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异乡麻风病院里，潮汕阿伯的爱与救赎·下篇|亲情|人生|农村老人|大写|异乡人|张馥兰|救赎|潮汕|疾病|麻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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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沉默的麻风往事”连载第7篇。

到了1983年，彭海提的麻风病被治愈了。但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身体已经坏得差不多了，这病医没医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医院政策也变了，允许治愈的病人继续留院，但要家里给生活费。这个转变源自一起砍人事件。大约一年前，有个叫望岛的病人治愈后，认为外面的社会很难接纳自己，不愿意出院。医院告诉他，如果实在不想回家，就得搬去台山那边海岛上的麻风院。望岛实在不想去那个风浪险恶的海岛，心中就燃起了仇恨。他先用平素叉鱼用的鱼叉伤了一个与自己不睦的病友，又用砍香蕉的砍刀砍死了两个与自己有过节的队长，之后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尽了。出事后，人们发现他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留下四个字——“逼上梁山”。

“怪不得他昨晚问庾宏那几个字怎么写，原来他早暗中做好准备了。”彭海提想到事发前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在大食堂旁的服务部看电视，病友庾宏就坐在他旁边。望岛突然走到庾宏身旁，问他“逼上梁山”怎么写。庾宏当时正好拿出烟纸准备卷烟，便在烟纸上给他写了。

三条人命惊动了广东省卫生厅，新政策就下来了。这是用鲜血换来的一点改变，一点对愈后麻风病人的理解。

彭海提也不想回家，他想：肯定不能要母亲的钱，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同胞阿兄早给了母舅做儿子，妹妹已经出嫁，弟弟又自杀了，或许有能力给自己生活费的，便是那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哥哥了。他写了信，寄去大队和哥哥侄子一家，说了自己不想回老家的情况。大队中有老人还记得这个患病的苦孩子，怕他侄子不答应他回来，便对他侄子说：“你阿叔虽然患病，他当时在生产队干活是非常落力（尽力）的，是非常勤劳个人。”

侄子虽然对这个叔叔没有什么印象，却是个明事理的人，听完老人这番话，爽直地应承了下来，每月都给彭海提汇款。不过彭海提知道这背后的经过，纯属偶然——一个从他们乡里出来收破烂的人，一路收到了泗安医院，偶然相遇时，竟认出了彭海提，告诉了他这件事。

彭海提就这样在泗安医院继续住了下去。他的手指已经残缺，一只脚也有了伤口，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干活，平日里就养上十多只兔子，自己种点菜，够吃就好。他空闲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没事时就跟人搓牌打麻将，或是找庾宏下棋，或是到林楠那里喝两杯茶。

时间久了，他究觉这样是蹉跎光阴，没太大意思。再看看那些医好病的病友们，手脚好的，自己承包了大片蕉地，每天忙碌而充实。这么想着，他心中烦闷，不免又想起过往那些悲伤的事来——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有朋友听他言语间常常流露出悲观情绪来，便提议他去图书室找些书消磨时间，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他觉得有道理，第二日一早便出现在了图书室。在琳琅的图画中，《广州画报》上各样特别的图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惊喜地睁大眼睛，一页页地翻，一本本地看，仿佛发现了宝藏一样。

翻画报时，他想起了以前读书时，同班的一个“天才画童”。那画童在地上随意拿一块尖石块或碎瓦片，就能在墙上画龙画马，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阳光一照，龙马仿佛就要破壁腾飞一样。他曾心里暗暗赞叹，想要是自己以后能像这画童一样就好了，但没过多久，他就患了病，被学校退学了。

不如就学画画好了——这个逐渐明朗起来的想法让彭海提感到振奋，心头的乌云终于逐渐散开了。

医院会定期订阅《健康时报》《东莞日报》一类的报纸，看报纸的人不多，烧报纸的倒不少。岛上的生产队散了之后，饭堂也就随着散了，病人们变成了村民，各人只能自己烧柴煮饭，就去拿了图书室的旧报纸来引火。彭海提就去找他们要，说自己要练习画画写字，练完了再还给他们，朋友们也都应允了。

他先是临摹“人仔册（小人书）”上的那些人物，看到《三国演义》上关公在看书，就依样画葫芦，又见到《西游记》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哇，看起来非常威猛”，又学着描这一张。画了一张又一张，用掉了很多张纸，拿起来看，还是不满意，就揉成纸团丢掉了。

画了没多久，他右手拿笔的那只手指就肿痛得厉害，医生给他拍了片，发现从拇指开始，连着三只手指的骨头都已腐坏，对他说：“这些手指必须剁掉才行了。”

彭海提右手原本也就剩下这三只完好的手指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流着泪哀嚎：“这样我还怎么画画啊？”

“如果握不了笔，那就在拇指和食指间再开一刀，开一个口子就好。”医生安慰他。

手术后，彭海提的拇指和食指只留下了半节。他用仅有的那点指节夹住笔，画画写字。笔会经常夹不住，掉落在画纸上，把画了一半的画乱涂上一笔，实在让他懊恼。他就用缠脚伤的白胶布，在笔上缠上几圈。

有个做护理员的病友是广州人，看到彭海提整天在埋头画画，却只有一支笔，就在一次请假回家探亲时，给他买了两支新笔回来。“我们这些大乡里出城的，靠朋友的。”回想起这些时，彭海提笑着自嘲——他很庆幸还有这些好朋友帮忙。再往后，他用画纸和毛笔画画了，画纸是托开船运货的大只佬帮忙买的。一个有文化的朋友见他这么喜欢画画，便说画画写字是一体的，学画时候还要多练字。他听了觉得有理，便又去找了字帖来勤奋临摹学习。

岛上也有着意刻薄、歧视他人手脚不太好的人存在。同宿舍的几人共享一个小火灶煮饭，有人煮食后火槌仍放在炉上，彭海提不知道炉是刚烧过的，伸手去拿火槌，一下便被烫到了。他看着撕开了皮的手，生气地去问那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支火槌放在这里烧，我的手麻木都不知道！”

没想到那人讥讽彭海提：“你这个人，要文无墨，要武无力。”

彭海提被这话刺激到了，心想：干活干到双手都没了，现在自己确实是“要武无力”了，哎呀，激气啊，现在武的没有，就学点文的吧。

他更加每日埋头苦练，整个人都被字画吸附进去了，经常不知不觉中屋里光线就暗了，抬头来，窗外已然红霞染天，归巢鸟雀的声音重迭起伏，一日就这么过去了。渐渐地，他看着画的东西终于有几分像了，心里便十分欢喜，干脆把画贴在墙上。

有人看到了就问他：“这是你画的？你很厉害，双手这样还能画画。”

有了治疗麻风的特效药，新患病者再也不用隔离治疗了，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泗安医院的人便渐渐稀疏了。彭海提的好几个好朋友也相继出了院，到了1988年，连大只佬也走了。

这年，医院里来了一个叫连青的年轻人，不过三十岁左右，听说是部队的连长，比文工团来的瘐宏待遇还好，直接住到干部区那边去了。干部区那边的墙门内有食堂，护理、医生，一应俱全，本来这样的公家人跟彭海提他们这些普通病人是不大接触的，但医院领导大约是看连青年轻，人来了没多久，便叫他帮忙管整个院区的治安。

