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样本——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整体观察|荷风莲韵·新大众文艺|东莞市|中国作家|文学|新大众|素人|荷风莲韵|诗歌

第20期

编者按

东莞是全球知名的“世界工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彩篇章。东莞的城市肌理和文化载体，既是城市文化转型的注脚，更是亿万普通劳动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觉醒与文化创造的生动缩影。东莞“素人写作”蔚然成风，以“素人写作”为代表的东莞文学现象是东莞文学内生力量的精神写照，也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实践与范式样板。东莞本土作家群迅速崛起，“桥头文学模式”“长安文学现象”“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等地域性创作集群在全国都有影响力。本期推出胡磊老师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样本——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整体观察》，透过评论家冷峻的目光，让我们继续文本的“未完成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永远在路上”的动态特征遥相呼应。欢迎关注！

【名家有约】·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样本

——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整体观察

胡磊

摘要：本文以东莞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实践为研究对象，剖析其从全球知名的“世界工厂”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重镇”进行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与核心动力，以及一座典型移民城市通过系统性文学组织化建设，特别是自觉推动以“素人写作”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实践所催生的文化生态质变，揭示在技术平权与移民文化交融的语境下，民间文学力量如何自下而上地生长并与顶层设计协同，共同塑造城市文化新身份。指呈东莞实践不仅为当代城市的文学发展与文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先锋性样本，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图景，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

关键词：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东莞文学现象；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文化转型

一、文化转型：一种文学现象的生成

2024年末，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时隔三十年重访东莞市文联，在旧日“作家题名录”上欣然题签“暖心之家”。这一跨越三十年的文学情缘，象征性地勾勒出东莞与中国当代文坛之间深厚且持续的联系脉络。从1994年东莞市作协成立时名家云集的“文学启航”，到打工文学、劳动者文学及新工业文明书写的兴起，再到今日以“素人写作”现象震动全国文坛，东莞的文学发展轨迹，不仅为观察经济先发地区如何实现深层次文化转型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范本，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精神嬗变与文化自觉的生动缩影。

东莞的文学转型首先始于自觉的、系统化的组织建设与高端文学资源的引入。1994年11月18日，东莞市作家协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成立，陈建功、冯牧、陈残云、李国文、莫言等文坛大家莅临，标志着东莞文学发展进入了有组织、有规划的新阶段。此后三十年，东莞通过持续举办“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等活动，吸引了王蒙、余华、贾平凹、苏童、阿来、李敬泽等一代代名家频繁到访指导，形成了持久的高端文学滋养通道。与此同时，东莞“荷花文学奖”等本土文学品牌相继设立，夯实了创作的评价与激励机制。“中国作家第一村”2010年在樟木头镇落户，王松、雪漠、陈启文等作家以“候鸟”模式栖息于此，使东莞成为部分重要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现场，极大提升了其在国家文学地理中的能见度。

在高端引领的同时，东莞文学的内生力量开始茁壮成长。一方面，以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等为代表的本土打工作家群迅速崛起，其创作扎根于东莞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经验，“桥头文学模式”“长安文学现象”等地域性创作集群引起全国关注。另一方面，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是“素人写作”的蔚然成风。那些身处工厂流水线、服务业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以诗歌、散文、非虚构、小小说、民间笔记等形式，真挚记录自身的生存体验与精神世界。从郑小琼早期诗歌对工厂生活的铭写，到王瑛《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温雄珍诗集《炭火上安居》入选“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再到2025年36名东莞素人写作者集体进入鲁迅文学院深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等主流媒体持续跟踪关注，马益林、熊锋、薛依依、陈一默等素人作家先后参加全国青年文学人才研修班、国际青春诗会等系列重要活动，表明这一群体已从零散的个体表达汇聚成具有集体面貌的文学力量，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亿万普通劳动者从“物质生存”走向“精神自觉”的文化表征。

在互联网技术平权和新媒体普及的背景下，文艺创作主体正在从传统专业作者向广大民众拓展。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共有‌超2亿人次‌在东莞工作或生活过。东莞因其庞大的、充满表达欲的产业工人和新市民群体，恰好成为“新大众文艺”最肥沃的试验场。这些“素人”的写作，以其原生态的质感、真挚的情感力量和独特的底层视角，构成了东莞文学最鲜活、最富有冲击力的部分，使其文学景观呈现出既有高端引领、又有深厚大众基础的“顶天立地”格局。

