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号称高端的日本医疗中介，骗走我百万治癌救命钱|刘二先生|同胞|大写|大国小民|救命钱|癌症病人|赴日求医|骗子

《大国小民》第1362期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本文为“人间骗局”连载第74篇。

2021年3月一次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球友大海：“我最近左胳膊抬起来特别费劲，平时左肩膀也疼，晚上睡觉都只能右侧躺着，该怎么办？”

大海爱钻研，悉心照料母亲20多年，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个医生，啥都懂点。听我这么一说，他铁口直断：“你这是肩周炎，调整下睡觉的姿势慢慢就好了。尽量平躺，左右侧躺要平均。”

可到了7月，不仅左肩左臂越来越疼，就连背上靠左的第一根肋骨也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平躺。我从小身体好，没咋得过病，之前在北京待了20多年，除了看牙看眼睛，就没进过医院，对于疾病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只觉得这肩周炎需要时间，仍咬牙坚持着。

到了10月，因为坚持运动加上配合着自创的“拍打治疗”，我觉得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与常人无异，但这时老婆看了些科普文章，感觉不妙，勒令我假期结束必须去医院检查。

国庆长假一过，我们到本地最好的A医院，做了CT和核磁共振。第二天取结果的时候，医生让老婆靠近电脑，开始窃窃私语，我在旁边一看，就知道麻烦了。

回家路上，老婆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我问她：“你说实话，真的是癌症？”

老婆故作轻松地点点头：“现代医学发达，癌症算不上不治之症了，没啥了不起的。”

我顿时发起飙来：“不可能，我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可能得癌症？”

闹了会儿，我得出了结论——一定是医院搞错了。

老婆把我哄回家之后，安抚了一阵，马上给我姐留言——我父母年纪大了，不敢惊动他们。我姐正在成都出差，得知消息就往回赶，到我家时已是晚上了。在姐姐、姐夫和老婆轮番劝说下，我总算是初步接受了事实。我原本打算先去成都复查，不行再去北京复查，现在我决定：就在本地复查一次，不折腾了。

第二天，我去了B医院，我姐朋友W在那里当院长，他看了片子，肯定地说，“肺癌没得跑”，“赶紧把烟戒了吧”。然后又建议我去A医院做PET-CT，还介绍了他在那里的同学R医生：“PET-CT最准确，我们市只有他们那里才有这个设备。他们有钱得很，一下子买了两台，一台都要好几千万呢。”

PET-CT做一次要8000元，一口价，没得商量，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一听这价格，我肩膀手臂后背哪儿都不疼了，只有心止不住地疼了起来。

PET-CT结果出来之后，R医生给出最终结论：肺癌晚期，立即住院治疗。

A医院在我国西南地区声名显赫，附近几个省的人遇到大病和疑难杂症都会纷纷涌来，这里的肿瘤科住院楼一直人满为患。即便贵为该院王牌医生，R医生在“病床紧张”面前同样一筹莫展，只能让我回家休息等通知，说“正常情况下三四天之内肯定能入住”。

当晚，老任夫妇请我们两口子吃饭。老任是我高中同学，毕业时通过“招干”考进了检察院，前些年坐过一个级别不高但非常有实权的位置，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只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很快就被退居二线了。他和我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是我确诊后通知的唯一一个同学，此时请我吃饭，自是为了安慰我。

听说我住不进去医院，老任笑了，说他正好有个亲戚在A医院肿瘤科负责放疗，可以请他帮个忙。他当我面给亲戚打了个电话，5分钟不到，我姐的电话也来了，说R医生通知她，让我今晚务必做好核酸，明天一早去找她办入院手续。

于是我就住进了A医院肿瘤科住院部最大的一间病房，有9张病床，9张陪护椅——这些陪护椅，白天基本上是给需要输液但没有病床的“门特病人”用的（“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的简称，是指病情相对稳定，且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疾病），晚上则是病人家属打瞌睡用。60平的病房，时常拥挤着小30个人，不夸张地说，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我的病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比较喜欢安静，不太受得了房间内交织着悲伤、绝望与些许欢乐的嘈杂，到快中午时，实在受不了，跟老婆一商量，索性回家了。

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想起：这一住院，肯定是没法上班了，前路茫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负责任一点，赶紧把工作辞了吧。想到这儿，我立即给荣荣发消息，说自己得了癌症，已是晚期，从现在起停掉所有工作。如果能好，到时再重新合作吧。