从干部区走出来的连青身上没有官架子，喜欢和彭海提他们聊天说笑，大家渐渐便彼此熟悉起来。彭海提他们都唤他“兵仔”。兵仔脸上皮肤好，手脚也好，一点看不出有麻风病。彭海提知道他也是潮汕老乡后，对他更是感到亲切。客家此处，如今又遇了一个“家己人”，看他平日做事率直，对人真诚，待他就像弟弟一般亲近。

很快，连青和医院里另外一个女病人看对了眼，恋爱了。连青把彭海提当作哥哥一样，有什么快乐忧伤的事都愿意说与他听。看着“弟弟”在医院找到了未来做伴之人，彭海提也着实替他高兴——新的药物管用，治疗又及时，相信连青不久就能出院了，出去就又有大把世界。

只是有时，看到连青，彭海提就不免也想到自己——干部区里那些人不都是这样的，一个个医好了便溜走了，可叹自己就是出生在农村人家啊。但对于连青，彭海提并没有不满或者妒忌，倒是会怜惜——好好一个青年，即便手脚是好，世人要有知道他来过这里，看他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了吧？

果然，连青满面忧愁地告诉彭海提，父母不同意他跟医院里的女朋友在一起，还骂他：“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找多一个？”不久，他请假回了一趟家，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投钱去承包蕉地鱼塘，又买了一批鸭乸回来养，整日埋头在工作里，脸上却始终闷闷不乐，一点没有了先前的活力。一年后，他跑来找彭海提，神色慌张地说：“我被封锁了！我无法跟家人通信！”

彭海提听了觉得着实蹊跷，忙跑去问领导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连青疯了。

原来，前一阵连青回家后，屈从了父母的意志，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结了婚。结婚时，他隐瞒了自己在麻风病院的实情，只是说自己在单位工作，婚后还得一个人回来。没想到岳父岳母一心想要抱孙子，催他带自家女儿一起回去。

他好不容易找了理由回了泗安，想尽办法在医院赚钱，以后回家好有本钱做生意。可越是着急越是踩了一身泥水，一年过去，养鸭蚀本了。偏偏此时，家中的妻子生病了，在深圳打工的姨囝（小姨子）竟说要过来看他。

彭海提明白，把连青逼到尽头的，应该就是他姨囝提出要来泗安的事。他想起有次，有个潮汕同乡的亲戚前来探望，连青远远见了，怕被认出，慌忙躲到了彭海提住的楼上。

连青的境况一日日差下去，他像个浪荡子一样在岛上游荡，鱼塘和香蕉地早已被丢在了一边。村民们看到连青疯疯癫癫的，大多只当作寻常事一桩，仍是过好自己的生活。但彭海提无法坐视不理，他养兔的地方，后面刚好是连青的香蕉地，再不远处就是连青承包的鱼塘。他每日去喂兔时便去给连青的香蕉地除草，残指握着镰刀慢慢割着草，哭着感慨：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同乡的兄弟，被麻风病逼成这番田地。他哭连青，也哭自己，哭这一群人可叹的命运。

有伤口的脚不能负重走远，割好了满满一箩筐的草，他便拜托手脚好的村民帮忙把草拿走，倒入连青的鱼塘。他希望鱼塘里的鱼能养得肥一点，希望连青能赚多一点，早日好起来，不要过像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连青不见好转，医院给他开了药吃，也不见效。彭海提想，医病还要医心，还得是他的家人来帮他解开心结。他找连青要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写了信过去说明情况，叮嘱他们不要再刺激连青，希望他们能写信来好生安慰他。

没过多久，那边便回信了。信中，连青的弟弟对哥哥生病的事情感到遗憾，表示他哥哥应该乐观一点，眼光看远一些，并拜托彭海提帮忙鼓励劝导。

彭海提只能自己劝慰和疏解，1990年，连青的状态有了点起色，就出院回家了。一年后，有个出院的同乡病友回来探望彭海提，几个朋友坐在一起闲聊，彭海提就问起连青的情况。

“不太好，说话都不太对。”同乡说。

“哎呀，那就败啦。”彭海提哀叹道。

不出一年，又有一个叫来来的潮汕病友和一个老乡起了争执，被对方三番四次威胁说要拿刀砍他的家人。一个落在遥远异乡的人，最怕的莫过于获悉家里有了变故，来来也精神失常了。

还是彭海提不离弃地陪着——他疯疯癫癫跳下池去，彭海提便把他捞起来；他每晚要多摆副空碗筷，说是跟妹妹一起吃饭，夜里在身后藏一把刀，说要砍人，同宿舍的人被扰得只好搬去彭海提房间睡了。来来只对彭海提服帖和信任，他担心被人偷的东西，会放在彭海提那里，彭海提给他“借力（安慰他）”：“东西放我这里，没人敢动你的！”来来听了，便好似服下了一剂安神药。

彭海提写了信给来来家里，他的家人来看望他，一起好声安慰，来来就逐渐好起来了。这样的事足够令彭海提心情好上几日——当朋友的痛苦少一些，他的痛苦仿佛也减轻了，当朋友好起来的时候，他心里便开始像雀儿一样欢跃起来。

来来好了后，香港教会的义工就来泗安岛探访了。她们提出在岛上建个教堂，可以常驻岛上为村民们服务。这个提议被当时的医院领导否决了，一时间，村民们怨言四起——麻风隔离政策已经取消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逐渐缩减，连彭海提他们需要的棉花胶布也开始匮乏了。医院不能满足的需要，很多时候都是义工在提供，如果建了教堂，他们就能常驻岛上，村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们也能帮忙解决。

彭海提十分生气，他跑去质问医生：“这里叫什么？”

“卫生院。”医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这里是卫生院，我现在不卫生，有伤口，我每天要干活，晚上回来却没办法换药，弄成这样，蚊帐被席都弄脏了。”他怒气冲冲，“别的东西我不敢抢，现在我声明，你们要是有棉花胶布过来，给我知道的话，我要抢的！”

护士在一旁劝他：“不要吵，冷静一下。”

“我现在斩（杀）人都要啊！”他瞪大了眼睛，故意吓唬她。

后来教会送来了一批棉花胶布，彭海提得知了，真的直接就去抢。他脸色凶狠，没人敢劝阻。有护士提醒他说，那些棉花胶布还没剪好。“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回头径直走了。

跟医院置气时，彭海提收到妹妹的来信，说母亲在屋顶晒谷时不小心摔了，之后便起不了床。他读罢，眼泪滚落下来了。他想回去看望母亲，想在她床旁尽孝，可要回去，却是顾虑重重：一来脚已经不方便走远路，二来这么久没回去，担心亲友看了会害怕。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暂且不回去了。有潮阳的朋友请假回家探亲，他便托那人带了六十块钱给他母亲。朋友到了他家，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妹妹没有收下他的钱，反而添了四十块，凑了个整儿，又让他的朋友带了回来。

彭海既悔恨又难过。他提笔写信问妹妹：为何母亲去世了不告诉他？母亲临终前是否有什么遗言？

一个月后，妹妹的信来了，彭海提颤抖地从信封里取出信纸，慢慢展开，一字一字慢慢地看，生怕漏过任何一点与母亲有关的信息：

“亲爱的胞兄，你好，很久没有寄信给你问候，很是想念，念得你近来身体安康为好，我阖家也平安。正月初九，你的朋友到我家来，哥你托他带来的六十元，妹托他带回给你，又托他再加四十元，不知道哥你有没有收到？

