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超越“他者化”：中国社交媒体的区域国别叙事与世界图像|中国|主体性|他者|现代性|解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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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全球权力格局深刻转型与中国区域国别学兴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交媒体的区域国别叙事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他者化”、构建世界图像方面的创新路径。本文以B站头部视频创作者“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中涉区域国别叙事的篇目为考察对象，通过个案研究与叙事分析，发现其在三重维度上实现了对国际传播“他者化”逻辑的系统性超越：在认知维度上，该片以“标签识别-意义修正”为路径，通过构建替代性叙事解构刻板印象；在评价维度上，其彰显了多元社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并引入在地阐释者构建对话性协商空间；在情感维度上，其借助生活化的个体深描，构建起跨文化共情机制。当中国的“自塑”故事频繁遭到冷遇、无视之时，该系列纪录片所呈现的区域国别叙事，为国际传播实践勾勒了一种潜在发展方向：基于他者故事的叙事新形态，不仅可以借助“他者-自我”的镜像关系，隐而不显地传递出自身的内在价值体系，还能够通过剖析其他国家、区域所遭遇的复杂难题与深层症结，重新解读世界的发展逻辑，彰显“全球中国”的主体性与国际关怀。

# 观点精粹

“不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何以被把握为一幅图像。”

将目光从他者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延伸至为解决问题所展现出的“人的能动性”。

彰显他者主动性的叙事挑战了将“他者”建构为等待外部拯救之绝望客体的西方媒介话语，避免为处于权力关系上位者的外部力量以“拯救”之名的干预，提供一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

将他者作为叙事主体，同时借助“他者-自我”的镜像关系，在他者叙事的深处彰显出鲜明的中国主体性与价值立场。

# 关键词

他者化；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中国故事

# 引用格式

①俞雅芸，史安斌.超越“他者化”：中国社交媒体的区域国别叙事与世界图像——以“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为考察对象[J].传媒观察，2026(6):14-26.

②俞雅芸，史安斌.(2026).超越“他者化”：中国社交媒体的区域国别叙事与世界图像——以“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为考察对象.传媒观察(6),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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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节选

一、绪论

在全球地缘政治与文化权力格局深度重构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互为主客”的范式转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从此前的“接轨”，升级为“参与、引领”；中国已不再仅仅是全球舞台上一个被凝视、被定义的被动客体，而是日益成为一个积极介入、主动建构世界图像的主体。这一角色的转换催生了一项紧迫的时代命题，即中国如何理解他者，并进而描绘世界。2021年，“区域国别学”被正式增设为一级学科，正是这一历史性诉求在制度层面的直接回应。这一学科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试图超越美西方学科建制中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所蕴含的权力不对等视角，通过建立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系统地认知、解读国际社会中的“他者”。关于他者叙事的重要性已被反复验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二战后事实上成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理解、想象并最终治理日本的认知蓝本。这充分展现了他者叙事并非对现实的镜像反映，而是一种基于理解、充满选择与价值判断的话语构建，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

既往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长期以来将焦点固着于自我维度：一方面，孜孜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对他者叙事的关切，也大多集中于批判西方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如何误读、污名化中国，或中国应如何巧用作为他者的知华友华群体，降低文化折扣，实现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一个关键维度被长期遮蔽：不论是聚焦于自塑还是他塑的现有研究，其逻辑起点往往隐含着将中国预设为被动的认知客体这一前提；然而，中国不仅是被塑造、表征的客体，还是解读、建构其他国家与区域的叙事生产者。换言之，从他者出发的区域国别视阈恰恰启发着以往过于重视自我的国际传播研究，应当进一步分析中国何以描绘、建构他者叙事与世界图像，因为当前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困境不仅源于各国对中国的陌生与误解，也与中国自身如何理解世界的国际观密切相关。正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将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并置所揭示的深层逻辑，区域国别研究旨在倡导系统性认知他者，引导主体在全球化坐标中反观并锚定自身的位置，从而重塑其国际观念、世界感知，并厘清自身发展道路的全球意涵，而这正是有效开展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认知前提与应有要义。

事实上，中国媒介建构他者的历史脉络与实践广度远超学界回应的范畴。从毛泽东对新华社等外宣媒体提出的“让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宏大愿景，到CGTN的全域落地，再到以TikTok、Shein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在全球数字空间的崛起，中国各类媒介早已成为全球信息流中不可忽视的叙事生产者。它们关于非洲、中东、东南亚乃至欧美的新闻报道、影视剧与用户生成内容，正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由中国视角所谱写的区域故事与国别形象。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虽已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但多将目光限定于中国在单一特定地区的媒体实践，或将其视为国家软实力的工具性延伸，未能将其置于全球信息秩序重组与叙事权力转移的宏观框架下进行审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宏大叙事浪潮中，社交媒体平台的自主跨文化传播实践，正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关键力量。从短视频博主记录海外风土人情，到网络文学作家构建奇幻的异域世界观，再到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商品展示与消费互动，这些实践以更加生动而灵活的方式，涌现出中国这一宏大主体对于其他国家、文化的叙事建构潮流。因而，本研究旨在探索在全球传播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交媒体的媒介建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传统上由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与国际传播实践，超越其内在的“他者化”（Othering），并绘制一幅拥有自身主体性的世界图像。

