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被老房子套牢的失足女，在拘留所里求转运|养老|大国小民|女性|家庭|房产|案件|特写|监狱|经济|老年|购房|闻音

《大国小民》第1405期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从警校毕业后，我考回家乡成了一名女警。按照惯例，刚入警的新人第一站都要到监管支队轮岗，一部分人被分到看守所，我则被分到了拘留所做管教民警。

我所在的拘留所是一个中型所，有一个占地1500多平米的独院，院墙虽然高，但没有拉电网，没有那么重的“囚笼感”。白色的院墙上用黑漆刷着标语：“以法管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小院的南边有花园，里边种着一大片向日葵。贴着北院墙有一座二层小楼，楼下是男拘留区，楼上是女拘留区。

每年大约有上千个女性被拘留人到这里接受处罚，她们犯的案子不一，有的是殴打他人，有的是盗窃财物，有的是赌博、吸毒或卖淫……她们的年龄跨度很大，老少都有，时间一长，我也就见怪不怪了。但遇到田桂梅的时候，我还是稍稍地惊讶了一下——她是“50后”，卖淫被抓的时候，已经64岁了。

光看外表，我很难把田桂梅和“失足妇女”联系在一起。入所时，她穿着一件橘红色棉衣，可能是因为洗了太多次的缘故，衣服的布料都有些发白了。她烫着一头卷发，头发染成了红棕色，不用摸就知道发质又沙又柴。这可能是缺乏营养导致的，也可能是使用了劣质的染发剂。

我见过一些失足女，可能是因为来钱快，她们很舍得花钱，尤其舍得为自己的外表花钱。她们的穿着打扮非常迎合男性审美，有的还会去整容。有一个1976年生的大姐，秉承着“活到老，整到老”的信条，割了双眼皮、垫了鼻子、丰了唇、填了额头，把能做的项目几乎做了个遍。凭借着整来的美貌，她的客户不乏“80后”和“90后”。她进所时的同案就是一个“90后”男性，本科毕业，公司职员，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

相比之下，田桂梅太朴素了，穿着打扮甚至略显寒碜。

按规定，管教民警应在被拘留人入所的24小时之内开展首次谈话教育。我拿着田桂梅的体检单，发现她没有妇科病，只是血压很高，就打算从这一点切入谈话。

我问她都这么大岁数了，又有高血压，怎么会干这个？田桂梅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她突然变得很激动，左手捂着脸，右手不断地摆动，不停地说：“别说这个，别说，太丢人了。”

很快，她的一张脸就憋得通红，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赶紧叫来所医——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田桂梅的血压已经高达到180mmHg了。医生给她开了点硝苯地平，她却没有直接吃，而是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钱？”

我入所以来，还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我感觉田桂梅对与“钱”相关的事情都十分小心，甚至有些敏感。听我说这药是免费的，她才吃了下去，情绪也慢慢平复了。

我担心继续询问会刺激到她，只好中断了首次谈话。

中午，监控室打来电话，说女拘室内有人“伙吃伙喝”。

为了防止拘室内产生牢头狱霸，公安部制定了一系列的硬性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不允许被拘留人聚在一起吃饭。平时我在开展教育工作的时候反复强调了这个规定，但还是有人明知故犯，我很恼火，立即赶到拘室门口，想看看到底是谁如此胆大。

透过窗户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向里看去，大部分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她们把所里配发的盛放衣物的整理箱当饭桌，上面摆着几个软软的塑料碗，里面装的是所里统一分发的午餐和自己订的菜。拘留所统一配发的饭菜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点咸菜；中午一碗大米饭，一碗没什么油水的肉菜，一碗汤；晚上一块米糕，一碗素菜。因为伙食寡淡，很多人会花二三十块钱订一个肉菜，分成两顿吃，还有人经济条件好，一次订几个菜。

本来大家各吃各的很合规矩，但新来的田桂梅却和马芳坐在了一起。她俩把两个整理箱拼成了一个大桌，饭菜随意地摆在上面，你夹一筷子我夹一筷子，吃得亲亲热热，好像是一家人。看到这一幕，我的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当即喝止：“拘室内不允许伙吃伙喝，田桂梅新来的不知道，马芳你也不知道？剩下的人也不知道？就在旁边看着，不知道提醒也不知道报告吗？”

