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26年6月27日“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消息，千唐志斋博物馆所藏《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府君（承嘉）墓志铭并序》即《袁承嘉墓志》，被认定为狄仁杰真迹。由于此方墓志没有狄仁杰的署名，舆论对其是否为狄仁杰手书真迹还有存疑，但袁承嘉之父袁公瑜墓志为狄仁杰所书是确定无疑的，毕竟该墓志落款明确为狄仁杰。
《袁承嘉墓志》（局部）
狄仁杰生前并不轻易为他人撰写墓志，否则以他的政治威望和人格光环，其传世手书真迹必定不止一封，而目前被确凿认定为狄仁杰真迹的有且几乎只有《袁公瑜墓志》，可见两家交情之深厚。但根据学者对狄仁杰与袁公瑜仕途履历的梳理，两人却没有任何人生交集。狄仁杰从并州（今山西太原市）调入大理寺任职大理丞时，袁公瑜早已被贬官到西域。无论是出土墓志还是传统史籍，都没有记载狄仁杰与袁公瑜的交往事迹。
交情深厚却从无交集，狄仁杰与袁公瑜的关系颇为耐人寻味。由于直接史料的缺乏，今人只能从两人的政治取向和人生经历揣测一二，尽可能地钩沉出狄仁杰为袁公瑜书写墓志背后的历史走向、时代变局与人世浮沉。
共同的政治取向
狄仁杰出身普通地主家庭，且极有可能有着戎狄血统，其祖父狄孝绪虽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担任过尚书左丞，但功绩并不显著；其父亲狄知逊最高官位只做到下都督府夔州都督府的长史，且家族并无世袭爵位。
而袁公瑜所在的陈郡袁氏则是正牌门阀，属于江左侨姓士族，其家族最晚在袁公瑜五世祖袁元逊时期就已经北上进入十六国北朝政权任职。四世祖袁龙在北魏朝廷地位尊崇，家族声望颇高；曾祖袁虬、祖父袁钦、父亲袁裕都曾担任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王朝镇守一方的长官，且有爵位世袭。
狄仁杰出身普通地主，袁公瑜源出门阀士族。在门阀士族还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唐朝前期，狄仁杰与袁公瑜所在的家族地位可谓有云泥之别，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高宗前期的政治大变局中有着共同的政治取向。
高宗即位前期即永徽年间，朝廷实权掌握在出身关陇贵族的长孙无忌和江南高门代表褚遂良手中。关陇贵族崛起于西北，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王朝的创立者；江南高门则历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不衰。西北、江南两大门阀集团在政治上的联手，逼迫高宗只能垂拱无为。
高宗欲夺回皇权，同时改变长孙无忌、褚遂良的保守政策，实行积极进取，只能借助关陇贵族和江南高门之外的政治力量。而袁公瑜所在的袁氏家族虽然是江左侨姓，但因早年迁居北方，故与江南高门早已联系不多。而西北的关陇贵族鉴于袁家的江左侨姓渊源，对其也有排斥。故袁公瑜在高宗永徽年间实处于被西北关陇贵族、江南高门士族共同挤压的状态，由此从高宗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政治斗争中嗅到了上升机会。
由于长孙无忌、褚遂良掌控了前朝，故高宗夺权只能从后宫破局，即试图废黜出身关陇贵族核心家庭的王皇后、疏远与江南高门有密切联系的萧淑妃，改立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武则天为皇后，这就是唐史上著名的废王立武。袁公瑜正是废王立武事件的深度参与者。时任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的他，与长官御史大夫崔义玄一道，“观时变而布腹心”，加入以许敬宗、李义府为核心的支持废王立武集团中，在前朝广造声势，与高宗在后宫的破局密切配合。袁公瑜更是积极朝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府人杨氏靠拢，向杨氏揭发长孙无忌、褚遂良与长安令裴行俭“私议其事”，妄议国策，图谋不轨。高宗由是顺理成章地将反对武则天成为皇后的裴行俭外贬，极大地削弱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派的力量。袁公瑜由此向武则天纳上投名状，成为武氏心腹。
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第二年改元显庆。历史进入高宗的显庆新时代，袁公瑜因在废王立武斗争中的积极表现，被提拔为中书舍人，负责诏书起草等核心机要事务。显庆四年（659）七月，袁公瑜更是在高宗和武则天的授意下远赴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将稍早前被贬黜至此地的长孙无忌逼死，最终为废王立武大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正是因此“翊赞之功”，袁公瑜在去世后还被已经称帝的武则天追赠为江州刺史。