东莞文学的卓越实践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多重认可。东莞市作协于2022年获评“全国基层组织先进集体”；“东莞作家写中国”“重返文学现场：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基层培育计划”等项目连续入选中国作协、广东省作协重点文艺志愿扶持项目；《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专题调研“东莞文学现象”，将其与宁夏“西海固文学现象”湖南益阳“清溪村文学村庄”等并列，视作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实践。2025年，《文艺报》、广东省作协与东莞市文联共建成立“新大众文艺（东莞）创作与研究中心”，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长安文学现象、桥头文学模式、石碣湾区文学港、石排“中国潮玩原创故事创作生产基地”等先后设立，形成多元文学阵列品牌。

探究东莞文学的转型动因，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合力：一是政策与组织推力，“文化强市”战略的持续支持以及市文联、市作协高效创新的组织工作，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源链接；二是移民文化动力，超千万的移民人口带来了多元文化背景和旺盛的生命故事，构成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这正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的微观写照；三是技术平权赋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降低了创作与发表门槛，加速了民间文学力量的聚集与成长；四是时代精神共鸣，这些来自生活一线的素人写作真实记录了当代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个体命运与情感结构，因而能够超越地域，引发广泛共鸣，成为中国故事最生动、最真切的组成部分。

二、溯源与流变：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三十年谱系

东莞的文学景观，若仅观察其当下的繁盛葳蕤，难以洞见其深层的生成逻辑与历史韧性。倘若将时间维度拉长至三十年，一条清晰的主脉赫然浮现：书写主体从“打工诗人”“打工作家”扩展至涵盖更广泛职业背景的“素人”群体；书写内容从聚焦流水线上的异化劳动与身份焦虑，拓展至描绘城市生活的烟火诗意与个体生命的复杂体验。

（一）谱系之源：“打工文学”的先锋标签与时代胎记

理解东莞当下的“素人写作”，必须将其置于“打工文学”三十余年的发展脉络中考察。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东莞“世界工厂”地位的奠定，数百万产业工人涌入。其中具备文学敏感与表达冲动的青年，开始用诗歌、小说记录流水线上的汗水、乡愁、疼痛与梦想。郑小琼的诗歌、王十月的小说、塞壬与阿微木依萝的非虚构、柳冬妩的评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打工文学”打破了文学书写主体的传统边界，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以粗粝真挚的质感呈现了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一线劳动者的生存图景。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具痛感与真实感的文化证词，是数亿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型过程中的精神档案，成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一脉。此时的写作带有鲜明的“呐喊”与“见证”色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对时代巨变的直接回应，也是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的早期雏形。

（二）谱系之变：“素人写作”的异军突起与范式拓展

随着时间推移与城市发展转型，东莞的民间写作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书写者不再局限于制造业工人，而是扩散到环卫工、外卖员、社工、小店业主、流水线工人等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写作虽同样根植于个人真实经验，但主题更为多元，视角从对“机器与厂房”的集中凝视转向对“日常与内心”的广泛勘探。其美学追求从早期的“问题意识”主导，转向对生活本身丰富性、个体存在独特性的诗意捕捉。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实现了从“生存叙事”到“生活叙事”的范式拓展，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的精神需求从“被看见”的渴望，走向“自我表达”的自觉。

（三）谱系之因：一以贯之的激励机制与品牌化构建

谱系流变的背后，是东莞文学组织工作持续而有效的“守正创新”。东莞率先打破户籍限制，出台农民工作家入户政策及“作品换社保”等创新举措，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签约扶持50多名打工作家，成立打工文学创作培训中心，形成了从发现到扶持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在传播推广层面，东莞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及花城出版社、羊城晚报集团等深度合作，构建“纸媒+客户端+短视频”的全媒体矩阵。2025年5月，《人民日报》刊文肯定其“记录城市跃迁，描摹烟火诗意”；《文艺报》先后推出8个版面专题报道，举办“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素人写作”沙龙，将其定位为“新大众文艺典型样本”；《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持续跟踪关注。李敬泽、谢有顺、贺仲明、晏杰雄、胡磊等评论家与文学组织者，通过理论总结、策划高端学术研讨会和多媒体传播，不断为这一现象赋予理论深度。

