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第13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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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们这里是精神病院”连载第20篇。
精神司法鉴定是一个十分谨慎且理性的工作。鉴定大都涉及法律纠纷，从法律上来说，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是法院对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判断的重要参考，这必然会影响到判决。所以下结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精神鉴定，总归是鉴定人的，也是由人来鉴定的，怎么说，怎么做，都绕不开人性的某些层面。我曾跟着鉴定科师兄做过一段时间的杂事，他给我讲过不少故事，其中一个，我印象深刻。
以下为师兄自述。
1
2009年6月，再有一年我就可以考中级职称了。袁主任说，我们医院待遇差，留不住人，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医生考上中级就往大医院跑，他希望我不要学那些人，老老实实在这里干，他过两年就要退了，会尽量“推我一把”。
所谓的“推我一把”，就是让我参与医院的核心业务——精神司法鉴定。
我们医院是市里为数不多具有精神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可以这么说，一个精神科医生，一旦有了司法鉴定的经验，在这座小城就相当于有半只脚踏进了“专家”的领域，再不济也能混到医院的中层。
我心里很感激，但也很纠结。我们这个专科医院的待遇确实很差，我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小子，不知道到底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在城里买房安家，所以早早就存了跳槽的想法。可一想到可以到司法鉴定科参与鉴定，说不定能借此扶摇直上，就犹豫了，况且，我在这里的一线岗位待了这么些年，放弃所有基础到综合医院去重新开始，想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干着吧——我只能这么宽慰自己。
袁主任没有食言，7月份，他就通知我以旁听记录的身份去参与一次鉴定。被鉴定者是一位老师，姓马，男性，56岁，诊断为“急性精神障碍”。此次鉴定，法律上涉及的是一桩房屋产权纠纷。
鉴定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问老马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他说话，他笃定地说“有”，还能细致地描述出来；问他最近能不能看到什么，他说“能”，而且指着我们背后说，“现在正好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提问的过程里，老马表现得烦躁，时听得懂，时听不懂，还一直狠狠抓自己裸露在外的胸膛。
突然，袁主任说“暂停鉴定”。
老马被带出去后，主任让我也先出去，说鉴定组的专家成员决定要讨论一下。讨论没有持续多久，我又被叫了进去。袁主任说，现在要将专家组两两拆对，分成3组，依次对老马进行提问，“出于对结果可信度的考虑，3次提问的专家完全随机分配。”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老马的表现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模板，何必还要再走这么复杂的流程？我还得再辛苦记录3次。
记录到第二次提问时，我才发现了蹊跷——老马的回答，实在太“标准”了，甚至“标准”得过了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大多依赖于症状判断。简单来说，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问诊，医生要根据问诊的情况，对照症状学上的标准描述，一一比对，看符合哪一种病种的划分。但精神疾病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不同病种之间，有可能存在某些症状相似甚至雷同的可能，而且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很是常见。所以，精神病症状上，对某种具体的病种，有它的“核心症状”，对其所属某大类疾病，又有符合这一大类疾病的“通性症状”。