荣荣是我多年好友，在北京时我们是合作伙伴，亲密无间，一起做出过一些成绩，然后就各奔东西——她远赴日本发展，我则去了家公司上班。

2016年，因为儿子快要上小学，我决定来年回四川老家让儿子提前熟悉环境。这时荣荣找到我，说她在日本的公司做起来了，希望我能加入其中。于是，2017年3月，我将“北京-老家”的行程改为了“北京-东京-成都-老家”，到日本玩了十几天，和荣荣和她老公谈好了合作方式，我便以顾问的身份，正式加入她的公司。这段合作持续了4年多，如今，也该结束了。

很快，手机不停响起来，一看是荣荣发来了好几条信息，“领衔”的是一笔5万元人民币的转账，写的是“安心治病”，下面是一堆语音，自然都是围绕着我的病情展开，让我特别感动。当时就想，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支持我，我得振作起来——就算是癌症又如何？

语音聊了一会儿，荣荣突然想起一个叫董青的同胞——她在东京有一家餐厅，董青经常带朋友去那里吃饭，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这个董青在日本做高端医疗的中介，是“董董医疗服务平台”的负责人，荣荣让我等一下，先别睡，她去问问董青，我这样的情况是否适合赴日治疗。

没一会儿，荣荣的语音又来了，让我把CT报告、病理报告等发给她，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就看到手机上都是荣荣的语音留言。她说董青会给我提供东京最好的医疗资源，一定能彻底治愈我的癌症，又说让我尽快去办赴日医疗签证，“千万不要耽误了”。

我赶紧回话感谢荣荣，但也表示我不会去日本治病，相信在国内也能治好。荣荣的语音很快又来了，核心意思是，生命第一，必须来日本治疗，不要担心费用，赴日本治病及生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她一力承担，“你们绝对不用花一分钱”。

我非常坚决地谢绝了荣荣的好意——我跟老婆解释说：“这个人情太重了，我们还不起。”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后的几天，我住进医院，开始了放化疗同步治疗。做了几次放疗之后，无论肩膀手臂还是后背都不疼了，爬坡上梯比谁都快，医生护士都把我当家属，没人相信我是病人。

可接下来的化疗难受得要命，我咬牙坚持过那几天之后，跟R医生说：“我再也不做化疗了。”她说：“你放疗效果很好，但化疗也很重要，至少还要再做一次。”

我说：“我身体受不了，最多再做一次，绝对不多做了。”

我对化疗的抗拒，荣荣很快就通过我老婆知道了，她便借此来劝说我，说日本那边的免疫疗法特别好，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不需要放、化疗，“不用承受无谓的痛苦就能把癌症治好，何乐而不为？”她还强调，董青那个医疗服务平台是日本大使馆官网推荐的、具有“身元保证资质”的机构，由它给我们提供在东京医疗相关的服务，可以绝对放心。

“身元担保资质”其实是一个日本官方性质的牌照。日本政府规定，想要去日本看病，必须提供一份由具有“身元担保资质”的机构开具的“身元保证书”。据网上查证，想要获得这种担保资质牌照并不容易，要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联合审批，审核还挺严苛。

一番了解后，老婆显然是动心了，开始顺着荣荣的话一起劝我。荣荣还再三跟我强调，日本治疗的费用比国内还要便宜，且不由她个人出钱，而是由公司出钱。

两人一唱一和一周后，我终于被说服了。处在待孕的关键时刻的荣荣不宜太操心，她立即把我老婆和董青拉了一个群，开始着手办医疗签证：“你们去办吧，我负责出钱就是了。”

老婆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加上疫情之下赴日治疗的病人比以往少得多，董青生意惨淡，对我这一单自是非常重视，荣荣在费用方面有求必应，大家办起事情来效率自不用说。

11月28日，重庆领事馆通知老婆：签证下来了，可以到成都去取，也可以快递过来。接到电话的时候，老婆正陪我在离医院不远的江边散步，那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然而好事多磨，回到病房翻看手机，突然跳出一条新闻：因奥密克戎肆虐，日本宣布将从12月开始封国。老婆赶紧跟重庆领事馆联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等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只能告诉我们，保险起见，还是到时候重新走一遍流程吧——因为我们不能立即出发，而签证只管3个月。

12月10日，在做完2次化疗和33次放疗之后，我出院了。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丝毫异样，平躺着侧躺着都能睡，上下楼梯和走医院里的陡坡，甚至比健康人都要轻松。