二、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社会的他者叙事

（一）西方区域国别视阈下的他者化叙事与国际传播实践

从概念上看，国别区域学是以特定国别或区域为明确研究对象，对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对外关系等国情（区情）问题进行整体把握和全方位研究的学科。换言之，区域国别研究即一种由内向外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探寻，旨在形成对于他者的系统性认知。然而，他者与自我这一组中性哲学思辨概念的理论基础虽然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对话录》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内嵌着相互参照的意味，但由于近代西方哲学所内嵌的主客体对立模式以及美国主导下带有冷战色彩的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影响，他者的意涵早已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于缺乏国际社会与海外事务的相关知识，开始在政府与军方主导下，将广泛的海外研究正式整合为“区域研究”。随着美国战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扩张以及冷战期间与苏联的国际竞争，地区研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助，研究体系与学科建制也迎来了空前的完善与发展。传统区域国别研究往往聚焦于非西方地区或战略对手，通过将他者边缘化来巩固自身的中心地位，形成知识与权力的高度互构。在此语境下，“他者化”作为他者理论的衍生概念，指的是通过一系列话语实践，带有文化偏见地将他者建构为异质对照体，从而遮蔽其复杂性与主体性的认知机制。

东方主义即为“他者化”的典型案例。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揭示的，由于分居两半球的东西方在语言文化等各维度存在巨大差异，加之“西强东弱”的世界权力格局与不平等关系，19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围绕着东方这一客体，培植了一种饱含西方价值偏见的认识体系，即将作为他者的东方描述为落后、愚昧但又充满神秘色彩的边缘存在。当东方成为西方知识体系中一个被定义、被想象的客体，围绕着东方所展开的“他者化”叙事与塑造，充当起了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以便西方确立自身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他者化”叙事不仅关乎对他者的否定，还在于自我的确立，以及形塑一种自我中心式的世界图像构想。海德格尔在提出世界图像这一概念时强调，“不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何以被把握为一幅图像。”世界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持续涌现的复杂动态过程，并由此彰显世界被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及其对形塑“世界感”（worldliness）的干预。媒体作为观念形塑与叙事生产的核心机制，在刻画他者形象、构筑他者叙事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构建往往超越客观描述，深入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传递，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对异质文化的感知与态度。

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常见的“他者化”逻辑相呼应，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也频繁将非西方社会描绘为对立性存在。以CNN、BBC为代表的国际媒体，在其全球新闻报道中往往依托“先进-落后”“现代-传统”“民主-专制”等二元对立框架，将发展中国家呈现为停滞、封闭、缺乏内生动力与历史主体的形象，从而与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进步性”形成鲜明对照。具体而言，西方媒体的“他者化”叙事往往去除常态化的描述，同时混合了异域性的审美与妖魔化的审丑：当他者以符合西方想象、不构成价值挑战的神秘面貌出现时，媒体将其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点缀；而在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模式或意识形态差异时，叙事则往往滑向奇观化甚至妖魔化。萨义德将其批判性分析美国媒体报道伊斯兰的著作命名为“Covering Islam”，即一语双关地指出西方新闻的“报道”往往演变为对于真实伊斯兰世界的“遮蔽”。这种国际传播实践并不旨在系统性认知与理解，而是通过将他者固化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代名词，构建便于操控、符号化的“他者化”叙事。从这一视角而言，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与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在本质上互为表里，二者共同构建了一种“他者化”的知识生产机制与全球话语实践，旨在维护并延续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权力秩序与利益格局。

（二）新中国的他者观念与媒介建构

作为在东方学中遭受傲慢审视的对象，新中国自诞生伊始，便在国际格局的构想与世界图像的描绘中，逐步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他者观念。不论是“中间地带”的提出，还是随后进一步发展的“三个世界理论”，抑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构想，都彰显了中国的他者观念实质内嵌了反霸权、促多极的原则，在强化与亚非拉国家团结的同时，构建起一种以共同历史境遇和发展诉求为基础的“我们”认同，旨在推动形成更为平等多元的全球秩序。这一认知体系不仅指导了以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外交实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区域国别的实践。在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上，中国打破了西方原有聚焦于国际关系对手或“异质”他者的研究局限，旨在从根本上避免复制自我中心的欧美学术传统。在研究思路上，中国在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体系内开设“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向，彰显了中国旨在摒弃文明等级观念，强调自我与他者彼此建构、互为参考的知识生产价值导向。