田桂梅吓了一跳，她似乎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会捅篓子，于是着急忙慌地从铺位上爬下来，小跑到窗口跟我解释：“管教别生气。马芳是好心，我没订菜，她可怜我才让我跟她一起吃。”

中午订菜的时候，田桂梅确实什么都没买，我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窘迫，一时也说不出苛责的话，只能对马芳说：“我不反对你尊老，想给她吃点好菜。你可以把菜拨到她碗里，但不能违反规定聚在一起吃。吃完饭你们轮流念监规，一人一遍，好好学习，以后不许再犯。”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食堂的路上顺便到监控室里看了看，发现女拘室里只有田桂梅一个人在擦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失足女向来是拘室里最懒、最不能吃苦的那拨人，对脏活累活是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就算被分到了擦地的任务，她们也是草草糊弄了事。可是从田桂梅的擦地姿势就能看出，她是个干惯了累活的人，而且她还干得很认真，那些被她擦过的地砖闪闪发亮。

此时的女拘室里，旁人正懒洋洋地坐在铺板上说笑，我的第一反应是田桂梅被人欺负了。来不及去食堂，我先赶到女拘室门口，一脸严肃地敲窗户。见到我，里面的女人们照样嘻嘻哈哈，笑容满面地跟我打招呼：“管教早上好。”

作为管教民警中的新人，我因为面孔年轻，性格温和，做不出对被拘留人破口大骂的事情，所以威慑力一向薄弱。田桂梅本是背对着我的，听到我来了，她扶着腰艰难地转身，学着别人的样子打招呼：“管教早上好。”

我赶紧让人把她扶起来，然后板着脸对众人说：“她是这个拘室年纪最大的人，虽然犯了错误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咱不能把她养起来，但也不能让她一个人干活——都在旁边看热闹，你们怎么好意思？”

众人的脸上浮现出了尴尬的神色，田桂梅又跑来窗口和我解释，说大家对她很好，把订的菜分给她吃，所以她想做点事情回报她们。她唯恐我不信，急得满脸通红，一边解释还一边比划。

听了这话，我更觉得“禁止伙吃伙喝”的规定是如此正确。如果放任不管，一些人就会仗着自己有几个钱，在拘室里用小恩小惠拉拢人，从此不用亲自干活，甚至还有人服侍——牢头狱霸就这么产生了。

我让她们全体起立，再次强调了拘室里的规矩。众人安静了一会儿，我的“耳目”宋艳开口解释道：“管教，真不是我们不想干活。大姨说白吃我们的菜，心里不踏实，非要自己干。说我们要是不让她干，她就不吃我们给的菜了。她这么大岁数了，我们是想让她吃好点，才没跟她抢活干。”

我没想到田桂梅是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不禁对她更好奇了。我将她带到谈话室，想继续上次未完成的谈话。

我先问她，家里都有什么人？

提到家人，她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连褶子都舒展了不少：“我老伴和我儿子。”

我很惊讶：“你老伴知道你干这个（卖淫）吗？他同意吗？”

田桂梅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慈祥、平和的神态全都消失，只剩下尴尬和惶恐。她没有答话，只低低地“嗯”了一声，显然不愿意多聊。

我又问起她儿子的情况，她才打开了嘴巴。她像是按捺不住心里的骄傲，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儿子有多聪明。他说话、走路比一般孩子都早，八个月的时候就会叫妈了，一岁多已经满地跑了。他学什么都快，性格又好，见人就笑，邻居都说他以后肯定有出息，比我们两口子都强。”

“你儿子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田桂梅的话有水分——如果她的儿子长大后真有出息，又怎么会让母亲沦落至此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田桂梅的儿子早早辍学，几年前去南方打工，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

田桂梅入所几天了，到了中午订菜的时候，她还是什么都不订。

那天马芳点了一碗鲅鱼炖豆腐，嘱咐食堂大爷要少放点盐，大爷就说她：“都进了拘留所了，你还挑三拣四的。”

马芳性格强势，被冷不丁的刺了一句，登时就像一只斗鸡一般乍起了膀子。但她想想自己的处境，还是不得不低头跟食堂大爷说好话：“大姨高血压，不能吃太多盐。”

听马芳这么说，其他人也纷纷要求少放盐——这几天，女拘室里有不少人把自己订的肉菜分给田桂梅菜吃。

一般人进了拘留所都会变瘦，一是因为突然失去人身自由，心情不好；二是里面条件有限，吃不好也睡不香。可田桂梅竟然被大家给养胖了，她脸上的褶子被肉撑开了不少，气色也比入所前要好得多。