临走前，我问R医生饮食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严禁抽烟喝酒。我又问运动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不要过度。最后，她跟我说：“你的一切指标都非常好，接下来只需要做免疫治疗，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出国做也行，在这里做也行，都一样。”

大约又过了10天，签证又下来了，这时荣荣已在东京为我们租好了房子，房子在银座，寸土寸金的地方。和老婆商量了下，决定过完元旦就走，正说着，董青发来消息，要求我立即在国内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把结果发给她，日本医生要看。

我马上拿出手机挂号，却发现最近3天都没有R医生的门诊，找其他医生又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干脆挂了C医院的号。C医院设备不差，但水平有限，照出我肝上有阴影，但又判断不出是什么，就在报告上注明“癌细胞疑似肝转移”，并打了一连串的问号以示疑问。

我当时也没在意，想着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可能有肝转移，再说，反正也要交给日本的医生，到时听医生的就是了，没必要想太多。

把检查报告全部发给董青后，我就忙着参加各种告别活动。期间，老婆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说这次去我们也要带点钱，不能真让荣荣一人承担全部费用。我说那是当然。过了几天，老婆又很郑重地说起带钱的事，我感觉有一点异样，但也没多想，仍说那是当然，只是多问了句：“你打算带多少钱？”

老婆说家里还有30万现金，“我们全带上”。我说行，我们在日本最多只能待3个月，这些钱应该够了，而且我手机里也带着几万块钱呢。

过完元旦，1月4日，我和老婆乘车前往重庆。当天在日本领事馆指定的莱佛士医院做完核酸，5日拿到检测报告后就飞往沈阳——当时国内只保留了部分国际航班空港，重庆已无法直飞东京了。

东京大雪（作者供图）

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无需多说。1月6日中午，我们有惊无险地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时，已是疲惫不堪，等到走完一切流程办好所有手续出了机场，已经下午4点过。此时，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后来才知道，这是东京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董青公司的小戴跟合作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因为下雪，车开得很慢，到银座时天已经黑了。荣荣租的房间是一个大开间，干净得很，租金合人民币每月1万元以上。家具都是荣荣新买的，尚未拆封，沙发床、桌子、柜子和各种收纳箱，全是宜家的风格，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就像未来2个多月的生活，我们需要自己去面对——那时我们刚知道，在我们来之前，荣荣已经回国待产去了，此时正在上海的宾馆里隔离着呢。

我们在东京宿舍附近的街景（作者供图）

收拾好房间，老婆给我说了实话——之前她跟我说得带钱来并非无的放矢，董青认为这次治疗费用会很高，荣荣一个人出钱不合适，劝荣荣让我们也出一部分钱。荣荣接受了她的意见，大概怕我因此不来了，就转达给我老婆。老婆也怕我心疼钱，所以也没跟我说实话。

我听后埋怨老婆：“你该跟我说实话的，这不只是钱的问题，也涉及知情权。之前虽然我们也打算花一部分钱，但至少名义上是荣荣承担全部费用。与董青那边的合同和费用，我们都不好过问，如果名义上是荣荣和我们一起出钱，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事先了解合同及费用这些事情，而不是两眼一抹黑地就过来了。”

老婆叹了口气，并未多言。我也知道，既然都来了，只能好好应对。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入境需要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居家隔离14天。这14天中，每天需要通过软件报告身体状况，工作人员偶尔也会通过软件抽查你的位置信息——不过总的来说，主要还是靠自觉，平时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或者去餐馆吃饭，都是允许的。

董青认为我们前来看病，属于日本政府可以理解的“特例”，所以第二天就安排人开车接我们去医院了。说是医院，其实是位于东京都港区白金台的一家私人诊所，名叫“東京CAクリニック（CA诊所治疗）”。

诊所最外面有一处小小的等候区，窗台上摆放着两本杂志，都翻开到了登有诊所主人木村修院长采访内容的那一页。我很熟悉这种套路，当时就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不过想着，既来之则安之，也就努力让自己释然了。

很快，董青到了，一个40来岁的天津女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笑容可掬，满面春风，一见面就嘘寒问暖，殷勤备至，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她把我们带入木村院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4个人在里面就已经非常拥挤了。

木村院长慈眉善目，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礼貌和尊重，一看就让人特别踏实。通过董青的翻译，木村给我们讲了大约20分钟的治疗方案，但对我讲述的在国内治疗的情况没有丝毫兴趣。最后，我签了他出具的治疗告知书，治疗方案里没有任何与射线及放射治疗有关的内容。