诚然，上述有关新中国区域国别构想与国际观念的论述并不意味着其已然完全实现了自我与他者平等化的关系构建，中国的他者观念同样保有其内部复杂性。这种复杂样态一方面关乎时间维度的纵深，即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并愈发深入世界，其不可避免地调整了自身的国际观及对他者的定位与认知。例如，中国大众文化面对美国的他者叙事便体现了明确的转折与断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被定位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一度被描述为“蔚蓝色文明”的代表以及中国发展的参照对象；时至今日，美国作为“山巅”“灯塔”的叙事幻象则受到了质疑与反思。另一方面，他者观念的复杂性也同样关乎外部世界空间的广度。将不同国家划入三种世界范畴并基于此构成迥异的他者-自我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即为典型。尽管如此，中国的他者观念及其叙事明显区别于西方主流区域国别学所体现的单一中心、二元对立的霸权逻辑，并未简单落入后殖民意义中的“他者化”窠臼。

同时，伴随信息通讯技术与社会生活交融程度的与日俱增，媒介在当代社会已然超越信息传递功能，日益成为观念形塑与叙事生产的核心机制。然而，上述顶层设计层面所倡导的他者观念与具体的媒介叙事实践之间始终存在若隐若现的差距。部分学者认为，作为建构他者观念的关键性力量，以新闻报道为代表的媒体实践仍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重灾区：当记者以自身文化群体的经验与观念为基础框架时，他们习惯性地简化跨文化差异，将他者建构为“另类”存在。在中国的媒介景观中，关于他者的塑造时常与自我身份认同纠缠，民族主义既成为了阐释他者叙事的动机，又充当了建构他者形象的工具；因此，为了维护、确认自我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他者遭到弱化，并与自我处于不平等关系中。同时，还有学者关注到了中国内部社会观念与全球化背景的勾连，指出部分媒体叙事仍复制了西方文明等级逻辑，制造出奇观化与浪漫化并行的他者形象。

不过，面对这一核心问题，另一些研究则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对比于充斥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媒体，中国媒体在建构他者形象时显然更具包容性。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南方国家时，其和合、共同崛起等理念已然告别了传统二分的“他者化”表达，通过正面报道、建设性新闻等方式，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可能。例如，一项聚焦于中美媒体国际新闻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媒体的他塑仍陷于东方主义的桎梏，将穆斯林社会刻板化地呈现为一种与西方民主价值观冲突的威胁；而中国媒体则强调了社会内部的主动性，体现“第三世界团结体”的人文关怀。上述研究恰好表明中国媒介对于他者叙事的建构、世界感的塑造仍是一个充满探讨空间的研究议题。

三、研究设计：问题与方法

基于文献梳理，理论层面的复杂性以及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与不足，为本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中国社会对于他者（国）及世界的感知与想象正处于剧烈的调适之中。这意味着，当“中国-世界”关系观念体系尚处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塑造阶段，任何一种获得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力的叙事模式，无论其本身是否内嵌未被察觉的偏见，都将凭借其传播效能，占据塑造公共认知的有利位置，因而剖析当前影响力大的媒介叙事，具有把握未来认知走向的前瞻性意义。延此脉络，以“他者叙事建构的三重维度”作为分析框架，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当今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传播实践，在认知维度、评价维度、情感维度上，分别采用了何种具体的叙事策略以建构他者？此种塑造在本质上究竟是延续了传统西方区域研究中常见的“他者化”与“东方主义”逻辑，还是与之形成了对话或对抗，进而催生了一种兼具主体性与平等性的新型他者叙事？更进一步，这种叙事实践在宏观层面共同拼接、构建起何种样态的世界图像？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选择视频平台哔哩哔哩（Bilibili）头部视频创作账号“食贫道”所制作的系列纪录片进行单案例分析。选取哔哩哔哩作为主要观察平台，是因为其既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视频社交媒体，又在青年用户中具有显著的渗透度与影响力，是青年世界认知形成的重要场域，从而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观念与主流叙事演进的一个重要窗口。“食贫道”账号由前央视记者张竣创立，早期以美食为线索进行人文记录，2019年开始探索面向单一国别/区域的专题纪录片创作，后因疫情暂时中断，并于2023年重启这一系列纪录片创作计划。这一时机与哔哩哔哩平台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向国际化战略转型的关键期相契合。

在哔哩哔哩平台海量的国际题材内容中，选择“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为分析样本，源于其在形式、内容与影响力上均具备不可替代性。从影响力维度而言，该视频账号被列入“2024年度百大UP主名单”，拥有超过800万粉丝。该系列节目获得了“哔哩哔哩2024年度最佳栏目奖”，平均播放量高达959万次。从形式维度来看，与社交媒体上占据主流的碎片化信息不同，该系列均采用长纪录片形式（66―266分钟不等），这种形式能够展开多层次、有纵深的叙事，为分析区域国别叙事结构与内在逻辑提供了丰厚的文本基础。从内容维度而言，该系列纪录片是自媒体视频内容创作中少见的主要以区域国别思路开展的传播实践，在策划初期便确立了系统性的全球拍摄计划。更为关键的是，其主创张竣公开表明创作宗旨是“做一档中国人看世界的节目，用中国人自己的习惯和视角”。这种明确的主体性自觉，使其超越了个人化、生活化的记录，成为一种中国视角下的他者诠释与叙事建构实践，与本研究的问题意识高度契合。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选取该系列纪录片作为单案例样本，并非意在论述其在经验层面得以代表、囊括中国社交媒体的所有区域国别叙事类型，或对当前样态作出总体性概括，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理论启发性的前沿实践样本加以剖析，为考察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在非传统新闻形态中构建超越“他者化”的叙事可能，提供一个可深入观察的经验入口。通过对该个案的深描与细读，本文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交媒体创作者何以在描摹其他区域与国家的过程中，生产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情感与想象，并通过影像与文本建构特定的自我与他者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上述纪录片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分析对象（详见表格）。具体而言，在逐字稿转录与影像细读后，研究者采用了质化的叙事分析方法，拆解叙事结构，识别、分析叙事构成的核心框架与支撑性元素，并解读叙事背后的文化策略。除此之外，围绕上述纪录片的29个配套短视频也成为本研究的补充材料，这些文本以更直接的方式揭示主创的意图及对核心议题的补充观点。另外，研究者还系统性地收集了“食贫道”账户的相关报道、访谈资料、公开演讲等自述性文本，这些生产端的信息资料能够帮助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纪录片文本的意图语境与传播实践的主体意涵。