诊断时，为了确诊，核心症状和通性症状都是医生要考虑的。一般来说，患者表现出某种核心症状，医生多会考虑“疑似”，如果再加上一两条通性症状，那么基本可以考虑“确诊”。
从这个角度来说，病种的确定，跟病人症状的“分类组合”是有关系的。老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3对专家组合的提问，里面涉及的核心症状、通性症状也是随机分配的，但是老马的回答全都符合。难怪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袁主任的做法，这说明他们早就怀疑了——当前的老马，有“诈病”的可能。
前两组提问完毕，袁主任要求暂停一会儿，他看了看我的记录，吩咐道：“最后一组不用进行了，直接让老马进来吧，我单独问他。”
“这……不好吧？”我犹豫了，“单独鉴定”按规定是不行的，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可袁主任拉了我一把：“你也一起来，学点东西。”
鉴定室里，袁主任毫无征兆地问了老马一个问题：“这个房子究竟是有什么纠纷，要让你来参与这场精神鉴定？”
按道理，这个问题跟鉴定老马的状态毫无关联，我也没搞明白袁主任为什么这么问。
可是，老马出离的愤怒，几乎是喷涌而至：“他们合起伙来骗我！我根本没有卖过房子，更没有签过什么狗屁协议！”
但也就愤怒了一会儿，老马忽然又退潮似的蔫下去，恢复一开始不灵醒的模样：“脑子胀死了，哎呀，是他们骗我的，骗我签字，不要再问了！”
袁主任跟我同时看向对方——这下好了，傻子都能听出来，老马前后矛盾。
袁主任嘱托护士把老马带回了病房，让我重新调出他的病历。病历上，诊断处清清楚楚地写着：急性精神障碍。
不用袁主任解释，我都能看出现在的问题很麻烦——病历里有诊断，说明当时收诊的医生确实认为老马有明显的精神异常表现。可就现场的鉴定表现来看，老马极有可能存在“诈病”的倾向。
主任想了很久，对我说：“你，去找一趟老马的主治医生，问问当时首诊的具体情况。”
2
说来也可能是巧合，老马的主治医生也姓马。送材料过去时，我跟他开玩笑：“小马，这个老马是不是你亲戚啊？”
他笑了笑，没说话，接过材料仔细看了看：“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啊。”
“啊？”我以为听错了，“你的病人啊，怎么就不……”
“他确实是我的病人，我也为我的诊断负责。”小马很严肃，“就当时入院的表现来看，马老师绝对符合急性精神障碍的表现，但按照袁老师的鉴定，他又可能是‘诈病’——那我该说什么？什么我也说不了啊，顶多就是个‘无法鉴定’吧。”
我尴尬地笑笑：“那万一他是发病进来又被治好了呢，你医术高明呗。”
“那我就更不敢瞎说了。”他把材料递回给我，歉意地点点头。
袁主任听了我的转述，使劲揉了揉眉头：“‘无法鉴定’，唉……这就难搞了呀。”
“这有什么难搞的？”我不以为然，“急性急性，来得快，去得快，当时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也不是说不通，哪怕他真的是‘诈病’，如实下个鉴定的结论不就好了？再说了，‘无法鉴定’也不是不可能……”
“瞎放屁！”袁主任骂了我一句。
他说，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如实”上。如果按照目前来看，老马“诈病”的可能性极大。但是，病历上又清清楚楚写了“急性精神障碍”，这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下的诊断，他又信誓旦旦说对此诊断负责。那么，承认老马目前是“诈病”，那跟医生当初的诊断就是矛盾的了。
“而且这个问题现在出在我们医院，你说‘无法鉴定’，不是自己打自己巴掌？”
“那直接确定老马有问题行不行？”我问了一句。
“这不是乱弹琴吗？审都不审，直接虎头铡？我是包拯啊？”
袁主任虽然是骂，但还是耐心给我解释了一番：就算直接确定老马有精神障碍，那么法院也会要问一个问题——在实际发生纠纷的时候，老马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有多大的民事行为能力，在案件里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现在掌握的具体情况，是没办法下定论的。老马有“诈病”的倾向，谁知道他的病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这“真实的情况”完全扑朔迷离，所以，除非去理清实际情况，不然贸然下结论影响了判决，医院百分百是要背责任的。
