》。这两件文物不约而同地否定了那个戏剧性“沙丘之变”纯属子虚乌有，胡亥之继承帝位原是秦始皇去世前与亲信权臣议定的结果。至于胡亥继承帝位之后的政治失败是与他的“合法继承”没有关系的。由《赵正书》所展现的李斯悲剧也和《史记》的叙述大相径庭。据九生讲，尽管他一早就注意到这两件文物对于秦汉史主流叙述的颠覆性意义，一直建议其他中青年学者对此题目加以关注和深研。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后来学术界围绕究竟该信《史记》还是该信《赵正书》而发生争议，各执一词莫衷于是。
我看九生这部著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虽与这件学术公案有关，但其立意却不局限于此。全书由199条札记构成，直到第152条起才开始对《赵正书》作正面的辨析。全书绝大部分内容却是用来对《史记》所叙述的“沙丘之变”这一旷古谎言进行证伪。九生将这一谎言比喻为9层“连环套娃”（见从第85条到第92条札记的集中辨析），他主要运用外证法，兼用内证法和推证法，来揭示《史记》中这一历史叙述的破绽。他所用的外证材料主要是历年出土秦简、虎符、铜车马等文物文献，还有科技史、古天文学、交通史、法制史、民俗礼制史等学科的成果；其所采用的一项内证则是将见诸《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里“载日月”的凡9见时间记载一并列出，揭破所谓“沙丘之变”的时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纯属虚假时间；他所用推证方法，则是根据秦朝官制设置、文书行政管理体系、交通邮驿管控体系、秦王族宗庙制度、王位继承惯例等所进行的合理推论。他关于秦始皇两个儿子“扶苏”和“胡亥”名字的论证，特别是根据秦皇笃信的“五德终始”观念，将秦帝国以“亥”月为岁首的图腾命运与“胡亥”嘉名意蕴联系起来所作的辩证，是富有想象力又符合古代逻辑的，这为秦始皇对幼子胡亥的偏爱及传位属意作了有力的说明。
傅斯年先生说历史学就是史料之学。这话只有片面的道理。文献资料不会自己讲话，除非人们知道如何去考察和运用它们。文献材料如何转变为证据，取决于历史“侦探”的意图和方向；文献材料如何转变为叙述素材，更取决于历史叙述的价值设定和情感取向。而任何先验的历史价值观及情感取向与历史“侦探”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性（或实证科学性）之间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张力。尽管历史研究的实证科学规范如同“镣铐”一样控制着历史学家的想象和书写，使之与文学书写相比，犹如刻契较之泼墨，显得更加艰巨也更加凿实，但是历史书写的主观性脆弱仍是不可否定的。九生希望他自己能够多少摆脱掉这种“主观性脆弱”，八方搜证，多面驳正，用以堪破如高山仰止的太史公叙述中的“主观性脆弱”。这项工作之勇猛大胆，之石破天惊，之颠覆固见，令他自己都无法从容安宁。这种深陷其中不由兴奋的自我感觉，不时溢出字里行间。历史学家将史料转变为证据，再把这些证据和其他史实比对缀合构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得以重构历史场景。要将一个历史成说证伪为一个历史谎言，这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和学术使命感。
九生对于“沙丘之变”的证伪，我以为是坚实有力的。但是也还存有一点疑惑。因为他在论述中一再说“沙丘之变”谎言的原创者就是造成秦帝国覆亡的罪魁祸首赵高。（在此我们还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我想，如果认定《赵正书》的叙述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那么这段决定了秦帝国命运拐点的故事，其实是分为两幕。第一幕是秦始皇驾崩到胡亥继位；第二幕是胡亥宠信赵高专政倒行逆施。在第一幕中赵高是局外人，他只是在胡亥继位后“大赦罪人”免其隶臣身份擢升为郎中令之时才耀武扬威登上历史舞台的。赵高他既然身份合法为何要制造出“沙丘之变”的谎言呢？在虚构的“沙丘之变”的场景里赵高是身居禁中怀揣玉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家的反面角色。赵高自己当然不会将自己定位在这种反面角色里的。从《史记》里面的其他叙述可以内证“沙丘之变”的传言在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和汉高祖驾崩之前就已经是社会上普遍共知的了。九生在本书里将此社会谣传作为太史公采信错误的原因。因而我在这里不妨推论，“沙丘之变”的故事可能就产生于秦二世昏聩赵高专权而引起各种社会势力蠢蠢欲动的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历史瞬间。“沙丘之变”更大可能是一个无形社会的集体创作的谣言。所有愤恨秦二世和赵高滥杀宗族功臣的人们、仇恨秦王朝君主专制的人们、眷念故国宗法传统期盼复辟的人们，怨苦常年征战和徭役的人们，都在这个谣言的创作和传播中寄托了他们的情感。而要分清楚什么是谣言的原创，什么是谣言的传播又是何其困难。