木村院长口头提到：根据你在中国的检查报告，癌细胞有可能出现了肝转移，但只是可能，目前不能确定，所以我们会安排你去专业的医院进行复查，若确实有转移，则可能会进行放射治疗；未转移的话，当然就不考虑了。

随后，董青带我们到诊室，护士给验了血。仅谈话和验血这两项，诊所收费33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7万，我心想，够贵的。

第二天做的树状细胞疗法的“成分采血”，折腾了1个多小时，收费430万日元——老实说，要是知道治疗费用如此宏大，我是断然不会来日本的。接下来基本上是例行公事的治疗，一周两次去诊所，主要是输液，输免疫药和抗癌药，每次10多万到100多万日元不等，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在我治病的这些日子里，老婆拍了些素材发在了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原本只是想记录下这段特别的生活，结果因此结识了另外两名同样从国内来日本治疗癌症的病友家属。她们一位叫陈明，自己是患者，由在日本的姐姐帮着办的“永居”，来了很久了，因为享有日本的医保，在大医院治疗花费很便宜，治疗效果相当显著；另一位叫秦月，陪老公来治疗，她家在国内做能源生意，经济条件很好，这边的朋友给介绍了著名的友明医院，据她说治疗效果不错，遂和老公决定在医院附近买套房子长期住下来了。

由于我们只是短期治疗，前期老婆并未和她们多聊治疗细节，只是互相分享日常，打气加油。那段时间，日本疫情严重，东京每天新增阳性都在1万人以上，我们除了治疗、吃饭、买东西之外，平时很少出门，好在有这两位朋友在手机上的陪伴，日子倒也不寂寞。

不知不觉就到了1月21日。

这一天，木村院长表示目前为止治疗顺利，他将安排我去江户川医院做关于癌细胞肝转移的检查，以确定接下来的治疗步骤。

我跟木村无法直接沟通，一切都得通过董青翻译。我跟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我身体没有丝毫异样，肯定没有肝转移，无需检查。董青则转告木村的意见：还是检查下稳妥。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说起这个话题。董青说如果真的没有转移那最好，你就不用多花钱了；但如果确实有转移，该治也得治，“如果不进行肝部放射线治疗，你的病将无可救药”。

见我仍有疑虑，董青便跟我讲起她的情怀——她父亲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感念于此，她对癌症病人的救治有一种执念，其中的感情，是亲人一般的，让我一定要相信她。见她说得如此诚恳，我也就不再坚持，心想等检查出没有转移，大家都踏实。

江户川医院的部分建筑（作者配图）

随后的几天，董青陪我去江户川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江户川医院在东京的江户川区，是一所很有意思的医院——它的每一扇门与窗都有挂画、海报或是涂鸦，天花板和墙壁上画满了漫画作品，厕所和治疗室都装修奇特，甚至连医院平面图都做成藏宝地图，这一切，无不让人感觉非常放松。医院内外还特意饲养了鸵鸟、蜥蜴、蛇以及各种小鸟和观赏鱼，更令人乐而忘返。我很欣赏这家医院的不拘一格，但对于检查，只当作是例行公事，毫无压力。

然而，我最不希望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8日，去CA诊所治疗时，木村院长告知，江户川医院确定我存在肝转移，需要做射线治疗。他继而安慰我说，癌细胞转移属于正常现象，不用太担心，而且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免疫治疗，只是要多几天时间用来做射线治疗而已。

回家的路上，我问董青射线治疗的确切费用，她说需要400万日元左右。我说这笔钱太多了，得想办法筹措，需要点时间。董青说她也许能想办法帮着减少一些——之前日本医院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2倍，最近才改为3倍，如果能钻个空子，给我按照以前的价格来算，就能减少一大笔支出。我们一再对她表示感谢。

当天晚上，董青告诉我们，她已经想办法给我争取到了按照日本人的2倍付医疗费，总费用是311万日元。另外，我们还需支付25%的服务费，即77.75万日元，还有江户川医院的检查费用16万日元。所有费用加起来，总计404万多日元，合人民币20多万。随后，她给了我们一个银行账户，要求把钱打在那里面。

1月31日，我和老婆在日本东京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除夕夜——治疗到这时，我们俩手机里的金额已所剩不多，根本不够支付这笔费用，实在没办法，我硬着头皮给我姐打电话借钱，我姐二话没说就把钱转了过来。

就在我们以为这一段花钱如流水的日子将暂告一段落的时候，2月3日晚，董青又给我老婆发消息，说江户川医院的黑崎主任联系了她，我肝转移的肿瘤比先前预计的更严重，需要调整方案——总而言之，就是治疗费用可能会增加。