说完，袁主任站了起来：“得去了解案情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参与鉴定，但也能明白，他从心底是不愿意做这个决定的。医院是看病的地方，属于卫生系统，而查案断案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两者之间，为了判决的理性公正，平时一定要恪守边界。可问题是，正是我们医院在这个案件里搞出了个麻烦——当时接诊的小马，明明白白地给老马安了个“急性精神障碍”的名头，又坚持自己的诊断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的鉴定过程里，老马又明显地不对劲儿。为了鉴定结果的真实，医院必须去了解实际情况，对老马在发生纠纷时具体的精神状态做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袁主任一拍手：“踩线就踩线吧，总不能这把年纪还给医院抹黑吧。”
办案机构接到我们的请求后，答应得很不情愿。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本来就是个扯皮的事，这样不是越扯越长了吗？那个买房的天天来法院闹，你们是专业机构，赶紧出个结果啊。”
袁主任笑着解释：“正是因为扯皮扯得麻烦，我们才必须慎之又慎。”
3
可案卷拿回来后，我们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
老马是一个退休的高中老师，老婆已经去世，在市里某小区有一套三居室，平时独自住。大概是去年（2008年）的5月份，一位在附近做早点的流动摊贩老谢，称自己从老马的女儿手里，通过明面签订“无偿转让”协议、私底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以实际成交价20万（低于市价15万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他手里有老马亲笔签名的全套转让协议，而且这份协议上的签名已经做过笔迹对比，跟老马的字迹完全看不出区别。
老马承认字是他的字，但坚决否认见过这份协议，不承认自己卖了房子。可老谢拿着这份他“亲笔签名”的转让协议，非要让他按照协议把房子腾出来，还告上了法院。一来二去，两个人不知道闹了多少回。老马一个孤寡老人，敌不过日日来闹的老谢，一气之下，跑到老谢做生意的地方，作势要一头撞死在老谢的早餐车上，怎么都拉不住。老谢报警之后，老马还不消停，也不接受调解，胡言乱语，非要撞死，于是就被送到我们这里。
更让人糊涂的是，老马只有一个儿子（在国外），根本没有女儿，他也否认自己有什么“干女儿”。他坚持认为，那个所谓的“女儿”，是老谢捏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人。而老谢言之凿凿地说，确实有一个年轻女性，拿着这份老马亲笔签名的转让协议，从自己这里拿走了钱。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多高，老谢都能描述出来。
老谢去过老马的小区里面求证，可这个老旧小区里面住户很少，大都是像老马一样深居简出的老人，谁都说不知道老谢说的女孩是谁，更不知道老马有个什么女儿。立案后，经查证才知道女孩联系他用的手机号码是用其他身份证办的（那时还没有手机号码实名制），而且老谢也没有这个女孩的照片——换句话说，从“谁提出谁举证”的原则来说，老谢自己根本无法举证，这个女孩到底存不存在。
看完案卷，袁主任一声长叹：“越来越复杂了啊。”
我很不解：“也不复杂啊，里面不是描述得很清楚嘛，两人冲突，老马胡言乱语，要寻死，这份应该属于供词吧，真实性可以保证，那么这个就已经可以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
“没那么简单。”主任眼神凝聚，跟我分析：现在不是单纯鉴定老马“当时有没有问题”这么简单了，必须要从“一开始”来分析——也就是说，从签订协议、发生纠纷，到最后发生冲突，这整个过程里，老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发展的轨迹是什么？可根据这个案卷的描述来看，我们现在完全确定不了。
但我们的鉴定结果，最终还是要直指老马的精神状态，目前来看，这势必会影响到法院判决上的考量，即这份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老马真疯，那协议无效，老谢吃亏；如果老马装疯，又不承认有女儿，那么协议只能是有效的，老马吃亏。我们的鉴定结果很有可能在房子的最终归属上产生影响，而且无论是什么影响，最终都有可能会让双方矛盾的箭头或多或少地转向医院的鉴定科。
