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26日，大连造船厂的下水平台上人声鼎沸。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缓缓入海，汽笛长鸣。站在甲板边缘的苏振华神情专注，寒风卷起他已花白的两鬓。就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十七年前的那个上午——1953年春，他在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贵州工作的场景。主席欣然起身，连声称赞：“很不错，你这个同志不简单啊！”这句话，如同军号，始终回响在他的耳边，也把人们带回到那段鲜为人知的岁月。
1949年11月，贵州城头刚刚插上五星红旗，硝烟尚未散尽。苏振华奉命兼任贵州军区政委、省委书记，手中既无城市管理经验，也缺乏地方财政底子，迎面却是满目疮痍的省城和密布的暗枪。贵州的难，不止山高路险，更在封建残余、民族矛盾和国民党特务的伺机而动。彼时，他不过三十七岁，却要为一千七百万群众的生计担责。
他先把目标定得干脆——先保生产，再稳秩序。毛主席说过，“接管城市，眼睛要盯着生产”，苏振华便从电灯开始。他坚持要去贵阳火力发电厂探底，警卫连声劝阻：“危险，城里还有特务。”他摆摆手：“工人冒着同样的危险发电，咱们必须到。”于是，一行人步行穿过还未清理干净的街巷，到达厂区。见面第一句，他握住老工人粗糙的手，“咱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十个字，让车间里的汽笛声都高了一个调。
调研回来，他盯上了干部作风。那次干部大会，众人步行，他却看到一辆黑色小轿车呼啸而至。一位厅级干部刚下车，还没站稳就被他叫住：“一升汽油在贵阳能换几斤大米？小轿车先停下，咱们一起走路。”简短几句话，会议室的座椅仿佛都矮了半截。干部们意识到，奢侈与革命之间，没有回旋余地。
有意思的是，贵州真正的硬骨头不在城市，而在大山深处的土地制度。封建租佃压得佃户喘不过气，少数民族地区又各有习俗。苏振华选了雇农做突破口，挨村开会，挨寨算账，发动最沉默的一群人站出来。他常说：“发动起来才是改革，替他们决定那是慈善。”土改一年后，贵州七成耕地重分，涌现出第一批合作社。苗寨里的老人逢人便说，新政府把地还给了锄头。
1953年初，苏振华进京汇报。他递交的材料不厚，却处处有数据：全省新增耕地六百余万亩，骨干水利工程三十余处，匪特破案率九成。汇到民族政策时，他只说一句，“散沙有了凝聚，民族区的土改方式，是他们自己定下的。”毛主席听得兴致勃勃，忽地起身，爽朗大笑：“你这个同志不简单啊！”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把目光投向这位黝黑的西南汉子，眼神里多了几分欣赏。
短短一年后，中央有了新的打算。1954年5月，苏振华奉调离黔赴京，改任海军副司令员、政委。朋友劝他：“山里人下海，怕要折腾。”他摆手：“革命不分山海，缺啥补啥。”说罢背上行囊，只留给贵阳一句话：“贵州若有难，一封电报必返。”
海军的任务更棘手。那时的中国海军，仅有几艘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旧舰艇，舰龄长，装备杂，海图缺，经验更缺。苏振华自知隔行如隔山，先跑到南京军事学院听课。课堂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授课者正是起义将领林遵。下课后，苏振华直截了当：“搞好海军，您看第一步该抓什么？”林遵答：“先练人，再练舰；先懂技术，再谈战术。”两句话，如醍醐灌顶。
随后，海军接连成立训练团、技术局、造船规划组。苏振华到处拉人——年轻的炮兵专家、退役的外洋留学生、甚至躲在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博士，被他三句话请出门。“海上风浪不认人，咱必须把命交给设备，设备得交给工程师。”他常这样提醒。
1959年6月，北京西郊的一间会议室，苏振华请来钱学森，为海军党委讲解核动力原理。会上他抛出一句：“别人有的，我们能不能自己搞？”在场军官面面相觑，钱学森却点头：“理论上可行，关键是决心。”这场报告直接催生了中国核潜艇工程。后来传出毛主席那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背后那股劲，就源自这次汇报。
时间往前推回贵州，喀斯特山区的茶园已连成片；再往后看海防线，一艘艇、一支舰队、一整个海军体制日渐成型。苏振华的人生轨迹，从乌蒙山到渤海湾，横跨大陆，却有同一条线索——先把当家人的信心找回来，再谈发展。1953年毛主席那一句“你这个同志不简单”，像一记肩章，压在他的肩头，也撑起他后半生的担当。
1975年5月2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毛主席步履已显迟缓，仍坚持与每位与会将领握手。握到苏振华时，老人低沉地说：“管海军靠你。”听来平淡，却是再沉甸甸不过的托付。此后几年，苏振华在病榻与舰桥之间往返，为远程运载火箭海上测控跑前跑后，连医生都说他“不是在指挥所，就是在去指挥所的路上”。
1979年2月7日傍晚，67岁的苏振华在北京医院停止了心跳。一生横跨陆战、海防、地方治理的将军，最终静静离开。朋友整理遗物时发现，他随身带着一枚发黄的笔记本，扉页写着：“工作要让百姓点头，让主席放心。”十二个字，写得用力，纸页都透了印。
他未能见证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但那艘在寒风中下水的核潜艇，已将他的理想载入波涛。毛主席那句评价，随着舰船的汽笛声，仍在海天之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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