田桂梅坐在铺板上，双手合十，不住地给大家作揖：“谢谢，谢谢你们。你们不用特意为了我少放盐，我能吃上几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她们还是说：“少放盐健康！”“对，我们也吃得健康点，就当进来养身板了！”

田桂梅知道这都是托词，她感动得直抹眼泪：“我怎么报答你们呀！”

每周拘留所都会组织被拘留人会见亲属，会见前会让他们先给亲友打电话说明会见的时间和注意事项。每次打电话之前，女拘室内都喜气洋洋的，门一打开，她们就迫不及待地从铺板上跳下来排好队，可田桂梅却坐在她的铺位上一动不动。

我以为田桂梅的身体不舒服，连忙过去询问，她却说自己不想打电话：“我家离拘留所远，老伴来看我不方便。既然不能来，那打不打电话都没什么意义。”

每周两次的“亲情通话”是安抚被拘留人情绪的一剂良药，我觉得如果田桂梅不去打电话，等同屋的人回来，那种与家人沟通之后的欢快气氛可能会让她更加失落，于是劝她：“就算老伴不能来看你，打一通电话说说话也好。”

田桂梅被说动了。

打电话的队伍排列整齐，一开始还挺正常，但轮到田桂梅的时候，本来安静的队伍突然骚动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指责她耗时过长——被拘留人给亲友打电话的时间有限，如果前面的人超时，后面的人讲话的时间就少了。

我连忙上前询问，田桂梅依依不舍地把话筒挂回墙上，说道：“管教，我老伴一直没接电话，我耽误大家时间了。”我看出了田桂梅的心思，于是就让她先排到队尾去，等所有人打完电话，我再单独给她几分钟。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田桂梅聊了起来。田桂梅说，她老伴之所以没有接电话，是因为他在十几年前就得了脑血栓，现在已经瘫痪在床了。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你进来了，谁照顾他呢？”

田桂梅犹豫了半天才说：“我托了老李哥隔天给他带两个面包吃。”

提起“老李哥”，田桂梅的神色有点奇怪，眼神也开始躲闪。我有个大胆的猜测，问道：“是你的‘顾客’吗？”

田桂梅几不可见地点点头，我想问更多的事情，她又不开口了。

等所有人打完电话，我又额外给了田桂梅十分钟时间，但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这时我有些后悔劝田桂梅打电话了，一直打不通的电话，无疑会加重她的负面情绪。

回到拘室后，同屋的人也察觉到了田桂梅的情绪不对劲，几个人围在她身边和她说话。我稍稍放心了些，有人开解，就不至于发生极端情况。

我又看了看田桂梅的资料，她的家在火车站前的一个老旧小区里。

在30多年前，那一带是本市最繁华的地方。当时这座城市还很年轻，矿产储量多到好像永远也开采不完。一处矿产就能养活好几个大国企，不乏高收入、高福利的工作机会。许多技术人才响应国家号召来这里工作，外地民工也纷纷来这里卖力气，还有许多外地商人赶来“淘金”。外来人口的到来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各行各业欣欣向荣。

也许是为了让人一到这座城市就能感受到繁华的气息，市政府围绕着市中心的火车站做了大量的建设：市政府大楼就盖在火车站对面几百米的地方，附近还盖了最好的学校、最高端的商场、最大的广场和公园……于是，本地人都以搬到火车站前居住为荣，外地人混好了也愿意在这附近安家。

小时候，我家离火车站也不远，我至今还记得那里的热闹景象。街边的商店鳞次栉比，透过西餐厅的大落地窗，能看见锃亮的刀叉；影音店为了招揽租客，会当街放映好莱坞大片；一年四季，各式各样的衣裙在外贸店的假人模特身上轮换……这些东西曾让我无比向往，但那时我的零花钱不多，最常光顾的还是火车站外面的饺子摊。向老板要一碗饺子，一边吃一边听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谈论各种见闻，这就是我童年的一大享受了。

后来，本市地下的矿产资源渐渐枯竭，劳动岗位也随之减少，青壮年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离开去其他地方谋生。他们走了，也带走了这座城市的朝气。那些我小时候感觉高不可攀的店面，逐渐变得肮脏破旧到难以下脚。火车站也像个迟暮的老人，越来越安静。后来，市政府决定把办公楼搬迁到更有发展、更现代的新城区，往日的市中心终于被时代抛弃了。