“早知道就该考虑小马的意见，老老实实写个‘无法鉴定’好了。”袁主任瘫在椅子上，“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啊，这断案怎么就跟医院扯上了关系？”
4
事情到这里，一下子就僵住了：我们说“无法鉴定”吧，人家卷宗都提供了；给鉴定结果吧，以现有材料，又无法保证结论准确性，还不如不给。
法院那边每天一个电话催，袁主任实在是被逼到了墙角。一天，他把正在写病历的我拎起来：“走，去病房，找老马！”
病房里，老马正跟一堆老头打扑克，住院这段时间没了老谢的掰扯，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十分轻松。
袁主任把老马叫到治疗室里，让除了我们3个人以外的人全出去。
“老马，咱俩见过了，我有些问题要跟你了解，关于你的鉴定。”
老马点了点头。
袁主任没有闲扯，直接问：“房子到底是不是你卖给老谢的？”
老马很诧异，先是矢口否认，又马上回过神了，说：“房子卖不卖跟医院有什么关系？我是病人，不是犯人！”
袁主任笑出声：“呵，你脑子确实挺清楚啊，那你说说，你有什么病？”
老马丝毫不怵：“这是医生的业务，问我干吗？”
袁主任十分冷静，丝毫不在意老马的态度：“老马，字，你承认是你签的，对吧？老谢手里也有这份你亲笔签字的转让协议，对吧？你不承认你有女儿，也不承认你看过协议，但他又有这份协议，所以，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协定的，难道他拿刀架着你签？这样的话，你还能整个站在这里？”
“我不知道！”老马一口咬定，他根本不知道老谢怎么得到他亲笔签字的转让协议，同时还强调，在那之前他跟老谢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来没去他早餐摊上买过东西吃。
“不认识？那不对吧？”袁主任站起来，盯着老马，质问他：“既然之前你们都没打过交道，那老谢干嘛要买你的房子？是谁告诉老谢你有房子要卖的？又是谁把协议拿出来的？总不能是老谢梦里梦见的吧？老马，老谢口里的那个人应该真的存在吧，你在撒谎吧？”
老马也从床上立了起来，嘴里支支吾吾，一会说假的，一会说自己不懂主任在说什么。
袁主任丝毫不急，等着老马静下来，才开口道：“老马，你要是还不讲真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医院是不会帮你撒谎的，只会如实下鉴定结论。那就是说，要么是你一开始就说假话，要么是老谢说假话，但不管谁说假话，这个事儿都算‘搞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那就得讲证据，协议就是证据——你这房子，别想要回来了。”
“放屁！要不回来？那本来就是老子的！”老马怒骂，“百分百就是那个小蹄子！”
老马终于被袁主任攻破了防线——老谢说的那个“女儿”，虽不是真的，但确有其人，而且跟老马有点亲戚关系。
老马说，2007年年初，他在家洗澡时高血压发作，幸好人还能撑着爬出来，抓起话筒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捡回一条命。他儿子因此飞回了国，等他转危为安后，说一定要把他带出国。可老马说什么都不干，爷俩拗了一阵，儿子败下阵来，退了一步，说给他找个保姆，老马就同意了。想到那些保姆欺负孤寡老人的新闻，儿子托人从老家找了个小姑娘，叫马小琴，17岁，初中毕业。儿子说，这孩子怎么也算跟自己是本家，工资大不了给高点，能把老马伺候好就行了。
老马自己讲，能看得出这个小琴是吃过苦的人，勤快，嘴甜。而且她还很上进，知道了老马是个退休教师后，天天“马老师”前“马老师”后，有时候老马翻翻自己以前的教案，她也凑在一边看，很喜欢提问，还总能问到点上。老马觉得这个孩子“能教”，找了关系，出钱给她报班，从基础补起。他跟小琴说，只要她能往上读，他就供。小琴感动得涕泗横流，当场认了老马当干爹。
讲到了这儿，老马忽然神情一变：“妈的，说到底是老子看走了眼，没想到她是这种东西！”
老马讲，他在家有存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的习惯，钱的数目还不小，几万是有的。有天他回家打算拿钱去买个新书桌回来给小琴用，结果发现钱少了。“老子问她，‘是不是你拿的？’唉，她也认，你说她急用，老子也不怪，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拿去赌输了！”
出乎老马的预料，被戳破面皮的小琴顿时像变了个人，讥讽老马有福不知道享，“要死的人了，留这么多钱干嘛？不如给我拿去花”。
“老子恨不得把她提着踢到楼下去，妈的，滚滚，滚远点，别在老子面前，恶心！肯定就是她，她把老子的房子卖了！”