袁公瑜帮助高宗夺取废王立武政治斗争的胜利，为狄仁杰的崛起打开了政治空间。为巩固皇权和后位，高宗武则天在上元元年（674）共同推行了削弱门阀士族力量、扶植普通地主官僚势力的政治改革即“建言十二事”。正是这一改革全面实行的第二年，狄仁杰从并州大都督府的法曹参军任上，调入大理寺担任大理丞，进而凭借优异的政绩进入高宗、武则天视野，最终在武则天称帝后两度拜相，辅佐武则天处理内外军国重事，并在生前帮助武则天制定了武周回归李唐的政治路线图，为确保武则天的政治地位不动摇和武周向李唐的顺利回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由于导致武则天下台的直接缘由是张柬之等人发动的神龙政变，故传统史籍都认为狄仁杰是反对武则天的总后台，但笔者在《狄仁杰与武则天》一书中通过梳理狄仁杰与神龙政变集团主导力量的真实关系等，否定了这个传统观点。笔者认为，从狄仁杰鞠躬尽瘁为武则天谋划生前身后事来看，其政治底色是武则天的坚定支持者无疑，与袁公瑜在武则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取向。
这一共同的政治立场，应该是狄仁杰与袁公瑜交情深厚，为袁公瑜手书墓志的重要原因。而政治立场的相同之外，狄仁杰与袁公瑜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相似。
相似的人生经历
狄仁杰早年以司法工作起家，先是在并州大都督府任法曹参军，后调入大理寺任大理丞，凭借在清理大理寺积案和权善才等案上的优异表现而步入升迁快车道。而袁公瑜仕途的重要节点，亦是司法职务。即如狄仁杰在为袁公瑜手书的墓志中所言，早在唐太宗贞观后期，袁公瑜就“以寺狱未清，因授君大理司直”，进入大理寺任职大理司直，处理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夺嫡斗争引发的刑狱案件，被狄仁杰赞为“宰剧有声，恤刑无讼”。后来经过地方县令的过渡，袁公瑜又升任狄仁杰曾经担任的大理丞，进而提拔至刑部担任都官员外郎、至御史台担任御史中丞等司法要员。
即使是袁公瑜后来任职的中书舍人，其工作内容中亦有司法事务。龙朔二年（662），时任西台舍人（即中书舍人）的袁公瑜，曾经一封奏疏将包庇其子为非作歹的左相许圉师免官。
许圉师之子许自然时任负责管理皇宫车马事务的奉辇直长，有次外出游荡打猎，肆意践踏百姓庄稼。田主愤怒阻止时，许自然竟然拔箭“射之”。儿子故意伤人，许圉师只是私下将其杖打一百“而不以闻”，没有移送司法机关按律治罪。田主前往御史台控告，御史中丞杨德裔党附于许圉师，“不为治”。
袁公瑜听闻此事后，令人匿名向高宗举报此事。高宗斥责许圉师身为宰相，放纵其子侵凌百姓，而且知情不报，“岂非作威作福”。许圉师不但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奸人诬陷，而且请高宗收回“作威作福”的批评，认为只有“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者才能“作威福”，自己一介文臣，“何敢作威福”？高宗见许圉师不但拒不认错，还硬顶犯上，大怒道：“汝恨无兵耶！”许敬宗趁机落井下石道“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高宗遂当即下令将许圉师免官，第二年又将许自然免职，杨德裔流放西域。
狄仁杰在御史台任职时，亦曾将导君以恶的高宗宠臣王本立、韦弘机弹劾落马。狄仁杰在墓志中称赞袁公瑜的“素多鲠直，志不苟容”，应该与其弹劾许圉师之事有关，亦是因为相似为政经历而对袁公瑜的政治肯定。大概是凭借掀翻左相的威名和许敬宗的帮助，袁公瑜不久升迁为刑部副长官刑部侍郎。
正当前途一片大好之时，袁公瑜因受到同党李义府被贬流放之事的牵连，一同从朝中出局，外贬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都督府长史，辗转在西域任职庭州刺史、安西副都护等。后又因狄仁杰手书墓志所言“忠而获谤，信以见疑”，被流放至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晚年虽然遇赦，但未能回乡，而是移徙到白州（今广西博白县），最终于垂拱元年（685）在当地去世。
以司法工作起家的狄仁杰，在工作中极有可能与袁家有过重要往来，且敬佩袁公瑜执法不避权贵的品格，故而慨然应允袁家为袁公瑜、袁承嘉父子撰写墓志之事，赞其“体国懿姿，承家昭范，含章践轨，贯理达微”。而袁公瑜后来因卷入党争而被流放最终魂飘异乡的人生落幕，也让狄仁杰联想到自己当年被来俊臣、武承嗣等人诬陷下狱、几乎死于非命进而被贬江西彭泽的经历。
袁公瑜的一生，宛如狄仁杰的倒影，这就使得狄仁杰对其有着惺惺相惜之感。故墓志中“猜祸之徒乘间而起，成是贝锦败我良田”一语，既是对袁公瑜的深切同情，又何尝不是狄仁杰的夫子自道！
不同的身后荣辱
值得注意的是，狄仁杰手书墓志中对袁公瑜的赞许，与传世史籍中“相推榖，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的评价几乎截然相反。这一形象的差异，应该与后世武则天被妖魔化有很大关系，毕竟武则天当年的上位有袁公瑜的一份力。既然后来武则天已经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那作为其支持者的袁公瑜自然也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正史之中。而狄仁杰之所以受到后世那么高的评价，与史家将逼迫武则天退位的神龙政变强行与其绑定高度相关。其间曲折，因行文有限已非本文所能涵盖。
