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二战题材的电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从《辛德勒的名单》，到《拯救大兵瑞恩》，再到《钢琴家》……
随着这段历史被一次次搬上银幕，创作者们渐渐意识到——只拍英雄和受害者，已经不足以呈现二战的全貌。
于是，一些“另辟蹊径”的作品应运而生。
《荣光与暗影》
Les rayons et les ombres
片名借自维克多·雨果1840年的同名诗集。
雨果在诗中以"光"与"影"的辩证来描绘世间万物的两面性——这一文学渊源赋予了影片一种天然的道德暧昧。
然而，当导演泽维尔·吉亚诺利将这一诗意框架套用在让·吕谢尔父女身上时，
他面对的不仅是历史事实的沉重，
更是一个至今仍在灼烧法国集体记忆的伤口。
伊娃是一名语言治疗师，专门帮助那些在战争中经历过轰炸的孩子。因为拥有多年治疗经验，她很快在圣约瑟夫医院找到了工作。并注意到自己的新邻居科琳娜非常“低调"。
明明天还不冷，她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每次出门，都戴着丝巾和墨镜。
直到有一天，伊娃在走廊里撞见了科琳娜——她正弯着腰，翻找着一台手推车。
伊娃见状，立马上前帮忙。可她只是冷淡地回了句“谢谢”，便牵着女儿离开了。
当天下午，伊娃带孩子去楼下空地玩，没想到又碰见了科琳娜。
就在伊娃犹豫着要不要走过去打个招呼时，两个男人从街角窜了出来。
他们径直朝她走去，扯下她的墨镜，张嘴就骂，紧接着对她拳脚相加。
伊娃立刻上前制止，随后护着这对母女离开。
看着二人惊魂未定的样子，她实在放心不下，便提出先到自己家坐坐。
路上她劝科琳娜报警，科琳娜却反复强调“不能报警”。
不仅如此，科琳娜还透露，这不是她第一次挨打了。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对这样的暴力习以为常？
几天后，科琳向伊娃借了一台录音机。
而那段晦暗不堪的往事，也随着机器的转动，被她一字一句地讲了出来。
科琳娜出生于法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让·吕谢尔是一位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记者。
为了追求理想，他还创办了倡导法德和解的刊物《我们的时代》。
科琳娜从小看着父亲伏案写稿，却对新闻提不起多少兴趣。她真正热爱的是电影，并立志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17岁时，她成功参演了列昂尼德·莫吉执导的电影《监狱纵火犯》。
影片上映后，她一跃成为法国影坛备受瞩目的新星。
自那之后，她又出演了多部电影，名气也水涨船高……
然而，战争的爆发——《我们的时代》因立场和资金问题停刊，父亲赔光了积蓄，还背了一身债；她的演艺事业也被迫中断。
1940年6月，法国投降。维 希 政 权在法国南部粉墨登场。
不久，父亲的好友奥托·阿贝茨成为德国驻法国大使。
在奥托的支持下，父亲创办了《新时代报》。
当时的科琳娜对政 治毫不关心，也不懂这份报纸意味着什么。
她只看到，父亲的笑容越来越多，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直到1944年，盟军的炮火轰开了巴黎的大门。这场靠出卖筑起的幻梦，终于走向了必然的结局。
让·吕谢尔，这位从两次大战间的左翼和平主义者蜕变为维希政权"报业沙皇"的新闻界巨头，1946年被以叛国罪枪决；其女科琳娜，曾被捧为"新嘉宝"的银幕新星，战后被处以十年"国家耻辱"，28岁死于肺结核。
影片上映后在法国引发两极撕裂——中右翼盛赞其为"历史细腻的杰作"，而左翼则痛批其"相对化"了自愿效忠纳粹杀戮机器的人。
电影中，法国作家塞利纳虽与纳粹有过合作，但在宴会上不顾性命地痛陈纳粹的残暴与虚伪；
阿本茨在纳粹的威逼利诱下，从追求和平的热血青年变为冷血狡诈的纳粹外交官，但在上司派来的焚烧巴黎的命令下，毅然地选择拒绝执行；
新闻记者让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放弃了内心的正义与原则，选择在酒精与美色中日日笙歌地堕落，但他依然会为庇护犹太人而奔走，放过了偶然撞见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
每个人的道德都逐渐在威逼利诱中一次次地选择退让，最终输给了懦弱、恐怖和凌辱，正如科琳娜独自在房间里录音时，记忆的闪回片段所掺杂的画外音：“我想告诉你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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