老婆表示很为难，请她无论如何跟院方通融一下，董青说她会尽力。

第二天上午，董青说有事来不了，是她公司的员工开车来接的我们。陪我们在诊所的只有小戴一个人，木村院长满面春风，告诉我昨晚黑崎主任等人经过再三研判，最终确认我肝上的“恶性肿瘤”其实是个良性血管瘤，所以“癌细胞肝转移”不存在：“所以，我们的治疗时间要缩短了。”

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我老婆立即在微信上向荣荣报喜，小戴也马上向董青报喜。小戴在手机上操弄了一会儿，跟我们说：不好意思，董总让我下楼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然后人就走了，只留下我和老婆在诊室里。

按照之前董青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他们永远都会有至少一个人陪在左右，以方便翻译。之前他们一直照此规矩严格执行，从没有单独把我们留在诊所让我们无法和医护人员交流，唯有这一次是例外。

大约10分钟后，小戴一个人回来了。又过了几分钟，董青也进来了，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生硬。她说她刚去了木村院长的办公室，院长问“刘是不是天生自带好运的体质？”

我老婆很高兴地问董青：“这样就不用做射线了对吧？”

董青说：“刚才我问木村院长了，还是要做——当然，不扫描肝了，扫描肺部。这是为了你们好。”

我暗暗有点不爽，也觉得有些蹊跷。很快，木村院长又来了，说明天（周六）开始做射线治疗，下周一到周四再连续做4天，12号开始进入免疫治疗阶段。

回去的路上，董青一再对我说，必须进行肺部放射线治疗，否则会严重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虽然此时我已是疑虑重重，但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医生沟通，同时也担心董青所说的严重后果，为配合整体治疗，终究还是选择了隐忍。

作者在江户川医院放射线治疗等候区（作者供图）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江户川医院做了5次“托姆刀放射线治疗”。在此期间，我先是左胸异常疼痛，继而右胸也开始痛。董青再三安慰说没关系，射线会有一些副作用，但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

放射线治疗之后，又回到CA诊所按部就班地输液，这样到了3月5日，整个治疗终于宣告结束。董青高兴地对我说：“你的病已经彻底治好了。”

她这话说得随便，我的疼痛也并未消失，便问她：“都没拍片检查，就能确定治好了？”

她说：“检查又得花钱，何必呢？你放心，肯定治好了。”

我当然愿意相信病好了，但仍无法消除疑虑。见状，木村院长再三叮嘱，免疫疗法见效有个过程，回国之后不要急，要等两个月之后再去医院复查。

回国之前，在我们不断地催促下，董青于3月10日将治疗明细单给了我老婆，总花费1600多万日元。老婆发现，射线治疗的311万日元费用，明细单上只有董青公司的请款单，而江户川医院没有出具发票，甚至没有任何证明票据。董青的解释语焉不详，说“就是这样”。

就此，算上日常、交通等花费，我这趟治病的花费超过了人民币100万，荣荣给我们付了60万，我们付了55万。我对妻子说：“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她只说，只要治得好，就都值得。

出国这3个月，儿子一直寄住在他外婆那儿。虽然我们一直没告诉儿子实情，但孩子大了，多少能猜出一点。临回国前，我给他打电话问：“爸爸妈妈快要回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他只回：“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回来就好。”

回国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总的来说并不比走之前更好，甚至还多了一分疼痛。但没有了在异国他乡的茫然无措，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战胜病魔。

我们再一次管董青索要在东京每一次治疗的用药名称和剂量，她最后总算是发给了我。出于某种本能的反感，我没有再跟她多聊。我老婆和陈明、秦月两位保持着联系，想到董青的拖延，便把我用药的情况跟她们二位做了沟通。陈明久病成医，细问了一下我先前的治疗情况，听完后，说我的治疗方案“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主流”。

这话说得不算委婉，我听了后隐隐不安起来。

纵然有千般疑惧，我还是吃着木村院长开的药，遵照他的要求，五一假期结束才去A医院复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病情并无好转，在日本做射线治疗所造成的胸痛仍未消失。R医生当即就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让我接受正规的免疫治疗。

木村院长给我开了两种口服药——一种是环磷酰胺，每天一粒，一种是乐伐替尼，每7天服5粒，8900日元一粒，约合近500元人民币——董青告诉我是专门针对我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只有日本才买得到”。见过R医生后我才知道，这药国内不仅有，而且还进了医保目录，每粒只需110元不到。但可笑的是，这药是针对肝癌的，而我得的是肺癌，所以R医生立即让我把药停了。

