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载薪火赓续，40载笃行致远。自1986年创刊至今，《旅游学刊》陪伴一代代旅游学人深耕求索、砥砺成长。
为庆贺创刊40年，本刊发起“我与《旅游学刊》”主题征文活动，广获学界同仁热忱响应。来稿笔墨真挚、意蕴温暖，记录了诸位学者、作者与学刊相知相伴的岁月点滴与治学初心。
本刊将陆续推送精选征文作品，以文字忆来路、以初心启新章，共贺学刊40华诞，共赴文旅研究崭新征程。
保继刚
中山大学教授
一、缘起：一个学科与一本刊物的同时出发
1986年，《旅游学刊》创刊。那一年年底，我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跟随陈传康先生完成了硕士学业。陈先生是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先行者，是他把我引进了旅游研究的大门。那时的中国旅游业刚刚起步，旅游研究更是一片待垦的荒地：没有成熟的学科建制，没有像样的学术共同体，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研究者发表成果、彼此对话的平台。《旅游学刊》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可以说，中国旅游研究作为一项集体事业的起点，与这本刊物的起点，几乎是重合的。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也差不多从那时算起。40年后回望，我与《旅游学刊》，实实在在是同路人。
我与学刊最早的文字之缘，是1989年与楚义芳合作的《七篇旅游地理硕士论文评介》。至2026年第2期，在《旅游学刊》总发表论文、笔谈、主编寄语、书评共81篇。去除笔谈和书评，发表研究文章60篇，总被引7327次，总下载251 815次，篇均被引数122.12次，篇均下载数4196.92次。据CNKI的统计，至2026年7月我的H指数为89，学刊贡献了21篇。
二、把真问题带进学术：从主题公园到危机管理
我做研究有一个执念：问题必须从中国大地上来。2001年，我与徐红罡、李丽梅及John Ap合作，在学刊发表《香港迪斯尼乐园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当时香港迪斯尼尚未开园，社会上众说纷纭，我们试图用学术的方法回答一个现实追问。2003年“非典”突袭，旅游业遭受重创，我与张骁鸣、戴光全随即在学刊发表了从事件旅游角度研究SARS“后危机管理”的论文——学术研究要能对突发的现实作出及时而严谨的回应，学刊为这种回应提供了最快的通道。此后关于三亚亚龙湾度假区开发模式的两篇论文（2008年与刘俊，2013年与陈钢华），以及2019年那篇讨论“为什么西部景区门票价格居高不降”的文章，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从真实世界的困惑出发，回到理论，再回应现实。
2005年，我在学刊发表《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那篇短文提出的问题，今天读来或许仍不算过时。当时旅游研究界存在大量“穿靴戴帽”式的写作，概念满天飞而证据不足。我坚持认为，规范是对话的前提，没有规范就没有学术共同体。学刊愿意刊发这样的文章，并且此后多年持续推动研究规范建设，这是它作为学科旗舰刊物的担当。2022年我又写下《从研究规范、学术问题到研究内容：做言之有物的研究》，是与17年前那篇文章一脉相承的持续呐喊。
三、旅游吸引物权：一条在学刊上生长起来的理论线索
如果要挑一条最能代表我与学刊关系的学术线索，那一定是“旅游吸引物权”。2012年，我与左冰在学刊发表《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乡村旅游开发中，村民的房屋、梯田、生活方式构成了旅游吸引物的核心，但现行制度安排却让他们在收益分配中被边缘化。同年早期，左冰与我合作的《制度增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获评学刊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那是当年的唯一大奖，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2016年，我们又发表《旅游吸引物权再考察》，回应学界的讨论与质疑。
更重要的是，这条线索没有停留在理论争论上。2018年起，我带着团队在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阿者科村开展“阿者科计划”，把吸引物权的理论主张变成一场减贫实验：村寨旅游收益按明确规则分配给村民，传统民居和梯田变成了资产。2022年，我与杨兵将这场实验的制度化路径写成论文在学刊发表，该文后来获得2023年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学术论文类一等奖。围绕阿者科与吸引物权，一批后续研究在学刊陆续发表：庞清云关于新自由主义下涓滴策略对乡村社区旅游收益分配的影响研究（2022）、马悦柔关于乡村非正规就业的研究（2024）、杨兵关于权益分割公平逻辑的研究（2025）、向凯婷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2025）等。一个概念，从提出、争鸣、实践到扩展，完整的学术周期都发生在这本刊物上。学刊不只是发表的“出口”，它是理论生长的土壤。