母亲过世的事情，你不用难过，哥你没有在家，同样，我是妈的亲生女儿，母亲过世，为妹也很伤心。母亲生病一年多，妹也有请来医生治疗。治疗四个多月，医生说，母亲年岁大，治不好。一年多来，我是在母亲她老人家身边。但她老人家没有什么遗言。

母亲过世时，妹没有通知哥你，是怕你伤心，这是妹的不是，请你原谅。另者，哥你在外生活，各方面有什么困难，也该寄信让妹知道，妹已寄去五十元。妹有很多话要跟哥你说，可是，写不出来，为妹把字全部忘忘了。祝福你快乐。妹。”

彭海提嚎啕大哭起来，眼泪把信纸沾得一片湿。这一年是1993年，年近六旬的彭海提，失去了他的母亲，失去了这世上最在意他、最爱他的人——这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欧玉珍。

一想到没能在母亲病危的时候在床前尽孝，他便垂泪叹息，茶饭不思，夜夜难眠。细小时外嫲要他以后好好行孝母亲，可是因为麻风病，他却没能做到。撕心的痛苦和悔恨折磨着他——回想自己这大半生，待人接物，对朋友处处尽心尽力，是问心无愧的，独独对母亲，彭海提感到亏欠太多。可叹啊，此生此情是无法还回去了，每每追思，悔恨不迭。

有时哭得疲惫不堪，彭海提沉沉睡去，梦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他医好出院了，母亲特别欢喜，二人走在路上，她逢人便说：“我孥医好了！我孥出院了！”

后来，他画了一幅画，画上一个男孩在一个年长的女人面前下跪。左上角写着三个字：跪母恩。

三个月后，彭海提渐渐从哀痛中缓过神来。

一日，病友庾宏过来他屋里闲坐，看见他在画画，便告诉他，自己学过画画，也跟他要了纸笔回去画。但庾宏画了几张，把画给人看，有人就一张裸体女子的画提出了疑问，庾宏觉得这里的人多是农民，过于粗鄙，无法理解自己，索性把画直接塞到柜子里，从此很少再画了。他性格本身孤僻，此后更加格格不入，似乎成了岛上的局外人。

但彭海提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因着画画，他身旁聚集起了更多的朋友，大家有空了就去他房里看他作画，和他说笑。有个东莞本地人，以前是岛上的生产队长，回家前请彭海提画两张给他。彭海提欣然答应。之后也陆续有村民也找他要画，他都很大方送人。

就这样又悄然过了几年，岛上的人走的走死的死，越发稀落了。彭海提住的四区，有大半的房间已经空置出来，干部区那边则是人去楼空。

到了2000年，为了让村民集中居住，方便管理，四区的病人集中搬迁到了干部区新大楼。彭海提和老友黄德平住进了一套二房一厅，二人的房间对着，中间是一个小客厅。

彭海提把隔壁一个空置的小房间当作他的画室，找来一张闲置的旧床，在上面放张木板，就是画台。画室里挂着很多型号、大小不同的毛笔，每支毛笔都缠了很多层白色的胶布。

这个坐南朝北的房间是独属于彭海提的一片小天地，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会客厅和疗愈所。天气晴好时，阳光照在二层楼外龙眼树繁密的叶子上，画室里也是一片金灿灿。彭海提以前一直期盼着能有这样的一个阳光充足的房间，他终于等到了。

他已不再养兔了——他的残指已快消磨完了，脚上的伤口也变成了溃疡。医院会给他们一点生活费，侄子仍旧每月会寄一些钱来，够用了。画画之余，他经常到几个相好的朋友那里坐坐，开小卖部的林楠是他常往来的一个——他也是个潮汕人，茶炉几乎是没有停过，一日都可喝茶待客。

林楠算是个“富人”。他文化高，以前在生产队做会计，搞活了，他便将医院里的小卖部承包下来。因为麻风病，林楠妻离子散，好在在香港的儿子虽不认他，却会定期给他寄钱，加上小卖部的收入，他的生活比这里一般人要好。他每年都会回家乡的麻风村，去看望一个早年在那边相好的女病人，顺便带些钱过去给她生活。

林楠的这些事，都说给了彭海提。最后一件事，让彭海提想起了自己的“阿叔”，所以跟林楠便显得比一般人亲近。当年连帮连青和来来写信时遇到不会写的字了，也会跑来问林楠。

林楠对彭海提信任有加，则是因为开小卖部带出的事。

开小卖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货，同乡大只佬没出院前，每次出船就带林楠一起。大只佬出院后，掌船的换成了一个叫王超的村民。有一次，林楠和王超起了争执。王超觉得林楠要求太多，林楠则嫌王超不好说话。一气之下，王超撂下狠话，说以后不陪林楠出去进货了，自己少赚点外快也无妨。但林楠却不能没有王超帮忙——那时泗安和外界的通道就只有这一条水路。林楠有点后悔，又偏拉不下面子来，最后还是彭海提出面，说和了他们。

2003年，林楠的一只脚查出了皮肤癌，不方便走路了，便提出让彭海提来帮忙照顾小卖部。彭海提坦诚地说自己手脚也不太好，怕是会照顾不周。林楠说不用担心，我是信得过你的。几个潮汕病友一起闲坐时，林楠跟众人说了一声，大家也都齐声赞同彭海提过来照顾。这些多年老友，虽无生死契约，但在远离亲人的异乡，互相照顾也是很自然的事。

彭海提只好先把画画搁置一边，白天里过去小卖部，看有什么要帮忙卖的就帮忙卖，晚上在那里另搭了个小床铺过夜。

一日林楠和彭海提对坐着喝工夫茶，那套茶壶工具是林楠入院时特意从家乡带来的，大概是祖上留下的。林楠指着那个紫砂壶说：“这是老古董，要是哪天我死了，你就拿去用。”

“哎呀，说这样的话！”彭海提马上止住他。

可一语成谶，不过一个多月，林楠身体便每况愈下，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让彭海提帮忙清点铺头的东西，准备要把小卖部盘出去。按照林楠的交代，彭海提把油盐酱醋这些普通的东西分发给了相熟的朋友，像烟酒这些较贵重的，则单列一张清单，便宜一些转卖给接手的下家。

大小事宜，林楠都全权委托彭海提去做，还把存钱的保险柜钥匙也交给了他。清点转卖完货物后，彭海提特地叫来了另一个潮汕好友郭予正，当面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钱拿出来点，总共还有几万块，点清楚了，便把钥匙交还给了林楠。

等林楠的侄子来了，彭海提便将那些清单拿给了他看。这之前，侄子已来过一次，亲自清点过了一遍，看到金额，有些惊讶地说：“真没想到有这么多钱！”彭海提便笑着说，有些货物放在隐蔽处了，他上次应该没有清点到。

小卖部盘出去后，林楠便搬到了彭海提宿舍的对面的二楼。林楠睡在卧室，彭海提就在外面的小厅搭了床铺。林楠已经说不出话，也起不了床，彭海提每日每夜陪伴左右。他的手无法帮林楠洗脚包扎，便特意请做护理的病友过来帮忙，自己偷偷付了钱。