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谣言的创作是无从寻根也不必刻意寻根的。重要的在于历史场景的相似性经常造成人们传播行为的模仿性。这便是从赵武灵王的“沙丘之变”又演变出秦始皇的“沙丘之变”的叙述学模版。横扫六合的旷世雄主一朝崩驾，他所建立的强大帝国大厦顷刻就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如果胡亥忠谨而睿智、勇毅而沉敛、善守而善为，这一震荡或可逐渐平息。如果适得其反，这“沙丘之变”的谣言便是秦帝国合法性动摇的第一块骨牌。我们毫不怀疑，“沙丘之变”的谣言和大泽乡的暴动在话语行为节奏上天然契合是绝非偶然的。
我想发挥这样一种说法，历史学家应该是特殊的“食人兽”，而不是“恋物癖”，他不该满足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本能地在史料化石上边嗅出“人”的气味来。九生之所以从“沙丘之变”下手来戳穿一个历史谎言本意是要恢复历史的真相。而揭示历史真相从来都是历史学家最庄严的使命。谎言和谣言，其差异化的话语功能还是颇堪玩味的。在特殊历史时刻诞生的谣言是专制制度下发动社会怨恨的公共性手段，也是启动社会情感想象并将此情感动力导向社会动乱的最佳策略。此类谣言还具有测试政治风向、力量对比、凝聚反抗的“石蕊试纸”般的效应。然而特定历史场景中的谣言一经载入青史，对于后代人们来说，误读为信史记录，便转化为一个巨大的谎言。这谎言中的所有场景、人物、细节要件，反过来却又成为后人历史认知的概念框架。
九生如是概括他这本书的构思：以“沙丘之变”——谎言就是真理的古老题目为圆心，以汉家正统论或暴秦论为半径，以秦科学与文明为背景。这是他这本书不同于学术界争辩《史记》叙事和《赵正书》叙事孰是孰非的地方。在他看来更加重要的是，何以由“沙丘之变”谎言建构了太史公的秦史叙事，又如何由此叙事关联到汉代以来的“暴秦论”认知框架，并由这一认知框架“压低了”中国人对秦文明的整体认识水平。揭破谎言只是他撬动人们历史认识误区的一个锐利的凿击！
九生凭着他烂熟于心的史料积累以及几十年对秦文明全方位的研究，痛感秦汉史和通史研究中对秦文明的世界性伟大成就的严重估计不足，未能充分吸收科技史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至今在大众史学的一般常识中“暴秦”仍然是邪恶之龙的形象，这阻碍了中国人对自我文明雄奇价值的认同。因此他在书中多处完整引述了考古学、科技史等学科对秦文明研究的丰富成果，以廓清“暴秦论”的认知雾霾。
历史研究中的道德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常常是历史学家不能避免的巨大纠结所在。中国史学从巫史传统和史官文化延续下来，其本色就是政治史学，她关注的是世代兴亡之所由，结穴在资治通鉴之可行。这就使得客观性认知和主观性利用必须融合为一体，使道德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化为无形，用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统摄历史话语的建构。真实的历史往往是血与火的历史，而表述的历史则是正与邪的历史。同样的作为生存版图扩张手段或新社会产婆的暴力，在不同的叙述话语中呈现出决然不同的形象。武王克商势必要建构出商纣王的淫虐邪恶形象，刘汉代秦也必须以“暴秦”作为汉家正统的反面教员。没有这一反衬何以营造新王朝的至上权威？“暴秦论”是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那个时刻就开始的，与秦帝国滚滚战车伴随始终的噪音，从四面八方旮旯拐角不断涌现不时沉浮的噪音，它是那个革命时代的复调情绪，它不时渴望着一个历史的缺口，得以形成巨大的海啸。但是，这只是一种时代的心态氛围。只有当新王朝重树新权威的时代要求出现，并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形态建构行动的时候，“暴秦论”才会获得它的理性话语形式。