2023年以来，以“素人写作”为鲜明特征的“东莞文学现象”与“西海固文学现象”“湖南益阳清溪文学村庄”并列为全国三大典型文学现象。东莞市委书记韦皓在《学习时报》刊发署名文章，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劲军高度肯定东莞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为广东文学争了光，从地方治理角度确认了这条文学路径对于凝聚城市精神、赋能城市转型的独特作用。这一认可表明，素人写作已从民间自发行为上升为国家文化治理层面的关注对象，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文化建设路径的重要探索。

三、文本与现场：素人写作的美学嬗变及其生态构建

东莞素人写作是全球化工业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由技术平权、移民文化聚合与有组织的文学培育共同催生的“新大众文艺”典型样本。其核心特征在于“文本”与“现场”（生活现场、职业现场、情感现场）的深度互嵌与即时转化。在“新大众文艺”理论框架中，其实质是“创作主体从专业作家向广大民众的拓展，是文艺创作权在新技术条件下的下沉与扩散”。因此，对素人写作的考察必须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深入其生成的现场：工厂车间、市井街巷、出租屋与网络社群，探究文本如何从现场中孕育并最终获得文艺美学形式。

（一）创作主体的多元构成与自觉意识

“素人写作”特指未接受系统专业文学训练、以非写作为主要职业的普通市民，基于自身真实生活经验进行的持续性文学创作活动，其核心在于以真实生活为底色，打破传统文学精英化壁垒。这一创作主体呈现出高度的多元性。其一，行业覆盖广泛，涵盖流水线工人、清洁工、烧烤摊主、石材厂工人、建筑设计师、技术能手等，几乎贯穿城市运行的各条脉络。其二，代际谱系连续，从“60后”到“00后”的写作者共同参与，形成了贯穿改革开放全程的民间记忆书写链。苏烛、黄伟兴、李奕橙等“漂二代”诗人的写作较少带有父辈强烈的城乡二元撕裂感，而更多聚焦于自身在城市的成长与身份认同，这一代际转换本身就是中国城镇化从“量变”走向“质变”的文化表征。其三，在文学活动、培训机制及同行交流的感召影响下，许多素人作者从“有感而发”走向“有意创作”，实现了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和觉醒。

（二）文本生产的现场依附性

素人写作的文本形态紧密贴合其生活现场与技术条件。首先是创作载体的革命。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创作得以从书斋解放，无缝嵌入劳作间隙、通勤途中与市井经营之时。温雄珍用手机记录烧烤摊旁的市井感悟，黄立明用手机存份菜市场遭遇的人与事，曾为民在手机里写下数百首“石头诗”，这种“指尖写作”实现了创作与生活现场的高度重叠。其次是文体的适配性选择。诗歌擅长凝结情感与意象，非虚构（如王瑛《清洁女工笔记》）直接为底层生活建档，中短篇小说便于勾勒市井人物命运轮廓，这些文体共同指向“短、平、快”的特质，适配统筹碎片化的业余时间。再次是经验的真实密度。作者即是所书生活的亲历者，王瑛笔下的保洁细节、温雄珍诗中的烧烤烟火、曾为民“石头诗”里的工业触感，提供了职业作家难以虚构的第一手细节，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最微观、最真实的文学档案。

（三）美学范式的转型：从“苦难叙事”到“日常诗学”

东莞素人写作的美学风格呈现出清晰的代际演进，核心是从早期“打工文学”的“苦难叙事”转向更具包容性的“日常诗学”。这一转型深刻折射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时代背景。

其一，“我在场”的经验真实主义。素人写作的美学合法性植根于“真实”，遵循“我在场”的最高准则，追求对生活现场的原生还原。这种真实经过情感浸润与朴素思考的过滤，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将以往被忽略的劳作经验与市井知识提升为文学表现的中心对象，完成了一次对平凡职业与日常生活的“文学赋权”，这也是对“劳动光荣”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核心价值的艺术确证。