四、社区、乡村与具体的人
我始终认为，旅游研究最终要落在人身上。2006年，我与孙九霞在学刊发表《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2008年，与左冰梳理西方“旅游增权”理论，提出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这些文章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关切：旅游发展的成果，凭什么与世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无关？此后，杨昀对阳朔近20年的历时性追踪（2018、2020）、黄锋对西双版纳傣族园旅游小企业与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2021）、杨茜好对跨地方佤族演艺者的观察（2024），都在学刊上延续着这个关切。这些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多是我的学生。学刊对青年学者的宽容与扶持，让一代代年轻人有机会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一点，作为导师，体会尤深。
五、主编寄语：与一个学术共同体对话的方式
担任学刊副主编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之后，我与这本刊物的关系又多了一层：从作者变成了办刊人。这些年我陆续在学刊写下一系列主编寄语和笔谈：2012年的《为权力讲述真理还是对权力讲述真理》，讨论学者面对权力时的态度；2013年的《规划立场与规划艺术》，反思旅游规划的价值底线；2015年的《有预算的消费与中国旅游发展》，预测“八项规定”之后中国旅游消费的巨变，后来获得学刊年度笔谈“火花奖”；2015、2016年连续两篇关于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建设的呼吁；2023年的《旅游增长的极限与研究态度》；2024年的“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旅游发展趋势预判；2025年的《加速中的代际转换》；直到2026年《中国旅游研究：在变革中重塑创新》。主编寄语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篇幅短，分量重，它要求你把多年的观察压缩成几句负责任的判断。学刊把这个位置交给我和几位主编副主编，我始终诚惶诚恐，不敢敷衍。
获奖是学术生涯里的高光时刻，而我的几次重要获奖都与学刊有关：除了前述2012年最有影响力论文和2015年度“火花奖”；2015年我与林敏慧发表于学刊的《中国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应用检验》，于2017年获文化和旅游部优秀研究成果学术论文类一等奖；2022年与杨兵发表的《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以“阿者科计划”减贫实验为例》于2023年 获文化和旅游优秀研究成果学术论文类一等奖。
这些荣誉与其说属于个人，不如说印证了一件事：把最好的成果投给中文期刊、投给《旅游学刊》，是值得的。中国学者当然要参与国际对话，但中国旅游研究的根，必须扎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问题里。
六、40年之际的期许
40年，一本刊物陪伴一个学科从无到有、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多见。学刊见证了旅游研究从描述走向解释、从借用理论走向理论自觉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几代学人的代际交接。2025年我主编寄语写“加速中的代际转换”，其实心里想的也有学刊：老一辈办刊人把接力棒传下来，新一代编辑和作者要把它举得更高。
站在40周年的节点上，我对学刊有3个期许：一是继续守住研究规范的底线，宁缺毋滥，让每一篇发表的论文都经得起十年后的重读；二是继续做真问题的孵化器，鼓励学者到田野中去，让理论从中国经验里长出来；三是继续善待青年人，一本刊物的未来，不在它发表了多少成名学者的文章，而在它发现了多少尚未成名的青年学者的好文章。
我常对学生说，学术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对一本刊物而言，40年也只是长跑的前程。愿《旅游学刊》在下一个40年里，依然是中国旅游研究者最信赖的那盏灯——我们在田野里走得再远，回头总能看见它亮着。
转自 || 旅游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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