九生在书中将“暴秦论”话语建构与“沙丘之变”谎言制造联系起来的考察，深入揭示了秦汉之际政治嬗变的逻辑。由此我们也能对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局限性报以同情的理解。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可能依附他那个时代的普遍的思想方向，并深受某种时代心态氛围的影响。时至今日的一些历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暴秦”在中国历史话语中的原罪形象，何以构成人们对秦文明的持久漠视？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当近几十年关于秦代的出土文物越来越多，春秋战国至秦汉的文明模式的重塑的研究，势将成为一个综合性更高、辐射面更广的领域。秦帝国对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绝不会因为它短暂的历史而磨损。决定这一影响的关键应当是在它空前的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就。特殊的传统和观念的植入使得滥觞于华夏东部地区的那些新思想新制度得以在西部秦立足植根开花结果。人决定了制度选择，制度又创造了新的人。制度文明是秦文明的核心要义所在。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郡县行政，还是军国一体，还是兵民合一，总而言之，所谓“暴力”的秦帝国，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结构要素的重组，即实现了全国人民的“抟力”。这种“抟力”是对于自商周至春秋的宗法礼制社会的解构和重构的结果。没有这种“抟力”，都江堰、灵渠、万里长城、扫平六合、拓疆南海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九生这部书里实际上是贯通着对于秦帝国的这种整体性的理解。问题是这种所向披靡的“抟力”为何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便分崩离析？历史前进的必然性和前进中的曲折性偶然性的矛盾使得实际呈现的历史场景扑朔迷离异常诡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估了社会惯性和惰性的力量，实质上这都是由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所决定的。演进激烈的国家机器一旦出现脆断的间隙，便是社会沉积泛起的绝妙机会。伴随着汉家正统论的登台，是宗法分封制度的复活。然而历史毕竟有其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宗法分封制度再也不能以宗周礼乐文明的理想形式直接复活，而必须和秦帝国的新制度遗产即君主专制制度和郡县制度整合嫁接，由此完成了宗法专制国家形态的和合与共，或许这是汉祚长于秦政数百年的根本原因？
阅读九生的著作让我分享到历史学家视界的愉快。历史研究除了她的无可避免的艰辛以外，还有她给予读者的独特的美学愉悦。九生是一位有诗性气质的历史学家。这一点我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1975年夏天我和他都作为当时的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参加了陕西省出版局《商君书》评注小组的研讨活动。他来自东方厂，我来自省印刷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结成亲密的兄弟。但那时九生已经在文史领域里自学积年，无论学识还是经验都是领航的兄长和治学的楷模。在咸阳市委党校的院子里，一边沐浴着夕阳散步，一边听着九生和孙达人老师热烈讨论秦史和唐诗，思绪在《商君书》和《竹枝词》之间跳跃，也是愉快而奇特的收获。后来我到北京读书期间，又有幸成为九生的第一部著作《循环不息的梦魇》的组稿者，充分领略到他的诗性史学的书写风格。如今九生兄的思维和文字依旧元气充满，可谓是“万里归来颜愈少”，怀赤子之心，发惊世之问，著雄辩之文。秦川大地，地不藏宝，这一部《重建秦史》是应该得到大地的回声和人心的共鸣的吧！
来源：吴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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