袁主任看着异常愤怒的老马，好像又在想着什么。我根本没料到一桩房产纠纷还能扯到这里，听完后也冷静下来——我知道，在老马心里，几乎就是认定了马小琴通过某种手段，伪造了所谓的转让协议，那20万，八成也是她拿走了。
可问题是，老马既然有怀疑马小琴的倾向，他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协议是老谢自己伪造的、根本没有所谓女儿这个中间人呢？就他语气里对马小琴的恨意来看，他根本不会好心到替小琴隐藏嫌疑，为什么他一开始会冒着房子要不回来的风险，绝口不提马小琴这个人呢？
我看了看袁主任，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既然他不提问，那就轮到我大显身手了。
我忍不住开口：“老…马老师！那个小琴，你现在能联系……”
“今天就到这里吧！”袁主任忽然开口打断了我，我还没回过神，已经被他拎了出去。
病房外面，我真是又气又怂，可我不敢大声说，只能跟袁主任抱怨：“这眼看着就要真相大白了，为什么不让我接着问？”
“真相大白？”袁主任不屑道，“我问你，你能看出他讲话是半真半假吧？”
“是啊。”
“那我问你，老马嘴里，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这……”
“我再问你，你又怎么分辨，他接下来讲的，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我彻底语塞。
袁主任没有再继续攻讦的语势，他耐心地告诉我，所谓精神鉴定，本质上跟侦查侦破是分不开的。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你讲真话，况且，老马已经明显地在撒谎隐瞒，再接着问，虽然能挖出点什么，但更多的是他接着编下去的谎言，“与其接着问，不如另寻他路”。
“另寻他路？”我若有所思，可又思无可思，“哪儿还有路啊？”
“你是真不适合干鉴定啊……”袁主任摇摇头，“找马小琴！”
5
袁主任说的找马小琴，并不是由我们去找，而是将这个信息反馈给办案机关。毕竟知道了名字，哪里人，找到就是件很顺利的事。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马小琴被找到后，很直接就承认了房子确实是她伪造协议卖掉的，钱也赌博输光了，“钱是没办法还了，要坐牢就坐牢，我认”。
审马小琴的时候，出于了解老马当时精神状态才能出具最终鉴定结果的考量，医院必须了解具体经过，所以我们也参与了。在了解马小琴的具体作案手法的过程时，我们知道了一个更狗血的事——她口里的老马，跟我们之前了解的那个老马，完全就像是两个人。
马小琴确实是老马老家的本家亲戚，出了五服，但是同姓。她没有考上高中，在老家蹉跎几年，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只能跟老家那些等着嫁人的姑娘一样，就四处托人找关系，想到城里谋生，正好遇到老马的儿子来找保姆，双方一拍即合。
她一开始也认为，自己这个远房叔伯是个老师，又肯教自己，是个大好人。她充满希望，下定决心，觉得只要自己踏实肯干，勤劳好学，一定会改变命运。
只是马小琴没意料到，老马会对她动了色心——老马先是暗示她，说自己老婆早亡，儿女不在身边，是个孤寡老人，希望她能“慰藉”一下自己。马小琴一开始装听不懂，做完家务事就躲着老马，也不再跟着他学东西。老马见得不了手，彻底撕破脸皮，屡屡强行动手动脚。
马小琴开始不肯就范，可她反抗过于激烈时，老马就威胁她，要让她滚回老家，还要跟老家人说她手脚不干净，是被赶回去的。当时的马小琴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她不是没想过跑，可一旦那样做了，老马肯定会回老家乱说，以他老师的身份，怕是不少人会信他话，到时候，老家回不去，城里待不下，可如何是好？
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反抗的心一点点减弱，最后选择了麻木地接受。
事情的转折源于马小琴发现自己怀孕了，告诉老马后，老马当机立断，打开放钱的抽屉，让她自己拿着钱去医院拿掉孩子。马小琴完全没有了主意，只有无尽的恐惧。虽然她从没想过自己这么早就要当母亲，但还是恳请老马让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可老马的回答把她打进了深渊：“生下来干吗，老子帮你养？再说谁知道是不是你在外面勾三搭四怀的野种？要不是本家，老子才懒得管你。打了！”
之后，老马没有跟她再废话，他怕马小琴不去医院，便去外面搞来打胎药，逼着她喝了下去。
这次的打击，让马小琴彻底压下了自己年少无知的一面，开始学会用冷静和理性面对世界。她知道，自己现在对于老马来说就是个想摆脱掉的麻烦，而她是无法制衡老马的——药流之后，她身体虚弱，也需要老马给她一个安身之处，她只能隐忍。