其二，自传体叙事的情感嬗变。相较于早期打工文学中浓郁的悲情控诉与身份焦虑，当下素人写作的情感基调被一种更为内敛从容的“温情坚韧”所稀释。王瑛的作品聚焦于“清洁工”作为“人”的尊严而非“外来者”的悲情，温雄珍在烟火气中提炼希望与真诚，曾为民在石头的冰冷中窥见生命哲理，唐春元在煤气与火的隐喻中照见自已写作与文学的关系。苦难并未消失，但被更广阔的生活所包裹和消化，从“倾诉苦难”转向“建构意义”。

其三，“未完成”的美学形态。由于创作的非职业性，素人文本常呈现日记体、随感录及碎片化写作，结构松散化即兴化，这恰恰形成一种“未完成的美学”。它不追求经典叙事的圆满闭合，而是以情感的充盈、细节的鲜活和形式的自由，保持向生活开放融合的姿态，这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本身，永远在路上，始终向未来敞开。

（四）可持续的文学生态：代际接力与“全链条”培育

素人写作的繁荣并非纯粹自发，其背后存在一个活跃的文学生态支持系统。一是“师徒制”的草根传承。以王十月、郑小琼等早期成名的打工作家为代表，自觉承担起“文学伯乐”角色，通过推荐、改稿、提携等方式，将创作经验与发表资源传递给新人，形成富有温度的草根传承网络。二是“微生态”闭环的形成。点对点的帮助逐渐发展为作协、文学期刊、文化部门与社区等多方力量共同营造的“文学微生态”，通过培训、评奖、出版、研讨等系列化举措，为素人作者提供全链条支持，使写作摆脱个体化、偶然性的局限。三是组织化培育的系统工程。东莞市作协等机构通过文学创作“全链条”扶持培育、作家村“揭榜挂帅”“东莞文学论见”“素人写作培育计划”以及对接鲁迅文学院等高端平台，完成了从“自然生长”到“有序培育”的关键一跃。

东莞素人写作以其鲜明的“现场—文本”深度互嵌、从苦难叙事到日常诗学的美学嬗变以及独特的代际生态培育机制，生动诠释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内涵。它不仅是文学创作队伍的扩容，更是一场深刻的美学民主化实践。通过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技术媒介的赋能、美学范式的温情转型以及有机文学生态的支撑，成功将一座工业城市的日常经验与生命律动，转化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现象与文化品牌。

四、机制与张力：生态现象背后的推力与阻力

东莞“新大众文艺”及素人写作现象，已成为观察当代中国基层文艺生产的典型样本，其背后蕴含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深层逻辑。究竟是何种力量合力催生了这一独特景观？繁荣表象之下又潜藏着哪些制约其深度发展的矛盾？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挑战具有普遍意义。

（一）核心推力：多重力量的协同共振

一是城市文化转型的内生驱动。东莞从“世界工厂”向“品质文化之都”转型，产生了对“文化身份”的迫切需求。素人写作以其原生性、人民性与在地性，为城市提供了“自下而上”生成的文化名片，有效缝合经济成就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断裂。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内在追求。

二是技术平权与媒介生态变革。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极大降低了写作、发表与传播的门槛，使“随时随地创作与分享”成为可能。这是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技术发展红利惠及基层民众的真实写照，也是“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物质技术前提。

三是移民社会的经验富矿与情感动能。东莞常住人口超千万，非户籍人口占比七成，极度的“流动性”带来了海量差异化的生命经验。剧烈的社会流动与职业体验积累了丰厚的情感能量，写作成为个体进行自我认知、身份建构与社会连接的重要方式。温雄珍称诗歌为“心灵的救赎港湾”，章新宏通过写作记录城市变迁。这种源自生活深处的“表达刚需”，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普通人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时代缩影。

四是文学组织的系统化创新。东莞市文联、市作协扮演了“催化剂”与“转化器”角色，其推力不仅在于常规的培训、交流、评奖，更在于“揭榜挂帅”引导主题创作、“重返文学现场”培育计划、对接鲁迅文学院等高端平台、联合花城出版社出版作品、设立文艺精品扶持奖励专项资金等一系列创新机制，将“个体写作”升级为“城市文化工程”。这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组织模式，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制度优势在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转化。