没几天，监控室又打来电话，说女拘室里有人又蹦又跳。

为了保障被拘留人的安全，拘室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包括消除悬挂点、降低床铺高度、给拘室内的尖锐设施包角等等。但最终能保证被拘留人安全的还是他们自己不作不闹，因此拘室内是不允许进行蹦跳等剧烈活动的。

我怒气冲冲地走到拘室门口，发现违反规定的还是田桂梅和马芳。她们一再犯错，我实在生气，就让全拘室的人一起罚站，然后把宋艳叫出来问话。

宋艳说，大家聊天的时候，马芳自诩“半仙”，说自己能请出马仙帮人“办事情”。她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只要她出手，就一定能帮人改变命运。田桂梅听了很心动，主动要求马芳帮自己看一看。马芳答应了，嘴里开始振振有词，又手舞足蹈起来，“好像真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一样”。

马芳是个神婆，几天前，因诈骗但未达刑事标准被处以十五日的行政拘留处罚。她收费还挺贵，可不是三五百块钱就能打发的，田桂梅没钱，大家都知道，难道是马芳“大发善心”了？

宋艳摇摇头，说田桂梅已经承诺出所之后会给马芳一千块钱的辛苦费。听到这话，我着实被气坏了——这个马芳，不思悔改，在拘室里还敢继续诈骗。田桂梅也是愚昧至极，平时连二十块钱一份的肉菜都舍不得订，现在却甘愿花一千块钱请别人跳大神。

我当即给马芳上了铐，把她铐在窗下罚站。我问她：“你连田桂梅这样的生活窘迫的老人都骗，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吗？”

马芳却听不得“骗”字，她梗直了脖子狡辩：“我没骗人，我身上真的有仙。”

我没工夫听她胡言乱语：“你忘了自己是怎么进来的了？要不我把派出所的人找来，你觉得骗田桂梅这事够不够你在这里续几天的？”

马芳顿时泄了气，赶忙解释：“是她主动找我帮忙的。她说自己命不好，怕对儿子有影响，让我给她儿子提提运势。她儿子在外地打工好几年没回家了，她挺担心的，我也是看她可怜，为了安她的心才答应帮忙的。”

“帮忙？”我冷笑了一声，“人家不是说等出去了给你一千块钱吗？这叫交易，不叫帮忙。”

马芳急道：“我真没想要她的钱，是她怕我不拿钱不用心帮她儿子转运，硬要给我的。这钱我不会要的，我还给她订菜吃呢，至于赚她这几个钱吗？”

想到田桂梅入所的这些天，马芳的确对她非常照顾，这话倒还有几分可信度。我的态度逐渐缓和下来，问她：“田桂梅有没有跟你说她儿子为什么不回家？”

“没有。”马芳摇摇头，“她就说自己亏欠了儿子，如果她能给儿子准备好婚房，他也不用那么辛苦地跑到外地去打工，说不定他现在婚都结了，孩子也生了。她觉得是他们两口子拖累了儿子。”

我再次把田桂梅带到谈话室，开门见山地问她知不知道马芳是因为什么原因进来的。

田桂梅回答得很坦诚：“知道，她诈骗。”

我简直被气笑了：“你知道她诈骗你还相信她？还要出一千块钱，你钱多得没地方花了？你是怎么想的？”

田桂梅不吱声，突然，她开口问了我一个完全不搭边的问题：“管教，你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一头雾水，说她的名字挺好的。

田桂梅笑了笑，说：“桂梅，‘贵没’，没了‘贵’，可不就是受苦的命吗？”

我说这是马芳的胡乱解读，可田桂梅却深信不疑：“我想了想，我这一辈子确实挺苦的。”

她的心事似乎被马芳的话给意外触动了，没等我费心思去追问，她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过往。

田桂梅夫妇不是本市的坐地户，他们来自农村，到本市来赚钱的时候正值这个城市最风光的那段时期。

他们是坐火车来的，一出站就被震撼到了：一排排簇新的红色小楼在火车站对面挺立着，四四方方的窗户上嵌着一块块绿色的玻璃，在阳光下闪着高贵又神秘的光。田桂梅被这大胆的配色给迷住了，她看着楼里进进出出的城里人，对丈夫说：“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为了早日实现梦想，田桂梅在一家饭馆打杂，她的丈夫干起了装修工。那会儿本市的居民普遍有钱，大家舍得在外面吃饭，也舍得在装修上花大把的钱，有的人家花的装修费甚至还能再买一套房。

