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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英国Granada电视公司选取了14名七岁的英国孩子,计划每隔七年拍摄七天,展现这群孩子的梦想,抱负和忧虑。
孩子们有人来自伦敦精英学校,有人来自农场,有人来自孤儿院。
导演迈克尔·艾普特打算用长期的拍摄,来记录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以揭示英国二十世纪中后期的阶层固化现象。
片子在BBC播出,而导演自己可能都想不到,这一做就是四十九年。
纪录片没有剧本,而导演的本意,也早就被宏大的人生话题盖过。
一个个七年过去,人生的真相,也被逐渐揭开。
原生家庭是人生的基石
乔治奥威尔说,英国的阶级区分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等级森严。
导演在孩子们七岁的时候拍了第一部片子。
家庭条件优渥的Andrew和John从小就读《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七岁就知道自己以后的路怎么走:读精英学校,找门当户对的另一半,从事法律工作。
他们走的路,像极了自己父亲的经历。
而来自底层的孩子们长大后却没那么幸运,他们往往难以跳出出身的阶层。
早婚、多子、失业、身材走样,这些命运圈套似乎老早就在等待着他们,大多数人连同他们的子女都从事劳力或者服务性工作以谋生。
图中的三姐妹里,工人阶级的Jakie经历了两段婚姻,生有三个儿子,前夫和婆婆罹患癌症,继母、姐夫、姐姐、前夫接连去世,厄运一再发生在她身上。
Lynn是最漂亮的一个,长大后生了三个女儿。
而多年后成人的她在镜头前不停抱怨政府。因为经费缩减,她失去了热爱的事业,相貌和身形在生活的折磨下也早已大不如前。
富裕家庭的孩子每一步都踏在向上的阶梯,穷人家的孩子连滚带爬,也只能在水平面艰难前行。
网上曾经有一个帖子:《寒门再难出贵子》,讲述了一群毕业生在银行实习后,各自的表现和归宿。
农村的孩子大多淳朴而不善交际;受到夸奖的往往是商人的孩子;机关干部家的孩子有礼貌,会说话……
除去性格因素,在熟人就是宝的社会里,底层阶级的孩子也往往难以有很大的发展。
优良的社会资源早已按照既定的格局被瓜分,底层家庭的孩子再拼命,也比旁人要更加难以成功。
在14个孩子中,工人阶级的家庭里最终也只有Nick一人,靠自己的努力读了牛津,当上了科学家,跳出了这个阶级的陷阱。
如果说人生就是在酿一桶上好的葡萄酒,阶级更高家庭的孩子看起来就像攀在藤上的葡萄,只要方法得当,酒香四溢是早晚的事。
而穷人家的孩子就像葡萄籽,找到一方适合被播种的土地都如奢望一般。
婚姻可以改变人生
有人在评论中说,这部片子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无论男女。
Suzy是片中唯一的富家女孩,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父母的离异使她变得叛逆,在录制她的21岁时,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家庭、婚姻、孩子对这个年纪的Suzy没有意义和吸引力。
但她得以在28岁时嫁入一个律师家,过上安心的贵妇生活,越老越却活出了温润的气质。
那些中产阶级出来的女孩子生活得都很平淡,甚至都不能准确地分出谁的故事,她们无一例外地嫁人结婚生孩子,人生幸福程度几乎与她们的婚姻美满程度完全挂钩。
对于男性而言,婚姻也同样起着改变人生的作用。
Paul被收容在一个儿童之家,7岁的他看起来胆怯,小小年纪常常眉头紧锁,害怕被大孩子打。小时候他渴望一个人过日子,不喜欢有个太太每天管着他。
28岁他再次面对镜头,在他身边的女人说,“因为他的无助,我的母性本能选中了他,想呵护他。”
此时,他剪掉了略带孩子气的长发,蓄起了浓密的胡须。
他曾经不善言辞,做事优柔寡断,妻子的爱和包容帮助他走出失业和自卑,良好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他。在每次和妻子的聊天打趣中,Paul表现得放松又自信。
一个人生活的状态不会撒谎,他跟以前简直判若两人。
现在他们夫妻二人在一个养老院工作,育有一对儿女。女儿成了家族第一个大学生,一大家子生活得很温馨。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但可以选择自己组建的家庭,婚后生活的好与不好,都在细微处对生活产生影响。
Symon是片中唯一的少数族裔,七岁被收容在福利院,后来被母亲领走,但他从不知道父亲是谁。
婚后他育有五个子女,在一家香肠公司冷冻部门打工。他说要想办法给孩子们自己以前没有的,弥补自己遗失的父爱。可惜35岁时母亲患癌离世,Symon也离婚了,双重打击之下他退出了这一年的拍摄。