四、研究发现：超越“他者化”的三重叙事维度

（一）他者叙事的认知维度：刻板标签的识别与指向性意义的修正

意义世界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哲学图景，贯穿并显现在一切沟通与传播活动之中，尤其依赖于以符号为载体的“指向性意义”之建构与交换。然而，文化符号的连接本身具有不稳定性，这直接导向了对意义生成与解释的持续性话语争夺。长久以来，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以及长期的主导地位，垄断了对“指向性意义”的最终阐释权与定义权。然而，正如前述文献梳理所揭示的，这种霸权叙事下的阐释充满着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简化，由此生产出针对诸多刻板化印象与偏见化标签，而这正是“食贫道”系列纪录片的叙事起点，以及其试图对话、辨析乃至对抗的深层对象。

具体而言，该系列纪录片在叙事上存在一个清晰的共性：首先识别并呈现目标国家在霸权性国际话语中的刻板化标签，或在纪录片的开场与预告中被直接点明，或巧妙地编织于主线叙事的潜在文本之中。随后，影片通过渐进式的深度叙事，展开对相关“指向性意义”的再阐释、调整与重构，从而与这些先入为主的标签形成对话乃至对抗。一方面，他们旨在建构一种替代性叙事，挑战并解构由国际话语霸权所塑造的、针对特定国家与民族的负面刻板化标签。例如，在巴以冲突的媒介叙事中，美西方媒体筛选并重组对以色列有利的碎片化信息，将巴勒斯坦塑造为“挑衅者”或“暴力源头”，部分美国媒体更是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标签化为“恐怖组织”，将之置于和平、民主的对立面。而聚焦于“巴以冲突”的篇章《迦南孤儿》则清晰地揭示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期以来系统性的压迫：在2023年加沙大规模冲突爆发前，以色列军警同年3月起已在约旦河西岸多次造成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同时，以色列当局罔顾《奥斯陆协议》的过渡性，反而持续通过扩建定居点、修筑隔离墙等手段，逐步蚕食并实际控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另一方面，他们亦致力于将那些浪漫化的标签加以具象化阐释以还原其复杂性。浪漫化叙事作为“他者化”的一种典型形态，虽常以肯定、欣赏的面目出现，实则通过过滤与纯化，掏空了他者社会的内部复杂性，最终召唤出一个仅供自我投射欲望的他者。与之相对，“食贫道”系列纪录片则力图还原被浪漫标签所掩盖的现实肌理。例如，在被誉为“足球王国”的阿根廷，纪录片揭示了许多底层青年对足球的“热爱”，实则与社会阶层固化的困境紧密相连：“除了踢球，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改变命运的办法。”（P8）足球对于他们而言，远非纯粹的浪漫激情，而是一种在有限选择中谋求命运改变的阶层上升通道。这也解释了为何阿根廷国民更喜爱出身贫民窟的马拉多纳而非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梅西，因为在至今仍近半数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的阿根廷，马拉多纳“是贫民窟里所有人的榜样”（P8）。

同时，此种破除他者标签的叙事方式，并未局限于与本国处于合作性权力关系的国家。这超越了一个常见的学术预设，即媒体倾向于对合作性国家提供正面叙事，而对竞争对手则施加否定性叙事。“食贫道”通过揭开资本主义社会被霸权叙事掩盖的价值，以彰显其社会内部的多样性，避免化约地将其视为被简单否定的他者。例如，在右翼情绪高涨、军国主义复苏的日本，纪录片引入了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反思性声音，以表现其对日本激进政治姿态的警醒：“人们常说，越小的狗越会叫，叫得越响越容易给人一种强大的印象，而对此产生的期待就越多，但它终究不是大狗，不过现在的日本社会似乎更倾向那些叫得响亮的人。”（P11）更为典型的案例则是《首尔夏天》中的主人公之一、韩国左翼作家郑智我。围绕她的纪录片叙事首先追溯其父母的生平，即他们曾作为游击队员参与“朝鲜战争”、不断搅扰战场后方的经历，借此回溯对韩国建国初期为反对资本主义性质政权、反对单独建政、要求建立统一政府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可以说，这一叙事不仅揭开了韩国长期被主流叙事压制、埋葬的红色历史，还深刻阐释了韩国社会如何在内外力量持续的意识形态规训与地缘政治塑造下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将当今即时性的政治情绪置于漫长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转型中理解的叙事方式，实现了对他者社会更为立体的认知纠偏。

