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丰富的文化传统与创作实践中提炼具有时代价值的理论，构建根植于中国本土电影经验的电影知识体系？当人工智能重塑影像生产方式，全球电影格局发生变化，中国电影如何在世界电影版图中确立自身坐标？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第65期影视大讲堂举办“光影中国与主体性建构：新时代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标识与未来图景”研讨会，来自业界、学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构建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既要立足中国文化根脉和电影实践，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表达，也要面向全球知识体系和智能时代的新变革，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拓展中国电影理论的开放性与创造力。
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深化文明互鉴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使命任务以来，学界一直致力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指出，中国电影理论建设不能停留于西方理论的移植与套用，而应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电影实践中寻找理论生长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卫防表示，推进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把握两大方向：其一，扎根中国文化根脉和美学传统，立足中国电影发展实际，在辩证看待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体系；其二，还需着力建设相配套的电影评价体系，摆脱西方评价标准的桎梏，形成适应中国电影创作的批评范式。
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电影理论资源？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孙萌提出，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传统美学转化入手去建构。跳出西方理论与中国素材的嫁接模式，转向中国思维与电影语言的本体重建。在哲学根基方面重构时空观与主客关系。她认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气韵生动”等思想，为电影从“讲故事”走向“造意境”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电影可以从虚实相生、留白、移步换景等传统美学概念中，探索区别于西方电影经验的表达方式。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高雄杰则从个人创作、教学的一线经验出发，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译提供了具体思路。他提到，在戏剧与影视教学实践中，传统文化资源始终发挥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例如，《文心雕龙》、李渔的剧作法甚或石涛画论的理念等中国古典文论与戏曲理论，一直滋养着戏剧与影视教育的内核。“在我看来，电影与戏剧虽属不同艺术门类，但叙事功能是二者共通的根基，叙事的核心与文学的内核须臾不可动摇。”在教学中，高雄杰坚持“戏剧戏曲叙事力量的导入”，系统汲取戏剧、戏曲的叙事养分，并推行“编剧与导演合一”的培养模式，以期从剧作开始就强化学生的整体叙事能力。
坚持文化主体性不意味着封闭自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提出“必须坚持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辩证法”，即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明互鉴。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既需要深入理解自身文化传统，也要充分吸收世界电影理论成果。他以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创造为例指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也可以借鉴西方知识体系，只有融通中外，才能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表达。
数智时代，以新方法推动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电影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审美形态，也为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新探讨了如何在数智人文时代，通过电影年谱学与影人年谱长编这一基础性工程建构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电影年谱学是以电影的创意、生产与传播的时空演变为研究对象，以影人的电影实践与交互网络为核心，融合数智人文与编年方法的研究范式。” 李道新表示，电影年谱学与影人年谱长编需要构建自身的方法论。通过分层穷尽的史料搜集与文献考证构建四级分层体系，既恪守实证精神，亦力求全面把握电影理论与电影历史的复杂肌理，为研究结论提供坚实支撑。同时，在实践体系当中，可以推行“纸质丛书典藏”+“数字平台开放”的双轨模式，通过数据驱动智能的方式实现知识的涌现和生成，实现本土学术价值沉淀与社会价值传播的双向赋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自主性电影知识生态。
技术变革同样推动着电影创作理念的更新。“技术的迭代带来应用层面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引发审美范式的转换。”高雄杰认为，当整个行业被虚拟拍摄和AI的算法潮流裹挟，电影教育仍需坚守叙事能力和审美判断，以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支撑技术创新，实现技术与美学的融合。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张燕也指出，人工智能时代，更要关注技术变革为中华传统美学理论带来的新机遇。“当下新科技的发展为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新的接入口。” 中国电影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以我为本、以西为用，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生理论源头，努力破除西方理论的话语窠臼，实现中国电影话语体系与知识生产主体性自主，进而平等参与全球电影的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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