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对话活动上被观众问到一个问题：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入行的决定。他的回答很直接——这大概是电影最难的时候，但他不相信这个媒介会消失、会被短视频娱乐取代。
他提到自己大概会用AI作为技术手段，就像行业早就在用CGI和特效一样，并指出CGI多年来一直依赖AI，只是没这么叫。“任何能帮我拍电影的东西，我都欢迎。但它们不懂艺术。电影还是人拍的。”不过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会用AI，但“肯定不用AIGC”，也就是AI生成内容。
至于两小时的长片能不能扛住竖屏短剧的冲击，他的判断是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没问题。他的观察是，年轻观众注意力变短、转向短剧和竖屏剧，但另一端有人在听长达数小时的播客，诺兰还跑遍全球做播客，解释自己为什么用50年代的方式拍《奥本海默》。“光谱两端完全相反的东西同时活着、同时兴旺。所以我相信电影还会存在很久很久。”
他也谈了自己的新片《The Road Not Taken》，该片在多伦多首映。他说这部片子讲阿尔茨海默症，但不只是讲阿尔茨海默症，讲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庭。故事围绕一对正在办离婚的夫妻展开：妻子患上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不再记得离婚这件事，思绪飘回两人二十多岁相恋的时光。片中还有一位严厉的祖父，以及夫妻俩与Z世代女儿的关系。片中的女儿20岁，和陈可辛自己的女儿同龄，后者正在接受演员训练。他的伴侣是演员吴君如。
英文片名取自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他称这是自己的人生座右铭；中文片名《明天会更好》。“其实没有哪条路是对的。对或错，都看你怎么走。你把它走对。”
为研究这部电影，他去了四川成都一家阿尔茨海默症照护机构，在那里学到八个字的普通话说法，用来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顺其自然，见好就收。90年代他在自己参与创办的UFO拍爱情喜剧时，港片银幕上是黑帮片和武侠片的天下。“我们不算完全顺势，但某种程度上，我们造了势。”
这股势后来把他带到《投名状》，他称这是自己最大的一部电影。“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李连杰拍一部历史史诗战争片。那从来、从来不在我的人生计划里。”
今年是《甜蜜蜜》30周年。这部片子是他在34岁时拍的第七部长片，捕捉的是1985到1995年间的香港。他1996年圣诞夜离开香港，约两年半后从美国回来，才发现这部电影对内地、韩国和东南亚的导演影响有多深——尽管他说，这部片大概只是勉强收回投资。“那部电影给了我之后30年的电影生命，一直到今天。”
他说90%的人记住他是因为那一部电影，“好像我之后没拍过更好的”。他称这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他想打破的魔咒。他还说，90年代是香港电影衰落的开始，而不是黄金时代。
谈到在梦工厂拍的《情书》，他形容那是一段艰难的经历。跨文化工作没有难倒他——他在泰国华人家庭长大，在香港也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真正让他挣扎的是企业体系里说不清谁拍板，以及对试映的依赖，他把那比作今天的算法。他说自己大概是第一个、即便不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片厂体系内拍非动作片的香港导演。“如果我当年带着现在对电影、营销和跟企业打交道的认知去美国或好莱坞，大概会混得好一些。那时我太年轻，太天真。”
后来有观众问他如何应对内地的审查，他说：“跟企业打交道非常、非常难。如果那个我能活下来，什么我都能活下来。”他补充说，预算、明星、片厂或审查的限制，往往会逼着创作者更有创造力。
从好莱坞回来后，他创办了Applause Pictures，一个泛亚洲项目，两年半拍了10部电影，大多是恐怖片，包括《见鬼》系列和集合了朴赞郁、三池崇史、金知元、陈果等导演的《三更》系列。他还为韩国导演许秦豪担任监制——许秦豪执导了本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而他喜欢许秦豪的处女作《八月照相馆》。但一个与许秦豪、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合作的三段式爱情故事，最终没找到投资方。“如果继续这个泛亚洲的路子，我一辈子都得困在拍恐怖片里。”他由此转向内地，第一部是2005年的歌舞片《如果·爱》。
现场一位想当编剧的观众问他，遇到一场戏不成立怎么办。“我通常不替他们改。我让他们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地改。”他说自己在家对什么都先说“很好”，但对编剧不会这样。他提到《投名状》用了九位编剧，还说编剧们开玩笑，他电影里的编剧一辆小巴都装不下。“我把一个编剧榨干，然后再榨另一个。所以编剧圈真的不太喜欢我。但拍电影不是为了讨人喜欢。”
常被视为类型跳跃者的他说，自己的作品里其实贯穿着同样的关切，比如处女作《双城故事》、《甜蜜蜜》、《如果·爱》，甚至《投名状》里的三角关系——他称那是三兄弟之间的三角恋。“拍每一部电影，都是在回答我在那个人生阶段的一些人生问题。所以某种意义上，过去36年我一直在心里拍同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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