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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乐轩 裘 索
首刷《阿嬤的情书》是在政协的影院，彼时座中皆为同侪，光影流转间，我以理性的目光观摩着这部的结构与叙事。
二刷是应沪上华促会之邀，在上影影城IMAX的巨幕前，银幕更阔，声场更宏，那些细碎的、隐忍的情感仿佛也被同比例放大。观后的即时影评，空间不大但也不局促的沙龙，除了我一介法律人，满堂皆为文化艺术界人士，各自从法律、历史、音乐、编剧、市场等维度作出评价后，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教授为在坐的朋友们深度解码这部超低成本、超高票房的情书一片何以破圈的内在逻辑。
在消化领悟了专家的影评后，有了在东京的三刷。从母语的文化语境中抽离的他国语言和街灯中，让我更纯粹地沉浸那个关于潮汕、关于南洋的故事里。
当淑柔在廊下接到那封来自南国的信，一场台风过后，文字内容已不可追，仅留下一张丈夫与陌生女子、几个孩子的合照，她没有嚎啕的悲恸，却有“大音希声”的悲凉。情之深、深到极致便化作了无言的隐忍，用余生去消弥那张照片带来的重荷。这是“情”，是妻子对丈夫的坚守与怨怼交织的复杂心绪，是悠长的等待中那一滴不肯落下的泪。可若仅仅如此，这份情便只是向内的、局促的、私人的。真正让这部影片有了“义”的骨架的是南枝。她与淑柔素昧平生，只因木生教她识字守护根脉，她便以十八年的坚守，让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这不是激情下的许诺，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践行。
当暮年的淑柔终于漂洋过海见到她，患了失忆症的南枝遗忘了过往的所有，却仍懵懂地冒出那句：“淑柔姐，上次的咸猪肉好吃吗？好吃我就再寄。”那一刻在东京的影院里，三刷的我又一次泪目了，这是“大善不求回报”的至境，遗忘了一切，甚至遗忘“义”的动机与艰辛，而“义”的惯性却融入了生命的血液里，流淌出一种本能的温良。没有日语的字幕，那些更是听不懂潮汕话的日本人，凭借着银幕上英文和中文的字幕理解着片中的人物，有人在窸窸窣窣地抽泣着，不同国别的观众被同一种情感击中了。
从政协到上影、从上影到东京，我在这同一段的光影里跋涉了三回。一回看到的是故事，二回听到的是道理，三回被暗涌在沉默的山海下那不言的“情”、无悔的“义”，再一次被打动。
走出影院的大空间放映厅，行走在东京新宿的街头，盛夏的夜风残留着白天的暑热，我的脑海中奔涌着情和义，度量着扶桑国的观众会有怎样的观后感。毕竟一衣带水的两国文化中对情义的解读有重叠也有交叉，中日两国的同根同源却又在流年岁月中生长出不同样貌的情义。
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情义文化都根植于儒家的伦理体系，重应允然诺、重报本反始、重集体秩序，在日本诸多文化艺术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类似的精神内核。从早大走出来的是枝裕和执导的《海街日记》《如父如子》《小偷家族》等影片是我的喜欢，也是不多地让我一刷再刷的影片，那种储藏在庸常的缝隙里不事声张的家庭温情，和情书里把所有情和义都揉进饭菜茶水里的表达，这种美学底色如同一辙。
但在同色系的底色之上，两国的情义文化又在不同的社会土壤里长出了不一样的纹理。大和民族的情义更多是在严恪的等级秩序里滋生的，制约东瀛国的是耻感文化，情义多是向内的自我达成，是对规约的绝对遵从，甚至会走向极致的自我献祭，悲怆而决绝，就像樱花那样，在最绚烂的一刻飄零，把情义定格在瞬间的永恒。而九州华夏的情义则根植于血脉相连的宗族、乡人乡绅的人情世态里，弥漫着人间烟火气，就像情书中南枝十八年的守秘，至终未选择自我毁灭式的方法，而是和淑柔隔着半个世纪后的相见，坐在院子里择菜饮茶，在日常化的点滴里把前尘往事都融入一碗茶汤里，终极指向的是团圆。
同样是东方，同样是情和义，落在银幕上，却映照出不同的山河时序。当情书里的南枝用半生守护一封封侨批时，她所践行的情义与日本文化中那套严苛的义理人情法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坐标。日本文化中的义理源于一种契约性的债，蒙恩就须偿还。其最为沉重的在于它是对特定范畴的规约：对姻亲家族的义务、对上级的忠诚、对同僚的维护。这种情义是“非如此不可”的社会规范，以至衍生出义理巧克力，给不喜欢的人也要送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走出早大供职东京律所的那些年，我也融入了互送义理巧克力的行列，仅仅只为履行社交礼节，关乎“对名分的情义”。这种情义是内敛的、闭环的，为的是维护个人与所属组织体在既定秩序中的存在。今天你赠我义理巧克力，来日我必在白色情人节如数奉还，始终是特定圈子内的秩序。这种情义是闭合的、契约式的，维系着团体内部的稳定。我们在日本电影里看到的“情义”往往伴随着压抑与悲壮，是为维护名誉的切腹或复仇。 中国人义结金兰重义气，在理智判断必须这样做后便奋不顾身；而日本人的义理，却常常是为免遭世人非议而做不那么愿意做的事。
“做人要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 情书开场便这样点题。十八年的侨批这份情义，南枝回报的对象并非恩人本尊，而是木生远在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妻儿，这是一种外扩的、开放的大爱。它源于中国传统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恻隐之心。
月光透过云层洒下微弱的月色，归宅的人行色匆匆。我明白：中国的“情义”与日本的“义理”，原是两种文明的月光，照着不同的山海。两种“情义”，在各自的文明坐标系上，闪耀着各自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不同历史与风土的文化印记。
走着走着走到了涩谷，夜空飘起了虚虚实实的雨线。想起写尽上海的张爱玲的那句话：西方人的情感是实线，日本人是虚线，而中国人是虚实相间，像足迹。可不是吗？南枝十八年的侨批，恰是那虚实相间的足迹——她隐瞒是虚、她守护是实。虚实之间，是整个族群的乡愁与悲悯。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涩谷交叉口附近的用一生等候彼岸主人的八公犬铜像，夜已不浅，只见海外的游客们撑着伞等候着与八公同框，想起日本的《忠犬八公故事》的电影，又想到了与八公同款的美国电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世人都是向往着情义，它永远能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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