（二）他者叙事的评价维度：主体性的建构与协商空间的打造

他者叙事常遭遇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剥夺了客体的主体性，即此类叙事惯于将其他国家、文明建构为一种被凝视、被言说的静态客体，其能动性被悬置，主体性被剥夺，构成一种隐性的文化权力实践。相较于此，“食贫道”系列纪录片则通过以下两种叙事方式来建构他者主体性。

首先，该系列纪录片的核心努力之一在于，将目光从他者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延伸至为解决问题所展现出的“人的能动性”。例如，在日本篇章中，一个由福岛本地老年人组成的志愿者团体，每月会抽出约一周时间，自发在福岛各地点使用手持式检测仪对土壤环境进行实地测量，以此获取、公开真实的环境数据，从而对日本政府宣称的“福岛已然恢复安全、可恢复居住和旅游”提出质疑。《你好美国》中的支线主人公之一、非洲裔美国社区活动家迈克尔，虽先后三次因竞选资金匮乏而折戟，但其谋求改善黑人社会地位的持续努力本身，即抵抗边缘化的能动性彰显：“我在布鲁克林（的黑人社区），社区基本乱成一团。我希望社区有所改变，想帮助黑人找到工作。”（P5）即便是纪录片中呈现的马尼拉贫民为获取肉食对废弃鸡肉进行再处理的“令人不适”的场景，其叙事意义亦非制造同情，而是展现了在直面生存严峻性的时刻，当地社区在有限资源下维系生命的主动策略，而非被动的“受助者”。

尽管他者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身处困境之中，但主体性并未因此消解。他们或秉持某种超越性的社会理想而展开对抗性行动，或仅仅是一种在强大压力下维系自身存在的、微弱却坚韧的日常性挣扎。这种彰显他者主动性的叙事取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即对于他者国家/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给予足够的理解与尊重。特别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此类叙事挑战了将“他者”建构为等待外部拯救之绝望客体的西方媒介话语，避免为处于权力关系上位者的外部力量以“拯救”之名的干预，提供一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

其次，在叙事策略上，该纪录片开辟了他者与自我的协商性空间。具体而言，“他者化”的生成常常植根于媒介话语中他者角色言说空间的匮乏；而“食贫道”系列影像未选择传统纪录片“解说词+画面”的权威独白模式，而是使他者从被阐释的沉默客体，转化为参与意义共建的对话主体。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引入、凸显“在地阐释者”的角色：近半的纪录片有本地向导角色，他们在纪录片的叙述中与来自中国的摄制团队构成了持续的对话互动；剩余影片中则引入了诸如该国学者等本地“把关人”。他们并非单纯的背景信息提供者，而是在协商性空间中承担了关键的“意义协作者”角色；而该系列纪录片中许多对于他者社会所形成的平衡认识，皆源于“在地阐释者”的调适。

例如，相较于全球诸多国家将宗教信仰置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宗教在中国社会并非主导维度，而这一根本性的差异，构成了跨文化理解中的一个关键认知阈限。若研究者或观察者缺乏对宗教的充分认识，便极易对他者社会的行为动机、制度安排与文化表达产生误读，或将其简化为不可理喻的奇观。而在泰国篇的影像中，当面对泰国社会青少年大多拥有过出家经历的现象时，叙事并未止步于外来摄制团队的疑惑，而是经由本地向导的解释，揭示了这一宗教实践与孝道文化、还愿等社会习俗的关联。这种“外来视角”与“在地阐释”的交织，在文本内部创造了一个动态的协商空间；最终受众所接收的，已非从“自我”视角出发的定论，而是经由自我与他者跨文化对话与互相质询所生成的复合叙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系列后续开展的“Reaction”企划，即邀请纪录片的主要拍摄对象或所涉国家的在华留学生、“洋网红”一同观看、点评成片，此举在象征意义上更是实现了一种他者身份的反转：从被表述的对象，转变为拥有评价权与反驳权的阐释主体。

（三）他者叙事的情感维度：从生活世界出发的个体深描与共情可能

西方哲学家胡塞尔在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时强调，将现实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从主体切入去理解。在此框架下，他者个体的深描可被视作一种对生活经验进行具象化表达与意义重构的叙事形态。“食贫道”系列纪录片正是运用这一叙事形态作为其主要记述手法之一，即通过细腻讲述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深度特写他者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面貌与精神世界。这种“微小叙事”借由展现跨越文化边界的共同生活经验与通约性价值，开拓出一种文化间共性的认知与情感共通的可能。