当然，政治取向相同、人生经历相似的狄仁杰与袁公瑜，在处事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党”与“不党”。袁公瑜仕途中的几个重要节点，都是深度参与党派斗争的结果。当年他进入高宗、武则天视野，就是靠着加入李义府、许敬宗集团支持废王立武。逼死长孙无忌之事，虽是高宗、武则天授意，但明面上是受许敬宗之命。弹劾许圉师致其免官之事，更是和许敬宗的密切配合。当时许敬宗时任右相，与身为左相的许圉师在事务处理上应该多有不协。故袁公瑜极有可能是借助许圉师之子许自然犯法之事，帮助许敬宗铲除政敌，从而在事后得到许敬宗的奥援得以升迁。袁公瑜的政治形象，已经深度打上许敬宗、李义府集团的政治标签，只能跟随二人的政治命运浮沉而不能由自己独立把握。
其实，坐到狄仁杰和袁公瑜这个位置的古代官员，“党”与“不党”已经不是他们个人能够决定的。政治资源的争夺、权力斗争的逼迫，使得他们必须绑定在某个政治集团或政治势力之上，方能保住官位进而再进一步。在这种必须依附强权方能生存的政治生态中，成为皇权的“臣党”即天子之党，或许是唯一生路。
表面上看，狄仁杰也卷入过不少“党争”，比如他因支持武则天立儿子为太子而非侄子，与很多相同政见的大臣遭到武家势力的打击。但狄仁杰与袁公瑜的最大不同，就是狄仁杰始终忠诚于最高权力拥有者。高宗在位时，他忠诚于高宗，和武则天从无直接纠葛。武则天执掌朝政和登基称帝时，他忠诚于武则天。正是这种“臣党”抉择，使得狄仁杰受到高宗和武则天共同的政治信任，从而一手托举高宗的李唐和武则天的武周两家，为李唐向武周的转折和武周向李唐的回归铺平道路。狄仁杰一生，无党无派，一介孤臣。即使同僚推崇其“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狄仁杰亦是直言“荐贤为国，非为私也”，鲜明表示自己“不党”的政治操守。这，才是真正的古大臣之风。
相比起来，袁公瑜在高宗时期，本质上是忠诚于武则天而非高宗，这从他私下向武则天之母杨氏而非高宗告密就可以看到端倪。而这一点，也是他政治生涯转折没落的原因之一。最初，纳款于武则天和效忠于高宗并没有太大差别，毕竟高宗和武则天此时要共同对付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但随着废王立武的胜利，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定位的。虽然是政治盟友，但也要有主从之分、君臣之别。高宗和武则天是经过一段政治磨合，才最终确定夫唱妇随的政治秩序，这其间甚至发生过高宗盛怒之下欲废武则天的政治风波。袁公瑜的被贬，正是发生在高宗敲打武则天、重申夫唱妇随政治秩序的时期；而此后高宗又重新起用了被袁公瑜检举的裴行俭、许圉师，一用一贬，高宗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表面上的人事变动，实则是政治秩序的深度重组。
武则天一直都感念袁公瑜等人对她的支持，但由于高宗的权势，没有机会将他们重新调回长安朝堂，等到她正式登基为帝后，只能以“追赠”的方式感怀李义府、许敬宗、袁公瑜等人，而此时袁公瑜已经在七年前郁郁而终。
政治周期的变动，往往决定着政治集团的生死。而只有选择成为天子“臣党”而非一家“私党”，或许才能平稳超越周期。而这，或许是狄仁杰与袁公瑜共同政治取向、相似人生经历背后的不同身后荣辱，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历史启示。
从高宗废王立武到武则天武周革命，是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和历史走向深度转折的时期，其间一个历史趋势就是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平民官僚即普通地主出身官员群体的壮大，这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有意推动的一场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政治斗争、频繁的人事变动在所难免。许多人的命运转折兔起鹘落、白云苍狗，狄仁杰与袁公瑜就是如此。
出身普通官僚之家的狄仁杰的上升和出身士族之家的袁公瑜的磨难，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缩影。二人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历史趋势，并做出了各自的政治选择。狄仁杰以其“不党”的政治操守，几经起落，最终成为武则天信任的国老重臣；袁公瑜虽支持武则天，但因其结党营私之心，最终没落。虽然其中有很多复杂和偶然的因素，造成二人际遇不同，但最后狄仁杰与袁公瑜以一种颇有意思的方式，回应了这一历史趋势。
狄仁杰为袁公瑜撰写墓志，固然是由于和袁家的交情以及对袁公瑜的惺惺相惜，但正牌门阀士族的袁家要靠平民官僚出身的狄仁杰手书墓志加持，方能继续荣耀家族门楣、维持家族地位这一事实，更是深刻反映了阶层变动和家族起落的历史真实，亦传递出门阀士族衰落和平民官僚崛起这一历史趋势的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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