但与此同时，饱含恨意的她也立志要让老马付出代价，甚至想过给老马碗里下老鼠药——不过，到底没那么大胆子。
马小琴说，在一次看法制节目的时候，她受到了启发，想到了一个主意，既能报复老马，又能让自己捞一大笔钱——伪造协议，偷偷卖了老马的房子。
她很快锁定了“买家”——家里的早餐，几乎都是她天天去小区门口的老谢那里买的，在日常的交谈里，她知道老谢在老家有个要读书的小儿子，一直想接到城里来上学，可是又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儿子没办法落户。老马的房子正处在市里学校最多的位置，对老谢来说，那是无比合适。
她跟老谢撒谎，说自己是老马的女儿，刚读完书回来的。老马年纪大了，有了回老家的想法，很想把房子卖了，老谢动了心思。
可马小琴知道，只让老谢动心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就算老马要卖房，也得是“亲自”卖。如果跟老谢讲自己能代替老马把房子直接卖了，谅老谢也不敢答应。
于是，马小琴循序渐进。她每天买早餐的时候都跟老谢聊很久：有时候说说老马教这么多年书不容易；有时候说自己“妈妈”早走，老马孤苦；有时候说老马这么些年，独自供孩子读书长大辛苦……她只有一个目的——将自己和老马塑造成父女情深、相依为命的形象，并植入到老谢的心里。
老谢也真的信了，深受感动，每次马小琴来买早餐，有时候是多给个鸡蛋，有时候是多装两个包子。
马小琴觉得，是时候了。
一天，老谢要收摊的时候，马小琴来了，她没买早餐，看见老谢，就哭了出来。
老谢问她怎么了，马小琴哭唧唧地说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谎言——老马病了，得动一次大手术，要一大笔钱看病，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卖房子。但老马现在人都出不了医院，卖也不知道多久能卖出去，等卖出去了，老马人都怕是不在了。她恳求老谢，能不能把自己“老爹”的房子买下，便宜点也行，让她好有钱帮爸爸看病。
一来便宜，二来助人，说实话，这种情况下，老谢很难拒绝。但老谢也不是傻子，他提出要去看看老马，马小琴就说现在不能探视，老谢又提出去看看房子，马小琴一口答应了——因为老马那时回老家了。
在屋子里，马小琴带着老谢四处转，给他看了老马藏在柜子里的房产证，还打开了老马放钱的抽屉，指着里面的钱，哭着对老谢说：“现在家里就剩下这点了。”
这下，老谢是彻底信了。马小琴说，现在急用钱，也没时间去交易中心过户，可以先签一个“无偿转让”协议，老谢以现金付款，“等老爹熬过这一劫，再过户”。为了让老谢彻底打消疑虑，马小琴又主动提出，房子只卖20万。
其实这个时候，只要老谢冷静一点就不会上当，毕竟，马小琴提出的是现金交易，房子近乎是半价出卖，仔细想想就不合常理。但是20万的价格彻底让老谢冲昏了头，他不是没打听过这里的房价，只想着要不是急着用钱，人家怎么着也不会把价格定这么低。他算是彻底入了套，毫不犹豫地配合马小琴，在协议上签了字。
马小琴说，那份协议是她一早就做好的，也知道直接拿去让老马签字是万万做不到的。在日常生活里，她藏起对老马的恨意，甚至还刻意逢迎老马的某些需求。老马终究是色欲熏心，有次借着老马“事后”心情愉悦，马小琴再次提出让老马给自己上课。她知道老马有个习惯，会在教案的每一页的右下角工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就让马小琴有了“可乘之机”，每次等老马教书育人之后，她都恳求老马在纸上写一点批改意见或是学习指点，只要老马签了字，她就夸赞，这字好看，端庄，大气。老马便乐此不疲。
马小琴弄来一沓A4纸，全部工整地在右下角画了横线。老马问她这是干吗，马小琴告诉他，以后要把老马的学习批注整理成册，留着慢慢复习。这一马屁把老马拍得晕头转向，甚至都忘了当初马小琴怀孕时两人的剑拔弩张。他一昏头，兴奋地连签了好几张。
至此，伪造协议最重要的一步，马小琴彻底达成，只等后面的老谢老实上钩。
6
既然马小琴已经承认协议是她伪造的，关于老马的精神鉴定结果就已经不重要了——老马是否有精神疾病，不影响判决，我们如实描述老马目前的状态即可。老马八成是以为，只要自己坚持“装成”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份协议就不具备合法性。这样，他既能保住房子，又能瞒住自己欺压马小琴的事实。我想，这老马一开始装得太像了，把接诊的马医生都瞒过去了，要不是鉴定过程里露出了马脚，袁主任坚持往下查证，可能就真给他糊弄了过去，百口莫辩的老谢亏就吃定了。
事情到这里，我以为就此结束了，没想到还有后续。
出于警示教育，没多久，院长就用这个案例做了一次业务学习，强调在诊断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虽然他没有在学习会上指名道姓，但谁都知道他指的是小马医生。
