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凌晨两点，北京西郊机场的探照灯把残破的三叉戟飞机映得惨白。机身斑驳，油漆卷曲，冷风穿过破裂的铝板呼呼作响。李耀文披着大衣、攀上临时搭起的木架，俯身察看那只直径近半米的缺口。指尖触到锋利的铝刺，他皱了皱眉，心里却愈发笃定：这并不像是外部爆炸留下的痕迹。
短短一周前，九月二十二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蒙古使馆参赞伊白刚从温都尔汗赶回，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第一份关于“九一三”事件实地考察的书面材料。听取汇报的只有寥寥几人：周总理、姬鹏飞、杨德中，以及其貌不扬却神色沉稳的李耀文。伊白提到机翼根部的那个“洞”时，气氛一度凝固。会议结束，周总理平静地吩咐：“耀文，你去一趟，把那个洞彻查清楚。”
许多人不解，外交部这位副部长怎么会被派去做航空技术调查？要回答这个疑问，得把目光拉回到他尚未改名的年代。那是抗战刚爆发的岁月，山东荣成风高浪急。十九岁的张锡绅因地下党工作遭通缉，只身奔向胶东抗日游击队。为了不连累家人，他把名字改成“李耀文”，从此刀口舔血，改写了一生。
在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里，他二十岁就担任政治部主任。一次战斗后，一名下级干部带着数十名青年被打散，仅他一人归队。部里哗然，要求军法处置。年轻的李耀文先逐一做思想工作，再草拟联名“宽宥报告”，让全营骨干签字。几天后，军首长高锦纯看到压在案头的人情与道理，只能批准放人。那一仗，李耀文凭的是胆识，也赢得了“会带兵、会处事”的名声。
解放战争结束时，他三十一岁已是军政委；抗美援朝第二、四、五次战役，他与张仁初并肩，在长津湖冰雪里铸下了二十六军的威名。火线上的默契，使他在首长会议上也能拦住脾气不小的张军长。有人批张仁初“好烟太多”，张军长当场脸色铁青，李耀文却用一个小动作拦住了他。会后张仁初把烟盒捏得粉碎，仍忍不住对李耀文喊：“早晚被你憋出病！”可扭头又敬他一个军礼——能让张仁初折腰的，并不多见。
正因如此，五十年代末的“将军当兵”中，李耀文脱下将星、戴上列兵肩章下连一个月。他回到广州军委扩大会休息室，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问：“当兵当得怎样？”李耀文回答“五气”打掉了，主席一句“将军当兵不简单哩”，让许多在场干部记了半辈子。
六十年代末，周总理着眼外事干部缺口，把李耀文调进外交部。听说分工只是“抓运动”，总理把他叫到身边：“外事也是打仗，不会就学。”一句话掷地有声。难得的是，李耀文真去学。他买了录音机，把礼宾司翻译拉进小会议室，见缝插针背单词。两年后，他已能对照新华社英文稿快速抓要点。
这一切铺垫，在九一三之后发挥了作用。飞机残骸要鉴定，空军技术人员不少，可周总理依旧点名李耀文。一位元帅私下嘀咕：“军政干部查飞机？是笨屠夫宰细鹅。”但熟悉周总理脾气的人心里明白，信任背后更看中独立判断。
在西郊机场，空军副参谋长解释翼根那个位置本是检修孔，李耀文却仍让机械师拆下蒙皮、拿手电探进油箱。里面焦黑一片，但铝板向外翻卷不规律，燃油炸裂的痕迹分明。若是外部击穿，铝刺会整齐指向舱内。“不用再拆。”他合上笔记本，声音低却肯定，“自爆引火，非导弹。”
杨德中天亮前把结论送进中南海南门。周总理没说一句赞扬，只把那份记录夹进公文袋，然后走向下一场会议。不得不说，这就是他的风格——对的人办对的事，不必多言。
调查尘埃落定，十月初，李耀文和周总理又并肩处理驻外大使人选。联合国席位恢复，中国需要一批熟悉外事又有军旅经历的干部。毛主席听取汇报时，看着李耀文，笑谈“去当几年大使”，那是深意也是考验。最终，他被派往坦桑尼亚，护照上签发日期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
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后，他很快与尼雷尔总统熟络，常穿旧草鞋跑工地。坦赞铁路铺轨仪式当天，烈日当头，他帮工人抬枕木，汗水浸透西装。有人劝他注意形象，他摆手一句：“弄脏衣服不要紧，弄皱两国友谊才麻烦。”这句话在当地报纸登出，引来一片好评。
七五年底，他已兼任马达加斯加大使，又协助谈妥几条线装厂援建项目。正忙得不可开交时，捷报未到，噩耗先行——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离开人世。电报纸在他掌心抖个不停。身为驻馆负责人，他必须主持悼念活动，无奈错过最后送别。许多年以后，谈起这一幕，他只简短一句：“遗憾归遗憾，工作不能停。”
回国后，李耀文先到国防科工委，再转任海军政委。技术复杂的导弹试射、潜艇改装，他一句“大胆试、细处算”给科研团队撑腰。张爱萍评价：“他懂政治，也懂一点‘金属烧蚀’的门道，少有。”一九九八年七月，他离职休养，身后静悄悄，像极了当年凌晨的西郊机场。
纵观李耀文的一生，身份几度转换：兵、将、政委、副外长、大使、海军政委。串起这些角色的线索其实很简单——被委以任务时，从不说“不可能”，只问“怎么做”。周总理将那只洞交给他调查，不只是信任，更是一种验证：做事先要心细，再要有主见，最后敢拍板。李耀文做到了，甚至做了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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