过了两年，田桂梅的儿子出生了，她和丈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那时，他们两口子下班回家总会在一起畅想未来。因为丈夫是干装修的，他们梦想中的房子更加具体：要有造型优雅的吊顶，要有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地板也必须是实木的……

经过十来年的打拼，田桂梅夫妇终于攒够了买房钱，但为了一步到位住进理想中的房子，他们没有立即买房，而是继续攒装修钱。可谁都没想到社会的改变会来得那么快，随着矿产资源的减少，往日红火的国企风光不再了，大批工人下岗给这个城市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一击。

田桂梅工作的那家小饭馆虽然没有关门，但生意也大不如前了，老板为了缩减开支就把两个打杂的人都辞了。田桂梅丈夫的手艺也没了用武之地——生存都成问题，谁还会花大价钱装修房子呢？

夫妻俩的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窘境，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能去劳务市场找活儿。但人太多了，他俩根本抢不到，要隔好几天才能找到一点像通下水、修电路之类的杂活干。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吃老本过日子。

我问田桂梅：“这种情况，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呢？”

田桂梅说，当时他们已经离开老家十多年了，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怕同村的人在背地里笑话。他们的儿子那时也正在上学，城里老师的水平肯定比村里的强多了。而且，他们一家人在市里生活久了，对这里有感情，也习惯了。在多重考虑之下，他们决定留下寻找新的机会，也相信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租了那么多年的房子，田桂梅夫妇也早已厌倦了漂泊，既然决定不走了，他们就打算不再执着于装修，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就好。可是，对于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夫妻俩又产生了分歧。

丈夫想买老小区，那里的房价便宜，花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大的面积。他劝田桂梅：“儿子将来要娶媳妇，儿媳妇再生孩子，一家人总要有三室才够住。”

田桂梅也考虑过这一点，但她认为儿子才上初中，离结婚还远着呢，如果现在就买老楼，到那时房子只会更老，根本不好意思用来当新房。现在买新房虽然价格贵点，但到儿子结婚时房子还不至于老得掉渣。

几经讨论，丈夫终于被说动了，两人开始到处看新房。儿子兴冲冲地对母亲说，他想要一张崭新的学习桌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像他同学家的那样，桌子上带几层小书架，这样他的书就有地方放了，拿取也方便。

这是儿子唯一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田桂梅非常高兴，她一口就答应了。

然而有一天，田桂梅的丈夫从外面回来，他就突然变了卦。

丈夫看中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老小区的房子，一楼，二室一厅。房主把其中一个屋改成了店面，对外销售保健品，另一个屋和客厅就用来生活。丈夫已经盘算好了：“正好咱俩住一个屋，儿子住客厅，还能做保健品生意。”

田桂梅不同意，她觉得自己没做过生意，开店未必能赚钱。再说，以后要是娶了儿媳妇，总不能让小两口睡客厅吧。丈夫不以为然，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已经打听好了，那房子附近住的大多是老年人，保健品很好卖。至于儿子娶媳妇的事，不用考虑得那么早。要是做生意赚了钱，没准过几年他们就能在田桂梅喜欢的新小区里买新房子了。

田桂梅依然犹豫，丈夫便带她去“开会”。

在一个饭店的会议厅里，一群人在台下坐着，“老师”在台上激情澎湃地介绍着保健品：“这个产品是国外科学家研究出来，能提高免疫力，对很多疾病都有辅助治疗效果，没病的吃了也能强身健体……现在国内知道的人少，咱们趁着价格便宜能买多少货就买多少货，等涨价了就能成倍地赚钱……”

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台下有人附和，说自己正在卖这个产品，效果非常好，买过的人都成了回头客。田桂梅很心动，但也隐隐感到不安，她问丈夫：“既然这个产品这么好，别人怎么会把店面转让了呢？”

丈夫说那个房东也舍不得，但他的孩子在外地安了家，他打算搬到孩子身边生活，所以才把房子和店一并卖了。最后一点疑虑也打消了，田桂梅就同意丈夫买这处老房子，同时还进了不少“老师”推荐的新产品。