知道林楠病重的好友都来看望，有人来探视，彭海提便在本子上将人名记下来。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彭海提见林楠躺在床上只是“哼哼”地叫，呼吸微弱而艰难，估摸是大限已到，便打电话给林楠的侄子，让他尽快赶过来。

侄子第二日赶来时，林楠刚好过世。彭海提已叫人帮他齐整穿好了寿衣。他将探访者的名单交给了林楠侄子，告诉他：“这些人来看过你叔叔，都是有心的。可以每个人给个红包，也不用多，二三十块就好，算是礼貌。”侄子听了，满心赞叹，便按彭海提所说，又添了一点，给每人包了五十块的红包。

要将林楠的遗体送去火葬场了，彭海提又提醒林楠的侄子，到时要上船过渡，不能跟平时一样只给一块钱，最好能给一百块。以前附近的麻涌人，特别是撑渡的，是很怕“麻风佬”的，泗安岛上运出的尸体是更是忌讳，常常要连夜把尸首送走。现在虽然已经开通了许多，但终究是托人办事，林楠生前留下不少钱，何妨散发一些出去，换得后事处置妥当，就是最好的。

那个侄子连连称好，听从了彭海提的建议，又顺利带着林楠的骨灰回到泗安。他感激彭海提在办叔叔后事过程中的细心体贴，要塞钱给彭海提，彭海提却执意不肯收。一旁的好友见了，便说：“要收一些，多少是人家的心意。”彭海提这才收下了五百块钱。

侄子清点好林楠的遗物，想将电视机和电话机都给彭海提。彭海提说自己已拿了林楠留给他的那套工夫茶具和紫砂壶，不便再拿其它的了，但见对方诚意要他收下，便拿了个电话机。这时侄子又恭敬地提出，希望彭海提能跟自己一起把叔叔的骨灰送回潮汕老家。彭海提想到自己已是多年没出岛，到时在人家家里过夜，究竟不太方便，便叫上来来一起，想着到时晚上在来来家歇夜。

送了老友林楠最后一程，再回泗安，事情总算有了头尾。彭海提心里虽为老友的离世难过不舍，但一想到林楠不用再躺床上受苦，自己也算凡事尽心尽力，心里便感到宽慰了一些。

林楠留下的电话机，在当时的麻风村仍然算稀罕物，以前村民们都是在小卖部付钱打电话，如今就径直到彭海提宿舍里来打电话来了。彭海提从来不肯收人一分钱，谁想来打就来，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大家高兴来用就好了，到了月底，几十块的话费就自己去交。

即使麻风病已经治愈十多年，但神经痛仍十天半月便造访一次。有许多个夜晚，彭海提都痛得睡不着，嚷出来又怕影响到舍友，便干脆走到江边吹风。在那里，他时常看见有人在来回踱步，不用问，就知道八成也是相同的缘由。

他坐在江边吹着冷风，天气晴好时，月光落在江边，偶尔能见到江面浮着一两艘渔船。他直等到头发和衣襟沾上了露珠，实在倦了疲了，才回到宿舍沉沉睡去。

他已吃过许多种不同的止痛药，吃得多了就会产生耐药性，一听到病友说有什么好的药，便又换了一种新药来吃。几十年来，药一瓶瓶地吃下肚，要称重的话，可能论百斤不止。

教会的义工来探访时，会跟他们讲《圣经》上的道理，还对他们说，遇到困难可以祷告。有时夜里神经痛发作时，彭海提便开始祈祷：求天地，求上帝，你可不可以给我歇一段时间不让我神经痛？你如果可以两年不（让）神经痛，你就是让我死我就死掉——让我两年不要神经痛好不好？天地呀，给我试一下一个人两年不会神经痛的生活是怎样的，好不好？就一两年……

他在床头祈祷，在江边许愿，甚至梦里也在说这些话，不管是天地神明还是上帝，他都真诚地祈求，但也不见有什么效果。最后，得知有个病友吞了氨苯砜自杀了，他又想年轻时那样，自己也去偷了一瓶回来藏好。

2007年有段时间，彭海提的脚底发炎发痛，走路时一瘸一拐。从厕所出来时，他单脚跳了一下，没想到地面太滑，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脑袋磕在门槛上，直接晕倒过去了。醒来时，他心想，“哇，我怎么躺在这里，不行不行”，想要站起来，才感觉到腰痛得厉害，起不了身。他喊救命，有村民听到了，赶紧把他扶回宿舍去了。

虽然摔得厉害，但也无法送到外面医院去治疗，只能由这里的医生给他开药吃。腰每日每夜地痛，忍不了了，他就叫医生给他开杜冷丁。医生告诉他没有，他知道是医生没这个心，不想给他去找。

他想起之前自己藏的那瓶氨苯砜，自杀的念头再一次浮现。他马上七十岁了，生活上能少病痛、能自理是最要紧的。他怕哪日痛得起不来床，无法自己做主，活着的尊严，始终是他最看重的。

他把药拿了出来，打开瓶盖，才发现放得太久，有些药片都化作粉末了。整整一瓶，都吞了下去，那些粉末也倒进嘴里。之后，他将自己穿戴整齐，躺在床上等待长眠。

然而，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凌晨两点多，他还活着——不仅活着，他还感到痛苦异常，五脏六腑都在撕扯。他哭了出来，对着对面几米远的房间喊：“德平！德平！”

熟睡中的黄德平听到了哭喊声，马上起身赶了过来。黄德平是护理员，脚好手好，常年在药房里给人打针发药，有药房的钥匙。彭海提哭着求他：“德平啊，汝可不可以做好心帮我去药房拿一瓶安眠药过来？”

黄德平摇了摇头，赶紧打电话把医生喊了过来。他们把彭海提送去洗肠急救，又把他送回了自己的房间。彭海提又一次没死成，却吃什么吐什么，连灌水都能吐出来。想要大小便也爬不起来，只能放尿桶在旁边。每天早上黄德平起来，自觉过来帮他把排泄物倒了。

想死死不了的滋味，彭海提年轻时就尝过了，不仅自己辛苦，还要拖累别人。医生过来时，他便请求道：“求你做好心，给我安乐死，拿支针给我死。”见医生不为所动，他又以几近哀求的口吻说：“你是做好事，你看我现在这么痛苦。”

“现在国家没有这个政策。”医生说。

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彭海提又能勉强能下床走路了。他的命实在太硬了，似乎在冥冥之中，总有一些暗暗积蓄的能量在抵挡着他走向死亡。他得出结论：阎罗王总是不收我，既然这样，便好好活下去吧。

彭海提画室正面和侧面的墙上有很多不同的画，有他自己的字画，也有别人的，有精心装裱好嵌在玻璃里的，也有直接贴在墙上的“裸”画纸——那是一些学生志愿者画的，有个女生画了一张自画像，有点稚嫩却不失天真，彭海提照旧把它贴在墙上，和自己那些色彩缤纷的山鸟人物画放置在了一起。整个画室就像个小展览厅，容纳着稚嫩、调皮、天真，容纳着稀奇古怪的想法，容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个性各异的人。