闲话这种东西，总有人说，传来传去，总会传到小马耳朵里。有人说他误诊，有人说他医术不精，小马本身就是个较真且笨嘴拙舌的人，这闲话一传，彻底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
可我没想到的是，小马竟然辞职了。
在我的印象里，他绝对不至于心眼小到因为闲话而辞职的地步——太不值当了吧？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他的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小马辞职的第二天，司法那边的工作人员电话就打来了，问我“能不能联系到马医生”，“需要他配合调查”。我说自己也联系不上他，但可以提供他的住址——此前小马刚刚搬过家，我去过。
过了两天，电话又打了过来。司法工作人员说，他们确认了，马小琴和小马医生是兄妹关系，马小琴从老谢那里得到的20万，在3天里分批分次地汇入了小马的账户。他们怀疑，在这起“伪造协议诈骗案”里，他们兄妹都有参与。
在一早追缴老谢被骗走的那20万时，马小琴一直坚持说自己将钱赌博输掉了，而且是在赌档上以现金方式输掉的。警察问她赌档在哪里，马小琴就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可警察蹲守数日，并无发现，在走访周边居住人家的过程里，被询问的人都说这里从没开过什么赌档。
警察再追问马小琴，她又换了说法，讲自己把钱借出去了，可借钱的人跑了，现在也联系不到。警察问她，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借了出去，她又拿不出来。
之后，马小琴继续接二连三编了很多理由，就是说不清钱的去向。这让警察不得不怀疑她在说谎。
后来查证马小琴户籍，警察又发现，她的父亲再婚过，在之前的那段婚姻里，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将户口转到了城里，所以一开始没有查到——而这个马小琴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小马。
警察本来是想让小马过去协助了解下情况，没想到，当他们打电话到医院找人的时候，人就失联了。后来根据我提供的住址，他们在小马的新家把他“蹲”到了。他们发现，小马这个房子刚买没多久，而且是全款买的。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他钱是哪里来的？这一查，就查到了那20万。
小马在审讯时态度很坚决，坚持是自己胁迫妹妹，强迫她伪造协议卖了老马的房子，然后又强迫妹妹将20万转给自己。他说，如果马小琴不配合，就要回老家将她和老马的事抖出来，让她彻底做不了人。
马小琴得知哥哥被抓了之后，更加不愿意松口。她坚持说整件事都是自己一手策划的，钱也是在哥哥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过去的，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兄妹俩都想为对方开脱，自己揽下罪行，所以，司法那边给医院打电话，希望我们这里能找一个跟小马熟识的、又有些“询问技巧”的同事，来帮助他们劝劝他，说实话。于是，院长就让袁主任带着我去，毕竟，这个事情，我们全程都参与了，而且，我们都算跟小马熟识。
7
面对我们，小马一点都不紧张。
袁主任的眼神一直很冷漠。整个过程里，只有我不断地提问，小马一句句回答。他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自己大不了把房子卖了，钱还回去，但自己的妹妹是无辜的，都是被他胁迫的。
局势僵住，我提问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让小马说实话。
“砰！”袁主任使劲捶了一下桌子，他站起来，瞪着小马：“你他妈的，当初老子带教你们几个人，就一个留院名额，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求我的？要不是看你人踏实，家里困难，老子会把你留下来？你他妈就这样报答我？”
霎时间，小马的泪流了出来。
袁主任坐下来，又说：“我不讲你的对错，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但你还是要想想你们兄妹以后，就这么背着个污名过一辈子，你踏实得了吗？”
“袁老师，我……”小马涕泗横流，终于全撂了。
他告诉我们，马小琴确实是他妹妹。他亲生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给她找了个后妈，生下了马小琴。后妈对小马不错，他高中时父亲去世后，后妈更加爱护他了。妹妹读书成绩不好，早早辍学，全家全力供成绩优异的他读书。