五是时代精神的召唤与主流话语的契合。素人写作强调“人民书写”“生活史诗”，天然承载着普通奋斗者的梦想、尊严与韧性，与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高度契合，获得了从地方到国家的政策支持与话语合法性。

（二）潜在阻力：繁荣背后的内在张力

一是结构性短板与落地梗阻。目前东莞本土缺乏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导致部分作者外流；多数作者缺乏系统训练，作品同质化严重；专业评论缺位使得文本价值难以被提炼推广；读者圈层固化，作品难以“破圈”。这些问题折射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陷与局限，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是文学性“经典化”焦虑。素人写作的核心价值在于“经验真实性”与“情感原生性”，但当作品进入更严肃的文学评价体系时，难免面临经典文学标准的审视。如何在不损害生活毛边与真诚质感的前提下实现艺术性的锤炼提升，是其获得长久文学史地位的关键挑战，这也是新大众文化时代，如何平衡“民主化”与“经典化”的普遍性命题。

三是创作主体的“可持续性”困境。大多数素人作者本职工作繁重，写作依赖碎片化时间和极强的个人意志力，创作状态易受生计波动影响。能否持续涌现具有突破性的新锐作者，是生态健康度的考验。这一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劳动者在追求精神发展时面临的时间与精力制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逐步解决的深层矛盾。

四是“素人”标签的双刃剑效应。“素人”身份在带来关注度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读者和评论界以“猎奇”或“社会学标本”的视角看待其作品，削弱对其文本文学价值的独立评判，形成隐性的文化区隔。

五是组织化培育与个体自发性的张力。系统性组织培育在提升整体水平的同时，可能带来潜在的“规训”风险。如何在“赋能”的同时保护个体表达的自主性与差异性，避免走向新的“同质化”，是组织工作需要把握的微妙平衡。这一张力触及中国式现代化中文化治理的核心命题：如何实现“引导”与“放手”的辩证统一。

（三）辩证自觉：在推力与阻力的平衡中寻找未来

东莞素人写作现象的兴起，是时代机遇、地方需求、技术条件与有效组织共同造就的文化成果。其强大的“推力”系统，为当代中国如何激活基层文艺创造力提供了宝贵经验；其面临的“阻力”，同样真实且深刻，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普遍性课题。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形成一种“辩证的自觉”：既珍视其源自生活的根本动力，又引导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既充分发挥组织体系的支撑作用，又警惕其对个体创造性的可能抑制；既善用“素人”的传播优势，又努力超越标签，使作品以普遍的文学力量获得认可。唯有在推力与阻力的动态平衡中不断调适，这一文化实践才能从“现象”走向“传统”、走向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特的人文力量。

五、破局与展望：可持续基层文学生态的构建路径

东莞素人写作现象的持续生命力，有赖于超越短期项目扶持、具备内生性动力的基层文学生态构建。其构建需遵循“赋能”而非“替代”、“培育”而非“拔苗”、“开放”而非“封闭”的核心原则，推动该现象从依赖外部资源的“文化盆景”，成长为根系深扎于城市社会肌理的“文化森林”。

（一）破局：从“现象培育”到“生态构建”必要性转向

当前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有力的外部组织推动、媒体聚焦与政策扶持。若要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风险，必须将工作重心从“打造现象”转向“构建生态”，即便外部关注度波动，其内部的创作生产、交流评价、代际传承与价值转化仍能有机运转。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从“外源推动”走向“内生增长”逻辑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下来，东莞将聚焦新大众文艺（东莞）创作与研究中心、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石碣湾区文学港、“文学桥头堡”等建设，推动新大众文艺实践从“现象级热潮”向“高质量生态”系统化迈进。

（二）核心原则：可持续生态构建的三大基石

一是赋能而非替代。为创作者提供工具、知识、平台和机会，激发其内生创造力，而非以专业意志“替代”其原生表达，保护素人写作真实、质朴的源头活水。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根本立场。