学生志愿者是从2009年开始陆续来到泗安岛的。第一次见到大学生来，彭海提感到稀奇：“你们敢来？”学生们对他说他们都不怕的。

慢慢地，他们知道了这个老人喜欢画画。他待人体贴温柔，又愁绪多多，有满箩筐的故事，年轻的学生都很喜欢跟他待在一起，有的干脆拿着画纸画起了画。彭海提看着也高兴，便将它们贴在墙上。彭海提也很喜欢这些有活力的年轻人，有他们在时，这里热热闹闹的。

又过了两年，开始有教会的义工姑娘长驻岛上服务。她们在这里照顾不能自理的村民，帮他们喂饭、洗澡，打扫卫生，每日给那些脚上有溃疡的村民清洁，包扎伤口。

有个上海来的姑娘，来到了彭海提房间，要帮他护理伤口。彭海提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怎么可以让你们做这些事。好邋遢的，不行。”其实他心里是担心：我的脚那样难看，她看到了也会嫌弃的。

上海姑娘便对他说：“你就当我是你义女就好，义女帮老爸洗脚，这很正常嘛。”

听到姑娘这么说，彭海提几乎就要掉泪了，他同意了，不要辜负他人一片真心意。

没想到，姑娘看到他的脚，眼泪先落下来了：“你的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彭海提便也顺势哭了出来，很快泪痕满面。姑娘的话牵动了自己的旧日的隐痛，另一方面，这样的爱也让他深受感动——这样非亲非故的人，竟然对自己这样的好，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

又有姑娘去他房间找他聊天，见到他在吸烟，便轻声对他说“这对身体不好”，轻轻拿走他手中的烟。另一个姑娘来了，也是好意劝他不要再吸烟。如此三次，他心想：这些姑娘来这里服务，没有工资，对我们又这么好，如果我继续抽烟，是很没礼貌的，就算是还她们这份情，也要下决心把烟戒了。

事实上，他老早就试过戒烟了，但一直也没能成功。戒烟的原因很简单——他的手夹不住烟，烟头总是把衣服烧出洞来。林楠留给他的茶具，手也总拿不住，喝茶也是常烫到手，便干脆不喝了。有一回，换下被烫坏的新裤子，他盯着上面的破洞呆望了许久，猛地一甩手，将裤子从窗口扔了出去。他生了自己的气，决定戒烟。可戒了一段时间后，烟瘾上来，忍不住点了一根，就又重新抽起来了——他的烟瘾实在是太重了，有时一天要抽掉两包便宜货。

可这一回，面对这些好心的姑娘，他是真下了决心。听说嚼口香糖戒烟效果不错，他便去外面商场买了，每次犯烟瘾时便嚼一片。嚼了几个月后，真的就把五十多年的烟瘾戒掉了。

岛上的村民受到义工们的感化，陆续有人信了教。大家信教的原因各异，有人是为了留住姑娘们，有人是为了寻得一点寄托。有一次在朋友闲聊时，彭海提笑着说：“如果他（耶稣）能让我的手变好，我就相信。”但他随即又告诉自己：“我这样说是很叛逆的。”他只敢和朋友聊天时这样自我调侃，他知道到自己如果在姑娘们面前这么说，会被怎样“教育”。

彭海提最终选择跟姑娘们信了教，但他自己也承认：“说实话，我信教是出于礼貌。”他跟上帝的关系或许还比较远，但他和义工姑娘们走得近，他相信她们，也愿意尝试去相信她们所相信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她们又怎么会跑到这孤岛上来长驻，陪伴他们，为他们服务，为他们祝福呢？

2012年年底，彭海提那只久治不愈的脚被查出了皮肤癌，必须截肢才行。这让彭海提想起很久之前在新洲医院时和一个病友的对话。那时彭海提的手不太好，脚还是好的，那病友则相反。病友说：“如果我的脚能像你的一样就好了。”

彭海提也叹息：“我也希望自己的手能像你的一样。”

说着，两人都大笑起来。

下一年年2月，彭海提在义工组织的资助下，去江门免费做了截肢手术。随后，去了跟义工组织合作的佛山红卫麻风院休养。他在红卫歇了不过几日，又有一个新截肢的病友来了。彭海提看着他面熟，看了几眼，认出了是当年在新洲医院做护理员的罗汉松。此番景况下与昔日病友重逢，彭海提既悲又喜，询问之下，他才知道，1975年新洲医院解散后，罗汉松便回了家乡普宁的麻风村当上了村长。此次再见，已经是四十载后。

两人同为潮汕男性，年少时都曾在家中备受宠爱，被寄寓了太多的期许。可麻风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我就是在2013年去红卫探望罗汉松时，第一次见到彭海提的。在那之前我就听说他是个喜欢画画的阿伯，还是我的潮汕老乡，早就想认识他了。但跟他真正熟络起来，还是在我去泗安找他之后。

朋友都说彭海提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提起往事便很容易落泪。这让我很好奇，这个在异乡的阿伯经历了什么？他愿意跟我讲他的故事吗？

2014年春天，我在泗安住了十多日，在彭海提的画室里与他促膝长谈。我常常听他讲得忘了时间，直到光影从墙上的画移到了地上，又从窗台漏了出去。天地混沌不明，夜幕拉下来了，他口中的故事暂告一段落，我却掉入时间的漩涡里。

彭海提和我印象里的潮汕男人是如此不同，他情感丰富炙热，总能在说起往事时很自然地落下泪来。他是个悲观伤感的人，可他又如此热爱这个不曾厚待过他的世界，总是满怀深情地讲起他的母亲和朋友。

麻风病院里几十载，聚散生死的事，许多的病友早已习以为常，不再过多伤感。可彭海提真是没法子做到，每走一个人，他总不免要郁郁寡欢几日：“我这不是坏心肠，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说，这（死）是好的，为他们开心。只是，走了一个，我自己又孤独了一些，不免会伤心。”

我常去的那三四年里，泗安总是热热闹闹的，大学生志愿者和义工团体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跟外面的人接触多了，彭海提也变得开朗许多，有时也会呈现自己幽默的一面来：“我是外星人，不是地球人，人家看着很出奇。”“我虽然面容不好，但我是个善良的人。”

他的画也如其人，它们不是精美的、精雕细琢的、过分修饰的，却是自然的、天真的、质朴的，他画花鸟、画人都是如此。很多的志愿者和义工喜欢他的画，愿意买下来，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当然，我们喜欢他，胜过于他的画。

十几年前，便有义工跟他买过画，但每年不过一二人。那时他生活不好过，钱便自己留着补贴生活。后来跟他买画的人多了起来，他把钱抓在手里，虽暗心欢喜这样被人喜欢和看重，但也总想起这么多年自己困难的时候，病友、义工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帮助自己的——2012年泗安来了个姓易的院长后，麻风院景象一新，大家有些什么这里医院无法应付的病，就会被送到外面医院去医治，也不用自己出钱。这么一想，他便觉得这些卖画的钱是“额外”的了，他自己怎好一个人独占呢？怎能只是想着自己的好处呢？他最终决定，把这些钱捐出去，捐给服务麻风病康复者的公益组织“汉达”。

他从没想过这些照顾是他应得的，他甚至没有想到用这些钱去买一件好看的衣服，或者自己出去吃一顿好的——看看他的朋友庾宏，每月领着文工团两千多块的工资，心安理得给自己买一大堆好吃的，猛抽好烟，大清早一个人去高级茶楼饮早茶，也能花得差不多。