在描绘泰国的《神鬼传奇》中，当纪录片所展现的大部分主体都选择相信宗教力量以渡过难关时，叙事进一步深入至一个乡村拳馆，围绕一名业余免费教学的泰拳教练与三名贫困青少年的底层互助故事，深刻诠释了“求己”这一奋斗伦理所蕴含的动人力量。影片中“如果我们努力训练，胜利总有一天属于我们”的朴素宣言，超越了具体文化语境，成为一种内嵌情感力量的普遍表达。在韩国篇章中，一位93岁“海女”的生命史被娓娓道来：“老公死的时候，我最小的孩子才3岁，大的才5岁。我牵着5岁的孩子，背着3岁的孩子，去田里除草。后来我去海边工作，变成海女。靠下海干活，供孩子们读书。我要是不去海里就没吃的，孩子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就这样，一路东拼西凑到了今天……我不是苦命人，现在还能下海呢，你们这帮孩子到我这个年纪早就去养老院啦。”（P12）自述中所传递出“拼了命生活”的内在力量以及镜头所捕捉的乐观笑容，共同构成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韧性美感，以动人而振奋的情感力量形成跨文化共鸣。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而言，此种对于生活世界的深描叙事，能够有效拉近受众与叙事对象的心理距离，从而促进受众的情感认同与认知接纳。

但必须指出的是，“食贫道”对个体故事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其叙事落入完全原子化的微观视角；恰恰相反，该系列纪录片始终致力于将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结构进行辩证勾连。以《迷失东京》为例，纪录片虽然聚焦于处于不同行业中五位个体的故事，展现他们工作、家庭生活、成长经历等各个截面，但其深层旨趣在于揭示：这些经历了经济腾飞又深陷“失去的三十年”的普通人，其生命轨迹如何被资本主义逻辑所深刻塑造乃至解构。同时，生活世界叙事所内嵌的世界开放性，本就得以借助以小见大的方式，将私域化的家庭记忆与微观化的个人生命历程，转化为解剖宏大历史结构的棱镜与切口。以前文所提及的郑智我为例，她在阐述自身家庭成员时，既详细描述了父母参与韩国共运的历史，又以身为自由主义者的儿子的成长故事揭示了韩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嬗变。

总结而言，“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一方面深度浸润于生活世界，通过极具共情潜能的个体故事打开理解他者的情感通道；另一方面，它又并未止步于个体叙事本身，而是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棱镜，有机地串联、注解背后更为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因而，个体深描所内嵌的普遍性与情感力量，在此构成了自我与他者关联的连接点或理解差异的媒介，而叙事进一步抵达的则是一个复杂、宏大的他者社会图景。

五、世界图景的媒介重构：去中心化、非外部化、国际主义

（一）去中心化的世界图像：世界的区域化与多样性

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在认知和建构世界图景时将美国视作理解和描绘全球秩序最为中心、同时最具优先性的参照坐标。有趣的是，恰如“行省化欧洲”所倡导的“将欧洲知识地方化”，“食贫道”亦将美国从一种所谓“普世文明”的抽象高度，降格为全球文明多元光谱中的具体个案，并由此构建一幅去中心化的世界图景。

一方面，在一系列拍摄对象中，美国仅是与泰国、日本、阿根廷等并列的国别之一，其在叙事架构中被赋予同等权重，打破了其惯常中心特权。另一方面，在叙事态度上，聚焦于美国的纪录片篇章对其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深描，捕捉其内部复杂的社会样态、矛盾与运行机制，将其还原为多个具体的、在地的实践来加以理解和分析，而非将其制度与文化高度理想化、符号化。

同时，该系列纪录片通过对北方国家的重审与再编，在叙事层面实现了全球北方与“理想现代性”的渐次剥离。例如，在韩国篇章中，制作团队描绘了一个极致“内卷化”的社会景观：“补习圣地”大峙洞密布的广告牌、与补习班共存的心理学诊所与内科诊所，以及高中生为维持高强度学习而依赖营养注射液的常态，共同勾勒出一个被竞争逻辑彻底渗透、以身心消耗为代价的社会肌体：“韩国高中生每周都注射，即便是营养针也有价格高低之分。钱多或少，决定了‘起跑线’的输赢。”（P12）同样，在《时尚圣经》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象征性缩影，时尚行业光鲜表象背后的权力运作、控制与残酷得以揭示，即美与审美被呈现为一种被定义的、排他性的权力场域。

因而，“食贫道”系列纪录片所尝试勾勒的，不再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或参照系的世界图像，而是一个基于区域化、彰显多样性的去中心化世界图景，呼应了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所指向的多极化世界现实，以及在知识论层面日益受到重视的“认知正义”倡导。

（二）交融性的世界图像：内在于世界的自我与关系性的他者

在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晚清知识分子传统的“天下”中心观彻底崩解，于是现代意义的“世界”概念在中文中开始使用，并在20世纪初迅速普及。这一概念伴随并促成了中国“自我”意识的根本性转换：“世界”被想象为一个外在的、绝对的实体，而“自我”则被相对化，甚至被排斥于这个新发现的“世界”之外。此种将世界视为外在实体的认知模式，在21世纪初占据主动、被附着上玫瑰色彩的“与世界接轨”的思潮中依然清晰可辨。而“食贫道”系列纪录片通过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描绘了中国早已内在于世界、与世界紧密勾连的图景。