二是培育而非拔苗。注重基础性的文学普及、审美启蒙和长期陪伴式辅导，营造让文学种子自然萌发的丰厚土壤，避免追求短期轰动效应导致作者创造力透支。这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久久为功”的中国智慧的体现。

三是开放而非封闭。对内鼓励不同风格、代际、行业的作者交流碰撞，对外积极与学术界、出版界、影视戏剧界等其他文化领域对接，实现能量交换与价值增值。开放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也应是基层文学生态的内在品质。

（三）构建路径：多层次系统化的机制设计

一是制度创新层，建立分层多元的支持体系。基础普及方面，依托社区、图书馆、企业职工之家建立常态化的“文学工作坊”“阅读沙龙”，降低参与门槛。骨干提升方面，优化“改稿班”“名家工作室导师制”，与高校合作开设定制化写作课程。精品孵化方面，设立“素人写作创作资助计划”，为致力于长篇非虚构等项目作者提供津贴、创作假期及专家支持。同时推进四大破局策略：设立专项创作经费，建立专业文学馆，创办本土刊物《新大众》，打造作家书屋散布的莞樟路、莞长路文创文旅线路。这套分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循序渐进、精准施策”的方法论。

二是评价激励层，构建超越“素人”标签的多元评价标准。设立“双轨”评价机制：一是珍视“社会记录价值”与“情感真诚度”，一是对接“文学艺术标准”。可尝试联合国内有关部门发布《素人写作评价指引》，设置“真实性”“共情值”“行业细节”等独立指标，由评论家、编辑、大众读者代表共同打分，为“新大众文艺”确立独立的美学坐标系。

三是权益保障层，关注创作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继续推动文艺专业职称评审改革，与省作协、工会、人社部门探讨将职工文学创作成果纳入技能评定、精神奖励等范畴。为确有卓越才华和持续创作力的作者，提供向专业作家、编剧转型的辅助路径，缓解生存与创作的根本矛盾。

四是数字化与共同体层，打造虚实结合的文学生活共同体。建设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数字档案库”，系统保存多媒介资料，运营高质量的线上发表与评论社区。定期举办“长安文学之夜”“美塑工厂诗会”等文学主题活动，强化作者之间的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使文学社群成为其精神家园。

（四）迈向良性循环的生态愿景

构建可持续基层文学生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生活”与“创作”之间更高层次的良性循环。生态不仅能不断从沸腾的生活中汲取题材，更能通过其文学作品深度参与城市精神塑造与社区情感凝聚，从而反哺社会文化土壤。这一生态的成熟，将标志着东莞的新大众文艺实践从一种成功的“文化管理案例”，升华为具有示范意义的“文化生成模式”，让文学的根系深植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让“人民的文艺”真正由人民创造、为人民享有，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深沉而活泼的文化内驱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的生动实践，也是东莞经验对全国最宝贵的启示。

结语：文学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图景

东莞的“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现象，其意义远不止于文学领域的扩容。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下审视，这一现象不仅是城市文化转型的注脚，更是亿万普通劳动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觉醒与文化创造的生动缩影。其文本的“未完成性”与东莞作为移民城市、转型城市的“未完成性”形成深刻同构，也与中国式现代化“永远在路上”的动态特征遥相呼应。这种写作不仅是城市生活的记录，更是对美好生活可能性的文学预演与协商。

（一）“中国故事”的微观书写与互文互构

东莞这座城市作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海量移民的汇聚地、处于剧烈转型中的社会空间，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浓缩“文本”。素人写作正是无数“匿名作者”对这个庞大文本进行的即时注解、局部书写与情感投射。“写作”与“城市”构成互文互构的循环，而东莞的个案又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构成更大范围的互文，即一座城市的文化转型，映照着整个国家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精神历程。这些素人笔下的文字，是“中国故事”最细微、最真切的投射细胞，以其不可替代的经验密度与情感温度，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叙事的肌理。