但他不能，他无法一个人去享受这些。即使有时卖了画，一时有了兴头，想着奖赏一下自己，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也定是要叫上好朋友和相熟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的。他会欢欢喜喜地说：“我最近卖了一张画，有个两百块钱，请大家食饭。”大家也高兴，便欣然答应，坐上他和村民们的“坐骑”，一起出去。

每次我去泗安，只要彭海提知道了，就一定要请我去外面吃饭。我们常去一家潮汕餐馆，因为双手不便，他总是会随身带一把叉子，吃饭时，会笑着自我调侃：“我这是在吃西餐。”相比早前，他在外面吃饭已经自在了许多。吃完饭，一定要是他买单才行，他会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们后生要用钱的地方有很多，我老人家留着钱没用的。”众人知道他的脾性，都会顺着他来，只要他开心就好。

他依旧相信因果循环报应，七八十年过去了，他仍不时会记起他刚患病那几年，村里的老人对母亲说的那句“可能是以前做坏事做太多了”，现在他能行善积德，就要去做。他也会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有下世，要做健康人，不要做残疾人。

那时有个收集麻风村旧物的退休记者黄焱红也在泗安长住，常往各地麻风村跑。彭海提便告诉他，如果去了那些村里，哪里有需要的就告诉他，他要捐钱。有时他也跟着黄焱红去，在一个偏僻山区的麻风村，出入不便，许多老人都出不来，彭海提便把画画义卖的钱拿出来，给他们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2015年，彭海提准备陪黄焱红等人一起回家乡的竹棚麻风村看看，临出发前想起大只佬如今还在老家，便想跟他约在竹棚会一面。好不容易找来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后来，他才得知大只佬已去世了。

去了竹棚，也只有十来个病人了，有两人还是1975年新洲解散时回来的。外面都5G了，这里却刚刚通电不久。看到那些病友有几个也是手脚不好的，彭海提和黄焱红他们商量后，从自己卖画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给他们买了一台洗衣机。

2016年夏天来了。彭海提因为以前患麻风，身上闭汗，比常人要怕热，上身常穿一件无袖的球衣，露出肌肉紧实的手臂来。他宿舍的窗外多草木，滴水观音、龙眼树、榕树随处可见，还有几棵香蕉树。风景好，也容易滋生蚊虫。夜里蚊子飞入窗内，他的手又不方便点蚊香，所以被叮咬得睡不好觉。

不巧，他又得了重感冒，吃饭也没什么胃口，心情又开始低落下去，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记忆就像在江上撑渡，不自觉便往记忆深处漫朔。他想起了家里人——他有多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1999年，母亲去世六年后，外甥女第一次来医院看他。在隔离的年月里，据说为了保护高级干部的隐私，这个小岛的具体地址被隐匿起来，直接用“21号信箱”来指代，神秘而难觅踪迹。外甥女当时来东莞打工，知道舅舅在这里的麻风院，却不知到底在哪里，最后去了邮电局问，才寻到了目的地。许多年后，外甥女才告诉彭海提，外嫲生前曾嘱托她，要她来日有机会来探望母舅——彭海提这才知道，原来他母亲生前最牵挂的，仍是他这个在远方的儿子。

妹妹和妹夫也来这里探望过他一次。2015年，在“汉达”的帮助下，他也回去老家看过妹妹一家——总之，这几十年来客居他乡，跟家人的联系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稀稀落落的。

他的同胞哥哥呢？那个留在母舅家做了儿子的亲阿兄呢？他还活着吗？将近四十年前，他收到阿兄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是弟弟自杀的噩耗，自那时以后，又音讯全无了。彭海提想，如今这重感冒不知还好不好得了，如果说，自己余生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再跟亲阿兄见上一面吧？如果能见上哥哥一面，我死后也会庇佑他一家，祝他“合家大细平安”。这是一个潮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祝福了。

一桩深埋于心底几十年的心事突然抖了出来，却忧思无解。接下来几天，他便茶饭不思，整日端坐在画台旁，把头埋在双肘里，什么也不做。

“阿伯，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前来探访的学生志愿者觉察出了异常，问他。

彭海提是不会藏心思的人，心情不好时，一切都显在脸上了，既然有人问，他就说出了缘由。

彭海提的愿望很快便在志愿者中传起来了。最后，来自潮阳的志愿者达达，循着彭海提提供的信息，直接到他哥哥的乡里去藉问，竟顺利寻到了人。哥哥还健在，给彭海提拨来了电话：“海提，是我，我是海春啊。”

那是一口有着浓重潮阳口音的潮汕话，低沉混浊，拖着长长的岁月的尾巴。是他，他的亲阿兄，他还活着——但彭海提的确信，却不是因为那苍老的声音，而是因为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阿兄。”彭海提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点颤抖，他的眼眶已经红了。

一阵沉默。

“阿兄，我们可以见一面吗？”彭海提终于问出了口，像是向着遥远的岁月发问，向着还是少年时的那个哥哥发问。

“不用约地方，你直接回来家里就好了。”哥哥爽快地回答。

“不行啊，那些侄子侄女都没见过……”彭海提连忙说道。

“没关系，现在不怕的，他们也想见你。”哥哥觉察出了弟弟的顾虑，这么回答他。

彭海提为了哥哥这句话，好像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彭海提将回家见哥哥的事告诉了易院长，易院长便安排了黄焱红和职工谢翠屏带他回去，达达和另外一个志愿者小寒得知事情已经敲定，便提出要一起回去——这样的人生场景难得，她们也想去凑个热闹，做个见证人。

回想当年独自回家看母亲时的一路曲折，这一次，却有一群朋友陪着他回去了。彭海提开心地一口应承下来：“你们愿意一起去最好了，给足我面子。”他心想：有他们一起去，就算那些年轻后辈们看到自己会怕，也会不看僧面看佛面，不敢表现出来。

一想到要跟哥哥见面了，彭海提心里就复杂地翻腾起来。他准备了几幅自己画的画，又想，还能给哥哥带些什么特别的礼物呢？他想起了林楠留给他的紫砂壶——哥哥在老家那边肯定是要喝茶的，于是便把紫砂壶带上了。

一别五十年后，彭海提又回到了华里西村这个母亲出生的地方、母舅长居之所。一切已经面目全非，除了几座祠堂旧建筑依稀可辨，其它的，他几乎快认不出来了。半个世纪里，兄弟二人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再相见时，二人都已是满头银丝。彭海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哥哥，哥哥长得高大魁梧，几乎比他要高出一个头。而站在哥哥身边的嫂子，正是自己母舅家的大表妹。

岁月重重叠叠，光影交错，一齐涌上来了，彭海提感到有些恍惚。他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七十年前，而眼前的表妹，已经一下从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个和记忆里外嫲年纪相仿的老太太了——她真像外嫲，虽然老了，还是好看。

彭海提突然有些为难：“我是叫你阿嫂，还是叫你表妹就好？”

她回答：“叫我表妹就好。”

在哥哥家里坐定后，彭海提把自己的画给了他，告诉他是自己画的。谢翠屏便在一旁说，彭海提如今会写书法和作画，还义卖帮助别人。哥哥听了，很为弟弟高兴。彭海提又小心地把紫砂壶拿出来，跟哥哥说，这是以前老友留下的古董，特意带来给他。