小马对后妈和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十分感激。来城里上大学后没多久，后妈也去世了。小马悲痛之余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城里安家，把妹妹接到身边。马小琴知道哥哥辛苦，一直不想来城里给他添麻烦。
后来老马的儿子去老家找保姆，马小琴心想，去给老马当保姆，有钱不说，还有地方住，两全其美。所以也没告诉小马，就自己做主来到城里做了老马的保姆。虽然小马知道后极力反对，但马小琴信誓旦旦地保证，老马是个好人，而且还教自己知识。小马这才勉强答应。
老马人面兽心的一面露了出来后，一开始马小琴不敢跟哥哥说，她害怕老马真的去老家乱说，到时自己百口莫辩不说，说不定还要连累有出息的哥哥。可小马毕竟是个医生，不可能看不出来妹妹流产后虚弱的状态，百般询问下，小马这才知道了马小琴的遭遇，拿着菜刀就冲出了门，发誓要将老马五马分尸。
马小琴拉住了他。她告诉小马说，现在去找老马，老家伙认不认不说，就是有了铁证，对他来说顶多就算是个作风道德问题。老马毕竟年长，又是老师，在老家有威望，如果他真的添油加醋乱说，怕不少人还是会信他。
冷静下来后，小马仔细想想妹妹的话，确实不无道理。但让他咽下这口气，他又不愿意，他必须找个办法，报复老马，发泄仇恨。
小马仔细地问马小琴，老马有哪些生活习惯和癖好，想在里面尝试找找突破口。当得知马小琴竟然连老马的房产证藏在哪儿都知道时，一个主意就冒出来了。
兄妹两个计划好后，这才有了后面的老谢上当。
小马本来担心老马会怀疑到马小琴头上来，就让妹妹“偷钱”，故意被老马发现，然后把她赶了出去。后面若老马发现更多，他就卖了房子带着妹妹远走高飞。可千算万算，小马也没想到，老马竟然因为和老谢冲突被送到了精神专科，更没想到，接诊老马的，就是他自己。
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小马立刻想到了一个“把屁股擦干净”的方法。
接诊的时候，他心里清楚，老马只是情绪激动，暂时的行为失控，绝对不是“急性精神障碍”。但是他在诊断和治疗过程里，有意无意地暗示老马，只要他是精神疾病，那这份协议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换句话说，他在暗示老马，如果这样做，就能保住房子，而且，他欺压马小琴的事，也不会被人知道。
老马不是傻子，必然会“心领神会”。两个人在没有互相点破的情况下，完美地达成一致。
这样一来，老谢既无法举证马小琴的存在，又无法证明自己如何得到的协议，那这件事就会成为一滩浑水，真相难辨。对小马兄妹来说，肯定是个好事。
只是让小马万万没想到，老马在鉴定室的表演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得不让专家们生疑。
回医院的路上，袁主任让我把车停在路边。他跟我絮絮叨叨了很多，说小马当时是怎么进医院的，如何努力，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精神科医生，“如果不出这个事，我会把你们都安排到鉴定科”。
可是，没有那么多如果。
后记
师兄告诉我，事后，老谢知道了马小琴和小马的遭遇，表示只要钱拿回来，他就不再追究。老马拿回了房子后就把房子卖了，不知道是回了老家还是去了哪里。
“那马医生呢？马小琴呢？他们兄妹怎么样了？”
师兄说，虽然老谢表示谅解，但涉案数额不算小，他们该承担的还是得承担，具体的罪责和刑罚他就不知道了。过去了这么多年，如今他们兄妹估计早就不在这座城市了，去了哪儿不知道，也没有了联系。
听完这个案例，我满心都是一个词，意难平。看着我的表情，师兄笑了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精神司法鉴定中，为了保证最大的公平合理，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他看着我，严肃地自问自答：“忠于事实。”
（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走水
编辑：唐糖
题图：电影《清白》(2020)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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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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