例如，在意大利篇章中，叙事从普拉托的华人企业家切入，展现了许多所谓西方时尚大牌虽然是“made in Italy，but by Chinese”（P10）的客观现实。普拉托作为欧洲服装制造业基地，其登记人口中约25%为华人，他们深度嵌入并支撑着产业的上下游。一句“如果我们罢工，欧洲女人都没有衣服穿了”（P10）的受访者言说，生动印证了中国并非世界的外部他者，而是全球经济肌体中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力量。这种叙事瓦解了“中国”与“世界”二元对立的陈旧框架，描绘出一幅彼此嵌套、无法剥离的交融性图景。

这种交融性的世界图像不仅体现于自我与世界的交织，更深刻地展现于世界不同他者之间的关联。许多亚洲、非洲社会共同经历过的殖民历史，造成了西方的深刻“内在化”，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跨文化流动与权力关系网络。这种全球性的“交错互动”（transculturation）与“互缘共构”（architectonics of temporalities）景观，在该系列纪录片中亦得以呈现。例如，《时尚圣经》设置了一组极具张力的对照：一方面，刚果的“萨普”群体，即便生活拮据，仍愿消费一整年积蓄购买一件法国奢侈品，将巴黎视为“天堂”，认为“死之前没有去到法国是一种罪过”（P9）；另一方面，法国香奈儿公司的受访员工却对刚果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我很惊讶，像那样贫困的国家，居然对这些品牌这么了解。但我觉得他们买的不是真品，可能是仿品。”（P9）

上述两种关联样态共同表明，世界被呈现为由多重力量交错互动、彼此形塑而成的交融性图景。在此视野下，不同社会文化体系间的交织、碰撞与转型过程，无论其具体历史经验表现为良性还是恶性，均使得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趋于模糊化与流动化，从而体现出一种世界图像构想、把握的整体性取向。

（三）国际主义的世界图像：全世界受苦的人

帝国化、扩张性的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深层意象，贯穿于“食贫道”系列纪录片所有篇章的深层叙事脉络。这种帝国形态已超越传统基于领土征服的殖民模式，演变为一种跨越物理疆界、将全球社会尽数吸纳的非领土化统治系统。其结果便是，居于世界中心的全球北方凭借其资本、技术与话语霸权，对处于边缘的全球南方施加着持续性的剥夺与支配。“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中的泰国篇章，清晰地揭示了西方资本与地缘政治力量对泰国社会跨越时间的再塑。越战期间，泰国政府与美军达成协议，将芭提雅由原本的小渔村改造为美军的物资转运基地与休闲娱乐中心，催生出面向美军的大规模性产业。时至今日，泰国政府因旅游业萎缩的压力于2022年宣布大麻合法化，其主要目的之一便在于吸引西方游客。

但是，该纪录片的批判性视野并未简单地将“第一世界”排除在外。相反，它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力图在“美西方”这一同质化能指内部进行辨识，将其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的人民进行有意义的区隔，使“帝国”与“霸权”成为一种悬置的政治经济意象，而非某个特定国别的本质化属性。这正如《帝国》所总结的，传统的“三个世界”或“南北”划分已被深刻重构与内在化：第三世界以“贫民窟”与“棚户区”的形态，嵌入第一世界的都市之中；而第一世界则以银行、跨国公司等形态转移至第三世界。纪录片在以全球北方国家为拍摄对象时，同样将镜头对准了其内部“受苦的人”，如出生于工人阶级、身负沉重学业贷款的美国失业年轻女性，或白天做公司文书事务员、晚上从事风俗业，睡眠时间至多6小时的日本三孩母亲。这些个体同样深刻体验着被资本异化、被消费主义掏空的精神倦怠，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自私的个人主义感到疲惫不堪。正是这种痛感与不满足，可能孕育出一种对超越现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向往，对“另一个可能世界”的朦胧追求。

更进一步，纪录片揭示，即便是那些看似服务于帝国体系的个体，也难逃其精神戕害。《你好美国》中参与过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因战争暴力深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泥潭，最终只能依靠毒品缓解痛苦：“疯狂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看到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被爆头，我当时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儿。看到无辜者死于战争，余生，这一幕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P5）他的悲剧印证了法农的诊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被共同锁进一个由系统性暴力与心理异化构成的、自我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亦如学者阿希斯·南迪所言，“殖民者伤人，也伤己。”从而，纪录片所试图呈现的帝国化、扩张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一种无差别的精神绞肉机，它将其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帮凶”还是受害者，都被卷入了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消耗之中。这幅基于普遍受害性与“另一个可能世界”愿景的国际主义世界图像，将全世界受苦的命运在结构性批判的视野下重新联结起来。

