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发声？”是乡村振兴文学创作的首要关切。在此语境之下，写作“在地化”的呼声似乎已成普遍共识。“在地化”不仅强调现场感，更强调作家的“小我”融入乡村的“大我”，从而发出真正属于乡村的声音。同时必须看到，经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今日的乡村早已不是封闭的“桃花源”，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复杂场域。这就要求写作者不能止步于“在地化”，更需具备一种“去地化”的宏观视野，将乡村振兴文学书写置于百年乡土文学的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予以观照。有感于此，特邀刘小波、黄菲菂、董婕三位青年批评家，从新近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相关获奖作品谈起，共同探讨新时代乡土写作的经验与启示。
——李北京（《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
深度在场：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写作姿态
文/董婕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根与魂依然在乡村。因而，谁写乡村，怎么写乡村，写乡村的什么，就成了着手写乡村题材的作家绕不开的待解命题。这一系列命题的解答，表露并深刻呈现着作家自身的写作姿态，它不仅贯穿于素材收集、叙事策略、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价值输出等全部创作链条，更是在一场基于生命体验的情感实践中，在较为稳定的身份立场和价值立场的羁绊中，谨慎地处理“书写主体-书写对象-读者群体”三者关系，形成整体性的、稳定的叙事立场与实践方式，相较于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概念，写作姿态具有更底层的创作范式属性。
回顾上世纪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及其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具有典型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的三种写作姿态。其一是鲁迅等作家以“侨寓者的启蒙审视姿态”完成了对故乡的回望、审视，形成了“看与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经典叙事模式，主动背负了“启蒙与被启蒙”的时代宏旨。其二是沈从文等作家以“诗化守望的姿态”完成了诗意乡土世界的书写，在日常风物和人情往来的叙写中讴歌人性美和人情美，以纯粹的审美姿态守护了乡土文明的诗意内核。其三是柳青等作家以“扎根大地的实践建构姿态”担负了乡村社会变革的建设者、记录者，甚至是宣传员的时代使命，融入当地村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力图用文学的力量推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乡村的转型。可见，文学写作姿态的嬗变紧贴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进程和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一起脉动、交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最重大且最伟大的实践莫过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十一届茅奖作品《宝水》和九届鲁奖作品《西海固笔记》，就是时代使命和文学一起脉动、交响的硕果。《宝水》的中心围绕乡村振兴，《西海固笔记》的重心是脱贫致富。后者更是连片贫困区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最好的庄稼“西海固文学”的代表。马金莲《亲爱的人们》更被誉为“乡村振兴的文学新样本”。广西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和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也是这方面的力作。这些反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作品类型各异，有报告文学，有虚构长篇小说，也有非虚构纪实文学，但毋庸置疑且难能可贵的是，都表现出了作者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并很好地解答了“谁写乡村，怎么写乡村，写乡村的什么”这一系列核心命题。
“谁写乡村”不单是表面上追问谁掌握乡村书写话语权的问题，更深层需要追问的是掌握乡村书写话语权的写作者是否拥有足够厚重的乡村生命体验，是否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关联乡村生活的心灵事件。在时间的斗转星移和空间的物是人非中，穿过岁月的褶皱，穿越乡愁的迷思，重新遇见故乡，重新发现自我，拥有体察一切人和洞悉乡村奥妙的能力。简言之，“谁写乡村”的核心着力点在于写作者乡村生活实感的有效获得和岁月馈赠之下生命智慧的累积。以乔叶为例，她童年在乡村生活，成年后有离开故乡再慢慢回归故乡的心理体验。她说故乡的土地和土气如影随形地拥抱着她，是她命中注定的精神基因和心灵滋养。因为写作，故乡在她心里一遍遍地生长。
“怎么写乡村”更多涉及的是乡村题材的整体驾驭能力，侧重于写作技法的层面。包括素材如何获得，视角如何拟定，情感的表达是零度的克制，还是零上的讴歌与敬意。事件如何铺叙，是纪实还是虚构等等。《宝水》《西海固笔记》和《驻村笔记》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一切在“我”的讲述之下真实可信，包括情绪的萌发和情义的流动。《宝水》源于跑村和泡村，《西海固笔记》源于自由式的“自助游”。作为西海固脱贫致富实践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季栋梁情感的羁绊也最深，他有两个怕，一是怕写得失真，遭遇乡亲们的耻笑甚至训斥，二是怕写得不够细腻，不能散发出泥土的芬芳。
“写乡村的什么”首先关涉作品的内容和主旨，是重在乡村四时节气与伦常的描绘，还是乡村历史的风云激荡，抑或乡村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宝水》里的九奶一生无儿无女却孝子满堂，因为宝水村人信奉的是“天下老人皆父母，世间晚辈尽儿孙”。故事在全村人用善意成全九奶的巡山和安葬仪式上落下帷幕。借葬礼写乡村的人情之美，是作者的巧思，更是回归故乡的佐证。其次关涉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前者是对隐含着写作动机、写作目标在内的宏大意图的整体性感知，后者则包含了写作之初潜在读者的设定，以及作品问世后千人千面的理解和阐释。季栋梁因把西海固的父老乡亲作为潜在读者，最终在敬与怕的情感羁绊中完成了书写。
可见，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渗透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写作的各环节。但不难发现这种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与上世纪乡土小说的三种典型的写作姿态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抑或承续关系。乔叶、季栋梁、马金莲、红日和李约热等作家，均置身乡村场域调研或生活，延续着柳青等人对素材的掌握路径，同样存在“看与被看”的关系、“离去-归来-再离去-再归来”的叙事视角。同为西海固作家的郭文斌，其代表作《吉祥如意》和《农历》也以诗意守望的姿态完成了对乡村文明与人性之美的守护和礼赞。
然而，不论是在上世纪典型的三种写作姿态中提纯思想的启蒙，提炼审美的价值，提取文学介入现实的力量，还是在新时代深度在场的写作姿态中凝视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乡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写作和阅读本质上是一场涉及人数众多且声势浩大的情感实践。基于此，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首先要在“实然”的层面，直面现实本身，描绘乡村本来的样子，发掘乡村本身的问题，回答好“是什么”的问题。其次，要在“应然”的层面，大胆表现理想，抒发期盼，彰显作家充分的主体性，体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导向，回答好“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无论是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上世纪的启蒙乡土文学和诗意乡土文学，都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兼顾，成了时光淘洗后的文学经典。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强调以文学力量反映并介入现实的一些乡土作品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失去了读者，更多地彰显着文学史的价值。这一现实，值得新时代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文学版图上辛勤耕耘的作家们反思、警醒并付诸行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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