从此，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了这间小小的保健品店上，田桂梅每天勤勤恳恳地打理店铺，四处给人介绍产品。老小区的老年人有不少拿着高额退休金，又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很害怕生病，他们就愿意买一些保健品吃。

生意不咸不淡的时候，田桂梅的丈夫就出门打打零工补贴家用。每个月除去一家人的生活费，他们手上的钱还略有结余。

那一年，儿子没考上公立高中，田桂梅一边抱怨一边拿钱，准备让他去念私立学校。

儿子很委屈，说自己的学习环境太差了——没有独立的房间，只能在客厅睡觉、学习，老楼的客厅都是暗厅，一楼更是难以见到阳光，他学习累了偶尔朝窗外望去，架子上总晾着家里人的衣服和内衣裤。无论外面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的被子和书本总是湿漉漉的，让人没有一点想要翻开的欲望。

儿子说他已经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想早点打工挣钱。田桂梅说：“你只管好好学习，赚钱是大人的事。”

可儿子并不领情，他埋怨父母把钱都砸进了这个破房子和保健品店：“说能挣大钱，结果日子却越来越差，还不如咱们租房子的时候，我是指望不上你们了。”

田桂梅终究没能拗过儿子。还没等到高中开学，儿子就进了本市的一家工厂去打工了。

一个又一个的新小区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少经济优渥的人选择离开火车站附近的老旧小区，搬去新房子住。

有钱的老人不方便回来，让田桂梅失去了很多优质客户，她的顾客群体也从退休老人变成了火车站前那些“老坦子”——老光棍和老鳏夫。他们没有家人没有钱，生活困顿又无趣，平时靠打零工过活，过着有一天算一天的日子。有的人顿顿喝大酒、猛抽烟挥霍着生命，但又希望能健康地活下去，于是买些过期的保健品吃成了一种聊胜于无的选择。

田桂梅只能看着自家囤的保健品渐渐临期，直至过期。实在没办法，她想到降价贱卖，可是贱卖保健品赚不到钱，有时甚至连日常开销都满足不了。旧楼的弊病也愈加凸显，经常堵塞需要疏通的下水道和开裂剥落的墙皮，都在时刻提醒着他们两口子，当年押上全部身家买的房子买错了。田桂梅的丈夫后悔了，一着急上火，得了脑血栓。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又添了一份药钱，日子越过越难。

十几年前旧城开始改造，火车站附近有一大批老楼被拆掉了，田桂梅听说自家所在的小区也要拆迁，她很是期待。但一晃五六年过去，破旧的老楼还是立在那里，那个承载了一家人希望的房子彻底成了砸在手里的破烂。

人到中年的儿子见留在父母身边买房娶媳妇无望，便去了南方打工。一开始，他过年的时候还会回来，但家里总是愁云惨淡，慢慢的他就不愿回了。后来，他一年能打几个电话回家就算是好的了。

讲完这些，田桂梅反而平静了，她问我：“管教，你说我的运气是不是太差了？”

我斟酌着语言，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田桂梅并不在意，她用她那只干枯的右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自嘲地一笑：“我知道我做的事让人看不起，但是我要生活呢，老伴还要吃药，我只能不要这张老脸了。”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这么赚钱的？”

田桂梅叹了口气，低头搓着裤子，久久才说：“一年多前，家里实在没有余钱了。有几个经常来买保健品的老头，因为脸熟了，我就跟他们抱怨了几句，他们有的就提出……跟我干那事，一次十块钱。其实，他们也是帮我呢。”

按田桂梅的说法，那些“老坦子”孤身一人，一无所有，而她好歹还有丈夫和儿子。也是这些人，让她觉得自己虽然命苦，但世上还有不如她的人存在，相比之下也就不觉得太苦了。

我问田桂梅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她有些羞涩，也有点解脱似的说，之前老李哥就跟她讲过，要是她老伴同意的话，以后他们三个人搭伙过日子。她看老伴的意思是同意的，这次她被抓进来，老伴就靠老李哥照顾，他应该更同意了。

“我们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日子有一天算一天，很多事情其实也都看开了。”

我的内心变得很沉重，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未知苦处，不信神佛。”田桂梅想“转运”是迷信、愚昧，但对她来说，这也许是苦难人生里的一点希望。

我把田桂梅送回了拘室，几天之后又把她送出拘留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