42岁的时候他重回了节目,这时他已经和第二任妻子薇娜塔结婚,两人婚姻美满,婚后生了小儿子丹尼尔。
Symon也实现了他的誓言,在儿子的成年礼派对上送了他一辆车。
因为Symon早年在福利院的孤独经历,他们夫妻二人后来做了寄养父母,寄住在他们家的孩子已经数不清了。
第二任妻子在照顾Symon的同时,一直督促丈夫在很多方面进步。曾经很懒的他,现在也在努力学习数学。
面对过去,Symon说,生活不该因为你曾经出过差错而不再前进,走上错误的道路,不代表你就没路可走了,你还是有机会回头重新开始。
听过这样一段话:三流的婚姻是搭伙过日子,二流的婚姻是两个人变成一个团队,一流的婚姻是发挥了彼此的长项,携手并进,成为更好的两个人。
能共同进步、互补的Symon和妻子,有幸成了最后一类。
热爱能弥补社会关系的缺陷
贫民区出身的Tony,小时候喜欢打架,励志做出租车司机、当演员、开酒吧。他做了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
导演说,“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成为,没有成为出租车司机也没有成为演员。”
但Tony说,有过总比没有强。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除了原生家庭与婚姻家庭,还包括他与外界打交道的方式。中年时,维系好的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生活的意义。
而当社会关系岌岌可危时,热爱就是那根救命稻草。
Neil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梦想进入牛津大学。最终他考入亚伯丁大学,却在一学期后辍了学。
21岁的他到建筑工地工作,28岁拍摄时他已经在苏格兰地区流浪,直到三十五岁。
后来他向节目组袒露,早在16岁时他就意识到自己有精神问题,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青年时期的社会关系,婚恋关系,甚至让他一度失业。
他一直都有从事政治的兴趣和意向,42岁时他迁居伦敦,成为一方党派的成员。
Neil非常喜欢在坎布里亚的工作,在地方上担任民意代表,虽然赚的钱很少,但终究让他觉得生命有了分量。
有时候他会参加社区活动,有时候会在教堂主持仪式,56岁的他才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容得下自己的地方。
Neil珍视友谊,他觉得在人生中,恋人、亲人都可能离他而去,最值得信任的是朋友。
“或许人最快乐的时候,是不自觉快乐地与朋友享用晚餐,就只是享受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融入社会,建立社会关系,能让人感到被重视、被需要的幸福。
而和Neil从小一起长大的Peter,因为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人生轨迹也迥异。
Peter读综合学校,后来在伦敦大学取得历史系文凭,当了一位教师。二十多岁的他性格很锐利,因为一些激烈的政见,经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和攻击,被媒体描绘成了英国愤怒的共产青年。
在28岁的时他决定不再参与拍摄,随后辞去了老师的职位。
56岁时,他重回节目,显得对自己要满意许多。他学习了法律,现在是一名公务员,生活重心转移到了自己的“善意乐团”。他与妻子二人共同经营乐团,共同筹备新的专辑。
这个曾经意图改变世界,浑身是刺的男孩,被音乐包裹得更加柔软。
谈到新的专辑,Peter满脸春光对着镜头滔滔不绝,对音乐的爱,就算捂住他的嘴巴,也会从眼神里面流出来。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真正的热爱,就会无所不能。
人生不是百米冲刺
虽然呈现在屏幕上的只是短短的几十分钟,但片子里的人却在观众眼中真实地生活了半个世纪。
阶级固化,婚姻给人的影响,对社会关系的认识,都是事实,但也都不是这组纪录片的全部。
让寒门子弟摆脱出身束缚的东西是见识,是妥协困于当下,被限制于柴米油盐中,而更坚定的决心、行动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公。
原生家庭虽是人生的基石,却不是全部决定性的因素。
21岁时,身处上层社会的John抗议导演的剪辑:在七岁开始展示他们的人生规划,并且一步步印证现实的确如此,就好像这一切是上天赋予上层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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