（二）“未完的写作”与现代化进程的同构

素人写作的核心美学特质“未完成性”，不仅精准对应了东莞的城市气质，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形成深层共鸣。其一，文本的“进行时”与现代化的“持续性”形成共振，素人文本多呈现为日记、随感、短诗等片段叙事，拒绝封闭的结局，始终向生活敞开，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其二，主体的“匿名性”与现代化的“人民性”彼此表征，素人作者首先是劳动者、市民，其次才是写作者，其叙事构成城市意识的“合唱”而非“独白”，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本质的文学映现。其三，经验的“毛边感”与现代化的“复杂性”构成美学对应，素人写作保留着生活的原始质感，不过度打磨，忠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身那种混杂、蓬勃、充满矛盾与希望的真实面貌。

（三）未来素人写作的前景与挑战

素人写作不仅记录现状，更以其叙事实践参与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图景的建构与想象。早期打工文学多表达“他乡”的疏离与苦难，而当下许多素人写作开始探讨“在此生活”的具体细节与情感联结，将东莞从“谋生之地”建构为“生活之乡”。这一转变折射了中国城镇化从“人的流动”走向“人的扎根”的深层变革。不同职业的写作者带来截然不同的城市视角，其多元叙事本身就是对社会包容性的拓展。素人写作构建的“日常诗学”，为宏大的现代化叙事提供了更具人文温度的价值维度。同时提醒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挑战同样存在：碎片化叙事如何汇聚成对现代化的整体性想象，需要更高层面的理论提炼；若长期被置于“素人”框架下审视，其作品可能难以进入关于国家发展未来的严肃思想对话；当城市产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时，素人写作能否敏锐捕捉崭新议题并实现代际间的创造性传承，将决定其参与建构未来的深度与持续性。这些挑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建设领域必须面对和破解的普遍性课题。

（四）写作即是一种建造

东莞的素人写作，以其“未完”的特质，生动隐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性与可能性。它告诉我们，现代化的未来并非全然由蓝图和规划预先决定，也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实践、情感体验和叙事创造中被持续地书写和修改。这些来自基层的、带着体温的文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地质样本”，保存着其最真实的情感层理与记忆断层。

培育和支持新大众文艺，远非一项简单的文化惠民工程，而是一项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战略，认可并赋能最广大的劳动者成为国家故事的共同作者，相信他们对日常经验的文学转化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国家文化资本。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是物质单向度的现代化，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新大众文艺‘潮涌’东莞，不仅是文艺服务与文艺创造的现实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解题思路。”东莞从“世界工厂”到“文学重镇”的转型，其核心密码在于成功将经济发展史转化为普通劳动者的精神成长史和文学表达史。通过制度设计将高端文学资源“引进来”，更通过培育“新大众文艺”生态让草根文学力量“长出来”。这一过程证明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活力与人文精神可以同频共振、相互成就，全体人民可以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共同创造精神财富。

“东莞文学现象”表明，一座城市的文学高度，不仅在于吸引了多少名家，更在于它能否孕育和接纳来自生活深处、带着生命温度的真实声音。这种以“素人写作”为显著特征的、组织化与群众性紧密结合的文学发展路径，为其他寻求文化转型与特色塑造的城市提供了具有可参考性的“东莞方法”，也为观察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内涵提供了重要窗口。从“东莞故事”到“中国故事”，素人写作正在将流动的个体记忆沉淀为民族的国家文本，见证并记录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完整而深沉的情感轨迹。

东莞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既写在经济发展的数据中，也写在普通人的诗行里。衡量这一历史进程的成就，不仅要看其楼宇的高度与GDP的增速，也要看它能否孕育出属于普通人的、生生不息的“写作的春天”，那是亿万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美写照。这“未完的写作”，正是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最动人的序章。

（原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6 年第4期（总第36期，（双月刊））

作者简介

胡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研究员，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上饶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文艺批评与理论和地域文化研究，迄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理论、批评、学术随笔文章等一百多万字，部分作品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文艺理论专著有《南方乡镇的叙事视野》《城乡中国的文学想象》《丛生的文本：地域文学的文化阐释》《东莞文学四十年》《岭南书画艺术论稿：以东莞为考察中心》《东莞近现代书画名家评传》等。《东莞文艺》《南飞燕》主编。编著有《东莞文学年度发展报告： 2011》《东莞艺术年鉴2013》《东莞原创音乐剧十周年纪念文丛》《城里的阳光—东莞劳动者文学优秀作品选》《何以为先》等。

荷风莲韵·新大众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