夜里，表妹主动把床让了出来，彭海提和哥哥像幼时一样同床而眠。想到还能活着见到自己的亲阿兄，彭海提思绪汹涌，难抑激动，在床上翻来翻去也睡不着。他注意到阿兄也一样醒着，于是问：“阿兄，你也还没睡着吗？要不我们来聊天。”

于是兄弟二人便躺在床上聊了起了来。阿兄谈了自己解放后去海南做民兵的经历，谈他的苦情，彭海提则聊他在医院几十年生活的悲喜。不知不觉中，一直聊到了天光大亮。

彭海提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母舅画相片，便站在那里端详——潮汕人家大多都会摆着自家先父和先母的相，多是在父母年迈之时提前画好，多用炭笔画成，多求神似，好在父母年百年之后年节家祭时用。彭海提站在那里看得出了神，思绪又飘出很远。一切来都不及哀悼，家里的先人——外嫲、母亲、母舅、舅母——都已不在了。

“可真像啊。”他最终强露微笑，感叹了一句。在一旁的侄子提议让阿叔画一张他父母的肖像画，又叫他画一些好彩头的画，下次再见面时带来。彭海提欣然应允。

家里的后辈们大多都外出打工了，很多侄子侄女都没见着。临别时，哥哥让他过年再回来一趟，大家再热热闹闹团聚一次。彭海提同意了——他们谁的心里都明白，人生此时已近尾声，能见上一面是一面了。

到了大年初三，按照约定，黄焱红和谢翠屏又送彭海提回了哥哥家里。这次侄子侄女们都回来过年了，真是子孙成群，一大家子加起来有二十多人。后辈们欢欢喜喜地迎接这个远道而来、素未谋面的阿叔。彭海提之前带来的画，被挂在了客厅显眼的位置上。

哥哥和侄子还特地邀请了族人一起过来吃餐饭，加上一起去的志愿者，屋里一共围坐了三桌，场面热闹非常。黄焱红跟彭海提的哥哥说，来年开年，彭海提将作为康复者，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国际麻风遗产研讨会，家里人听了，都很高兴。

这便是彭海提和哥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后，彭海提开始为四月份的国际麻风遗产研讨会忙碌，他画着何仙姑、关公、武松等中国神话或者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准备到时送给参会的十三个国家代表。这时彭海提八十岁了，再过一年，申请护照会更加困难，所以在考虑参加会议的人选时，大家都一致推荐了他，觉得应该让国际友人们认识这样一位特别的老人。

画作完成大半时，彭海提隐约感到有点腰痛，后来便愈来愈严重，但还是强撑着完成了所有的作品。来巡房的医生听说他腰痛，便给他开了一些止痛药，但并不起作用，他夜里又开始痛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便像青年神经痛发作时，一个人放声哭。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活这么久。死何足惧？可这次本来难得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却遇上这样的事，心里实在气恼不过。他衰老、痛苦又脆弱，在无法安眠的夜里，潜藏心底的那个念头又一次浮起来了，他决定再次将匕首伸向自己年老受困的身体。唯有这样，他才不用受它牵制，被它激恼，为它忧愁，因它受伤了。

三月的一天，他在那张洒满阳光的画桌上写好了遗嘱，写明自己剩下的一点钱都留给最好的朋友黄德平，然后准备等晚上隔壁房的黄德平睡着了就吞药。到了黄昏时分，他拿出了那瓶存放了多年的安眠药，还把尼龙绳绑在画室的窗上——以前吃药都死不了，这次吃完药再上吊，一定就稳妥了。

他想着，还得等德平睡了再行动，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等到晚上七点多，隔壁房间的灯仍然亮着。他望着那边一直亮着的灯干着急：“德平怎么今天还没睡？”

不等了。他拧开了药瓶盖，把药倒了出来，跟上次一样，把那些粉末也吞下去了。他搬了椅子，靠着绑绳子的那个窗台，想着等黄德平睡着了就上吊。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一头栽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是三日之后，躺在外头洪梅医院的病床上——那晚黄德平要睡觉时，望见他画室的灯还亮着，感到有些蹊跷，便走过来看，发现了晕倒在地的彭海提。

再一次自杀未遂，彭海提感到头又晕又胀又痛，夜里频频做噩梦，梦见自己从楼顶、从山上滚落下来。惊醒后，他下意识按住了扑通直跳的心脏——他有心脏病。

得知他自杀未遂住院的消息，次日一早我便决定去医院看他。彭海提穿着病服躺在病床上，见到我来，很开心。他告诉我，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了，也不知怎么来的医院。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有点离恍惚，眼底平素的忧郁深邃竟消失了。

我相信他没在说谎，他是真的失忆了。我心下想：都忘了吧，都忘了吧，暂且做一个丢失了记忆的“无情人”吧，这样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因为摔倒，他的腰椎部分断裂，在洪梅住了两周才出院。后来我们在泗安的画室闲聊时，他的记忆已经慢慢恢复了过来。他告诉了我之前自杀的事，还给我看了他写的遗嘱。我想努力说点什么，却似有棉花塞住了喉咙：“伯啊，你要好好活下去，有什么事就告诉我们……”

我感到每个字都吐得异常艰难，我用尽胸腔的力量把它们推了出去。我哭了出来，我不敢想象他的离去，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我知道，如果不是那么痛苦，在今天这么好的社会，我也愿意接受大家的爱，我也舍不得这个世界。”彭海提眼神忧郁深深，泪水顺着那浅浅的眼底又流了出来。

他告诉我，他去问了长驻服务的义工姑娘：“为什么阎罗王老是不愿意收我，是觉得我受苦还没够，罪孽深重，不肯收留我？”

姑娘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他：“上帝要留下你做见证。”

几个月后的盛夏，彭海提被评选上了“东莞好人”。早前有人告诉他有这个评选活动，评上了有两千块奖金，他没有多想便答应了，说评上了就把钱都捐出去。许多认识他的志愿者和义工都主动为他拉票，最后，他顺利评上了。他很欢喜，他知道这个“称呼”，是社会好心人，是学生志愿们为他争取到的，是对他的一种认可，他因为这样的原因珍惜它。

2019年秋天，彭海提收到侄子的电话——他哥哥生病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见最后一面，哥哥便去世了。

紧接着，新冠来了。泗安既是医院又属于养老院，大门一拉，村民出不去，志愿者也进不来。时隔三十年后，已到暮年的彭海提，和几十名村民又一次隔离在了这美丽的孤岛上。

在四方寂寥中，彭海提仍在努力把日子过下去。每日清晨起来，他开着小电动绕岛闲逛，看白鹭湿地飞，江上日出红，芦苇随风拂。就这样看到了2021年年初，一日早上他兜风回来，踏楼梯台阶准备回房歇息时，左脚踏空，失足摔了下来。没摔伤骨头，但大腿淤青一片。不得已，他只好搬下楼来住，黄德平仍是留在楼上。

那年六月，疫情后医院包车外出买东西的日子，彭海提没有出去，他以为黄德平去了，可到了中午十一点，买东西的人都回来了，却没有见到黄德平。彭海提感到不对劲，赶紧走回宿舍，就听到有人在楼上喊他：“快来，德平起不来了！”