结语：他者叙事作为“全球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

通过对“食贫道”系列纪录片系统性的叙事研究以及配套视频、相关访谈等补充材料的梳理、分析，本文发现该系列影片的区域国别叙事从认知、评价、情感三重维度，实现了对西方媒介建构中“他者化”逻辑的超越可能，并初步勾勒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新形态他者叙事方式。具体而言，在认知维度上，它通过识别、辨析、重构针对他者社会的刻板化、浪漫化标签与霸权性阐释，重构替代性叙事，推动认知纠偏与意义修正。在评价维度，其摒弃将他者客体化的模式，转而在叙事中复原、彰显他者社会内部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并通过引入本地“看门人”作为意义协作者，在文本内外建构协商性空间，使他者从被表述的对象转为参与意义协商的对话主体。在情感维度，它通过对个体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微观深描，发掘跨越文化边界的共同经验与通约性价值，建立基于共情的跨文化联结；同时，这种微小叙事并未停留于个体故事本身，而是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棱镜，有机地串联并注解其背后更为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

更重要的是，该系列纪录片所呈现的区域国别叙事及世界图像构想，为国际传播实践勾勒出一种潜在的创新路径。当传统国际传播实践多从“自我”出发、着力于阐释自身，而仅将“他者”作为受众之时，该系列纪录片则将他者作为叙事主体，同时借助“他者-自我”的镜像关系，在他者叙事的深处彰显出鲜明的中国主体性与价值立场。这种既系统性认知他者又足以反观自身、从而传递出“全球中国”内在价值观的他者叙事方式，正是区域国别研究视阈为国际传播带来的启示所在。特别是当中国对于“自我”的阐释频繁遭到冷遇、无视之时，这种超越“讲述中国故事”进而“讲述世界故事”的创新叙事形态，不仅可以隐而不显地传递出自身的内在价值体系，还能够以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叙事方式，重新解读、概念化世界的发展逻辑，剖析其他国家、区域所遭遇的复杂难题与深层症结，展现出“全球中国”的国际关怀。

同时，这类介入“世界故事”意义生产的国际传播实践，也需要警惕他者叙事与自我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自我-他者”叙事关系。若这股主体性意识过于强烈且缺乏足够的自反性，则极易滑向一种隐性的叙事闭环，即对他者的所有描绘与解释，最终都将被收编为对自我优越性的印证与认同。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出现较为积极自我肯定思潮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值得被审慎对待。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恰在于将“食贫道”系列纪录片的个案置于上述认知框架中加以审视。若中国在构建他者叙事时，复制、延续了其所批判的“他者化”逻辑以巩固自我认同，那么此种实践恐怕恰恰为西方普遍主义的成功提供了例证。作为当前中国社交媒体区域国别叙事中的关键个案之一，“食贫道”系列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超越他者化的叙事路径，也在“他者-自我”关系中为中国主体性的表达提供了较为适切的位置。然而，本研究同时发现，该系列纪录片的叙事实践在试图超越“他者化”逻辑的过程中，仍面临外部结构限制与内在观念矛盾。尽管主创团队在多数文本中明确展现出解构霸权性刻板印象的意图，但其在个案选择与影像呈现上，仍可能不自觉地滑向奇观化叙事。例如，在讨论非洲后殖民文化的相关篇章中，影像大量聚焦于服饰的夸张展示和个体消费行为的特写，并将这些实践与当地经济困境进行戏剧化并置，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非洲的异域性和猎奇色彩。在呈现美国社会矛盾时，作品中也出现了“纽约街头的特朗普模仿者”这类高度符号化的角色形象，其叙事效果甚至带有某种“反向东方主义”的倾向。究其根源，尽管创作者强调其依托平台的用户付费模式获得了相对于传统广告模式的创作自主性，但作为深度依赖用户关注与订阅收入的商业媒体产品，加之高昂的制作成本，其叙事逻辑仍难以彻底摆脱商业平台的规训与流量因素的影响，对这类罕见景象的选取或源于维持传播效果与经济效益的潜在考量。

本文以“食贫道”系列纪录片为单案例研究对象，虽旨在将其作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认知与描绘他者的前沿实践样本加以剖析，以探讨超越传统“他者化”叙事的潜在路径，但此研究方法亦构成本文的局限。相较于互联网平台上海量描摹他国、塑造他者的自媒体视频而言，“食贫道”在团队专业背景、制作资源与叙事野心等方面，皆具有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并不主张“食贫道”系列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能够外化（generalize）为当今中国社交媒体区域国别叙事的整体模式。在中国社会对他者与世界的感知想象仍处于剧烈调适、“中国-世界”关系观念体系尚未定型的背景下，通过深描这一兼具广泛传播力与理论启发性的关键个案，揭示当今中国非传统新闻形态的媒介叙事在描绘作为他者的区域国别、生产世界知识之时，实现超越“他者化”的可能。随着中国民众跨文化交往日益深入，在更广阔的“赛博”田野中还存在大量形态各异、影响深远的他者叙事实践，亟待后续研究进行系统性观察与分析；同时后续研究亦可从传播效果视角出发，进一步结合评论区、弹幕及互动数据，对受众接受与平台反馈机制展开系统分析。

（责任编辑：颜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