至此，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老婆便开始到社交平台上吐槽“董董医疗服务平台”是如何的不专业，董青是如何坑人。

这篇帖子很快在日本华人医疗中介圈中传播开来，网友们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董青和她的公司，随即有行家指出：“董青肯定黑钱了，因为在江户川医院做5次托姆刀射线治疗，即使用药按照最大的剂量，200万日元也顶天了，绝对不可能需要400多万。”

后来与一位在日医疗中介的交流中，我才得知有国内的患者通过中介去江户川医院做托姆刀射线治疗，同样5次射线，只花费了125万日元。我们意识到，不仅射线并不需要做，就算做，我们也被董青他们狠狠地宰了一大笔——那5次放射线治疗哪是什么托姆刀，分明就是董青他们举在手里的鬼头刀。

我和老婆决定跨国维权。

荣荣此时忙于家庭和公司事务，没精力关心此事，我们便单独行动了。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首先联系上了江户川医院，院方还算负责任，用了两周的时间，给我们出具了详尽的官方调查报告。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江户川医院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肝转移”的结论。报告明确说明：“在本院做了计划定位CT之后，发现患者肝脏并不是肿瘤转移，而是血管瘤。2月2日本院黑崎医生通过电话直接向东京CA诊所木村医生传达了此事。当然，血管瘤不适合实施放射线治疗。”

也就是说，2月2日江户川医院已明确告知木村及董青方面，我所谓的“肝转移”根本不存在，但董青仍于2月3日晚间联系我老婆，说黑崎主任刚刚致电她，表示想增加我的射线量或照射次数——也就是想方设法要加钱。

然而即使这次加钱未果，董青仍勾结CA诊所向江户川医院申请对我肺部进行了5次放射性治疗，并以江户川医院的名义，向我收取了总计404万日元（4047750日元）的费用。而江户川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实际收取的费用只有71万日元（712170日元），包括核酸检测，核磁共振，定位CT，门诊费以及5次放射线治疗的费用。

报告并指出：“高出部分的金额，江户川医院并不知情，请咨询‘董董医疗服务平台’。”

不久之前，又有受害者的家属联系我，揭露董青招摇撞骗的事实——她将其患癌亲人骗到日本治疗，收取天价费用之后，却令患者因延误治疗而不幸去世。

董青居住在东京港区高轮台，据她亲口对我所说，她买的是全日本最贵的公寓，每平米20万人民币以上，日常开的车是一辆保时捷。当时我们觉得她是女强人，现在才知道，她的每一枚硬币，都沾满了癌症患者的鲜血。她的整个财富大厦，不知道是多少癌症患者的尸骨堆积而成。

但纵使知道她行为不端，律师也只能劝我们说：“如果想要告董青，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又是跨国，比较繁琐……”

荣荣今年夏初生完孩子回到东京，对于董青的行径异常愤怒，奈何董青只是一味耍无赖，荣荣暂时也拿她没办法，只能等候律师的进一步行动。我总是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董青现在固然可以躲在日本当个缩头乌龟，暂时躲过应有的惩罚，但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如今，我继续在A医院做免疫治疗，恢复情况非常理想，R医生说病情基本可控，“你这么治着就行，会越来越好”。我便一边治疗，一边在积极进行跨国维权行动。

最后，我总结了一些赴日求医的注意事项，希望读者诸君永远不会需要它，但是当身边有人需要的时候，不至于茫然无措——

决定赴日之前，一定要先选择大型综合医院（日本称之为“大医院”）做远程问诊，拿到治疗方案后，跟国内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最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出国。日本医疗机构未必强于国内的知名三甲医院，虽有其先进之处，但在收费上对外国人并不友好，如果不是家庭特别富裕，或者买了覆盖海外医疗的保险，不建议赴日治疗。

若选择赴日看病，首先要选择一家“大医院”作为主治医院，既能保证医疗水准，也方便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千万不要去小诊所，很多都是坑人的。

如果选择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请一定对其做充分的背景调查，不要完全迷信日本使馆官网上对具有“身元保证资质机构”的背书。另外，要仔细检查医疗费与中介费，数据必须清晰。医疗费即使中介代付代缴，也要管医院要领收书。

把这些写出来，是为了警示所有治病心切的病友和家属们，出国治病，请务必小心，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