他的心几乎就要跳出来了，拼了命想一口气冲上楼去，却好几次爬不上台阶，差点就跌倒在地——还是那只受伤的左脚，二十多年前，因为它，他无法回乡在病危的母亲床前尽孝，如今不过楼上楼下的距离，又因为它，跟老友的距离被拉得那样远。

终于爬到了楼上，他看到德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早已盛满的眼泪一下子就飙了出来：“德平！德平！”德平听到了，一只手无力地摆动着，眼泪也顺着眼角垂了下来——他中风了，说不出话来，身子也动不了了。

德平被送去了外头的水乡医院，十多天后出院，仍然是被抬着回来的。他瘫痪了，被安排到了一区有护工照护的房间住，刚回来那天深夜，便从床上摔了下来，第二日早上才被发现。彭海提知道后，又是难过又是自责，从那之后，晚上便收拾床铺过去那边睡，好照看他。彭海提一直记得黄德平的好——2013年他截肢后，穿着假肢上下楼不便，德平每日去楼下冲热水时总会帮他冲上一壶。年节时候，也是德平炒了菜二人一起吃。

彭海提仍旧每日清早六点多开着电动车在岛上闲逛，人间再孤寂无奈，也不可辜负了这美景风光。他沿着四区旁的小径一路往北，左边是绿油油的香蕉地，地里曾满是劳作的人，如今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过去的河涌里已长满了水草，河道堵塞，不像以前小船可以直接开到里面来了，也没有了运香蕉的船。偶尔才能在半路撞见一两个身体较好的村民，骑着单车，也正闲逛。到了码头边上，太阳已经升起，江面波光粼粼，彭海提便开着车，迎着风，沿着堤边慢慢地走。

回去路上，彭海提看见一串香蕉坠在枝头，想到那些护工平日照顾德平很辛苦，就想摘了去给她们尝尝鲜。他自己走上前去，没注意到杂草下有个小土坑，又是一脚踩空，失去平衡，把大腿摔断了。

被封控的我，第二日一早得知了他摔伤的消息，只能打电话过去。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哭了，他告诉我，他很痛苦，晚上又睡不好。我劝他动手术——我想起自己的一个亲人，也是年老摔断腿，因为采取了保守治疗，最后的日子十分痛苦，不出半年便去世了——想到这些，我也哭了起来。

我意识到彭海提的状况很差，决定每日给他打电话，陪他渡过这难熬的时期。开头那几日，他的情绪起起伏伏。他说，有个护士一直鼓励他，跟他说现在医疗很好，劝他要动手术，有个老人九十多岁了，做了手术，已经快恢复过来了，还推着他到那病房去看。我也趁势鼓励他，说，听护士医生的建议没错的。

他最终答应了做手术。我得知那个医院可以探访，便决定等他做完手术后去看他。动身前一晚，我想起了许多跟彭海提过去相处的点滴——2016年临近年关，钱囊空空又未来不定的我跑到了泗安岛上过年，他见我没回家，问我：“你没回家，你妈妈会不会想你？”我告诉他，等元宵再回去，他便对我说：“我这里有一包腊肠，东莞当地的特产来的，你到时带回家好不好？”我当时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在这异乡的土地上，眼前这位潮汕阿伯温柔的话语抚慰了我。

因为疫情，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见，我本来想买些他给我买过的潮汕绿豆饼去，却听说那家绿豆饼在疫情期间倒闭了。我又想起五年前他在洪梅住院时，曾买过一束花去给他，这番又在医院相见，还是带一束花去吧。

按照防控规定，我们只能在电梯口见面。知道我回去路途远，聊了不过一个小时多，彭海提就催我回去了。临别前，他说：“等我出院了，你再来探我咯。”我愉快地答应了。

十多天后，彭海提出院了。我向泗安医院递交了探访申请，虽然按照防疫规定，过去只能探访一个小时，但为了见到他，我还是去了。我们在楼下的房间里见面，聊了一会儿后，出乎意料地，他拿出了红包，要我收下。我受宠若惊，不知他竟做了这样的准备，告诉他，实在不能要。我口气坚决，心想，这份坚决，敏感的他必定接收到了。

“你一定要收下，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他口气比我更坚决，说着，已经泪流满面。

我惊讶又心疼，突然意识到，经过疫情这三年封控的生活，他更显孤独衰老了。

“一定要收下吗？”我问。

“是，你要收下，这样我才安乐。”

我知道我非得收下不可了。可是我得承认，当时有一点我自己也觉察出来了窃喜——因为我终于知道了，我在他心中是占有一个位置的。我想，这个红包，是他在还过去半个月每日电话问候的相伴之情，别人对他好，他定要加倍地还回去的。

“阿伯，你可以送我一幅画吗？”我突然想起他的画来。几年前，我认识的另一位麻风村里的画家陈安华，他在世时我从未跟他要过画，在他2017年突然离世后，我才从他弟弟那里拿了一幅画。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遗憾。

彭海提爽快地答应了。我挑中了一幅花鸟画，画上是两只可爱的胖嘟嘟的小鸟，并立在枝头，一只紧贴着另一只，眼神温柔地望向对方。画面的右上角，是《圣经》的一句经文：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泗安回来后，我开始整理笔记，准备动笔写彭海提的故事。我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他活着看到自己的故事。

彭海提在轮椅上了坐了这将近两百天，左脚才真正快好了，但还是有点肿。他可以穿上假肢，但力气仍不够，也不能走远，要在前面推一张轮椅，慢慢学步。

黄德平经过将近一年的康复，有一边的手和脚终于能动了。护工把他扶上轮椅，让他在外面广场上自己慢慢挪动。彭海提便在一旁陪着他，看着他。

有一日，彭海提突然在电话里告诉我：“实话告诉你，我本来是不想活了，但你们一直劝我，安慰我，还有德平，他现在需要我，我不能这个时候离开他。”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心里仍是想着我们，念着大家的好，不愿见众人伤心。他放不下患难之交德平，仍是要把情义还回去的。正因为他爱我们，他终于没有放弃生命，他用勇敢和坚韧，用对我们的爱，去克服和忍受，熬过了那些困难的日子。他真是了不起。

临近过年时候，我给他寄了一箱坚果。他年纪虽大，但牙口仍是很好。春节时候，他给我发来了语音，祝我新年快乐，又告诉我，不用花钱给他买这些东西：“你还来日方长啊。”

又过了十多天，他发来语音告诉我，他元宵那天又摔了，已经在外面住院一周。这一次，他语气平静，似乎学会了克制，不愿叫我担心。我打了电话回去，才知道元宵前一日，他在推黄德平上坡时被轮椅撞到了腰，第二天去捡掉地上的手机时又摔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腰部有根肋骨开裂了，但这次还好，不用动手术，只是遭罪。

那时我正在写他的故事，知道他这次状况比较稳定，便跟他说等他出院了再去看他。可是他的经历太丰富，他的爱和痛都太深了，我写得十分艰辛。

彭海提出院了，我又给他打了电话，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探我？”

我告诉他：“我正写你的故事，就快写好了，写好了就去探你。”

又一年春天来了，泗安那里一定又是百花争艳、鸟雀斗鸣，路旁那些榕树一定仍是那样茂盛葱郁。是的，我要到那里去看彭海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