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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人在城中”连载第35篇。
1
正月过完没多久，老家渔溪来信，要父亲带我回去吃酒，说是大堂伯八十大寿。
我本不愿去——疫情阴霾刚散，新毒株爆发的新闻常见报端，贸然穿越城际，风险难测，更重要的是，渔溪于我太过陌生，找不到舟车劳顿前往的情感驱动。
我祖父十六岁离开渔溪，随后在三明的县城生根。父亲降生在县城，至于我，早已自诩三明人。三十多年里，我只回过渔溪一次，还是上幼儿园中班那年。彼时祖父身体健旺，也是带我回去吃酒。
孩童记忆浅。渔溪于我是抽象的、户口本上的一个地址，遥远的血脉之地。我对渔溪的认识来自百度百科：“渔溪镇古称虞阳，晚唐置镇，历史悠久，迄今有1000多年历史，是福清市老五镇之一。其四周地形开阔，北临东流入海的渔溪”，“渔溪镇旅外乡亲近4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有名的侨乡”……抛开冰冷文字，我对它所知甚少。
正欲拒绝返乡贺寿，老家人的礼貌周到却猛地跃进脑海，让我犹豫起来。
最近一次见到老家亲戚，是在祖父的葬礼上。2018年初，祖父没能熬过寒冬，临近年关时凉了身子。除夕近在咫尺，祖父却愈发遥远。家人忙不迭地操办丧礼，希望祖父在除夕夜前入土为安。对速度的执着让葬礼变得潦草，很多环节都能省则省了。
守丧第一天，渔溪却来了人，父亲就安排我招待老家人。曾祖父膝下无女，只有三个儿子，二伯公、四伯公，祖父排行老五（老一辈人堂亲间统一排大小辈分）。四伯公有两个儿子，二堂伯辉和三堂叔朝。大堂伯锦则是远房叔伯兄弟，由曾祖父收养。此番来祭拜祖父的，是大堂伯与二堂伯两家。他们驱车四五个小时，赶在祖父下葬前来道别，风尘仆仆。
初见面，他们围着我端详，我也盯着他们探看。全然陌生的脸上，我依稀发现部分自己的模样，支离破碎，却确凿存在。我在心里笃信，眼前之人与我有着隐秘的联系。
葬礼结束，我带着老家人在县城逛。作为旅游城市的三明县城，街角巷弄都有别出心裁的景致，我了如指掌。三十多年，足够我熟悉这里每条巷子。我侃侃而谈，都像推介故乡了。临别时，二堂伯拍着我说：“有空一定要回老家一趟，渔溪变化很大。”
想到这里，我便不再推脱，由着父亲把我带回渔溪。
2
酣春二月，天气尚寒，驱车四小时有余，我们才下高速，距离渔溪还有半小时车程。疲乏的困意来袭，让人睁不开眼睛。笔直的柏油路直通前进，道路极宽，常有满载的大货车超车而过，五米高的车身贴着我们，压迫感扑面。父亲说，渔溪交通便利，早年便是商贸重镇。
车行沿线，路灯通明，两旁人家却稀疏，灯火零星。我试图穿越暮色，却满眼陌生。窗外风物，任我如何调动记忆，也找不见熟悉的一鳞片爪。
回渔溪第一站，父亲决定拜访他的二堂哥——也就是我二堂伯，四伯公的长子。二堂伯长我父亲十岁左右，前几年刚过了七十大寿。说起他，父亲语带赞叹。二堂伯在当地颇有声望，当过村干部。在乡村，敢说敢干，旁人才会敬你，烈性子能集聚声望。父亲说：“你三堂叔用来盖房子的土地，便是他‘争取’来的。”
前些年，村子动土搞建设，铺路车压坏了家中三棵龙眼树。二堂伯拦下施工队，据理力争。他不同意赔树，而是要求赔偿一块地。正是这块地上，盖起三堂叔的七层小楼。
“没点本事，弄不来那块地。”父亲说。作为长子，二堂伯对外强硬跋扈，对弟弟妹妹却照顾有加，他是四伯公一脉的话事人。
二堂伯已等在门口。他比五年前略瘦了些，精神抖擞，面泛红光，牙齿略有黄渍，全然看不出年逾古稀。他迈步向前，握住我的手，手掌宽厚有力，有些粗糙。
“早就要回来看看，多走才亲。”他对我说，乡音浓重。
他家的房子面积百余平，每层都设计成套房的模样。正厅方正，两间卧房朝南，整体布局分明，只是稍显凌乱，茶几上胡乱摆着书本教材。卧房面积大，床铺摆在中央，显得孤零零、冷飕飕的。
二堂伯关心时政，言语间都是大事。他聊社保政策，抱怨农村社保的不公：“为何农民不能拿到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工资？”又义愤填膺：“就应该全部统一，城里乡下一个样。”
他对官场如数家珍，召开了什么重要会议，会议是什么内容，他都清楚。他甚至掏出手机，神秘地展示一段文字，据说是“官场秘辛”。
聊着天，二堂伯脸上红晕更胜。他日子过得悠闲：清晨六点起，先绕小镇健步走，风雨不改；紧接着接送孙辈上学；余下时间便在街坊四邻间游走喝茶，交流天下大事。他拍拍肚子，不无得意地说：“戒烟，还有锻炼，肚子消了大半，身子骨清爽！”
客厅里，两个孩子好奇地看我，我猜乱糟糟的茶几大致是他们的“杰作”。他们是二堂伯的孙辈。还有一个大孙女，成绩好，考进当地最好的中学，住校。说起大孙女，二堂伯颇为自豪。
“会读书以后的日子才轻松。”他冲着两个孩子说得恳切，没放过教育的档口。
夜深了，父亲留宿二堂伯家，我被安排去三堂叔家。两兄弟的房子相隔不远，步行可达。夜色笼罩，周遭都是拔地而起的七层建筑，一排排房子整齐排列，家家户户殿堂楼阁。
薄雾般的月光影影绰绰，穿越楼栋缝隙，铺洒在塞满窄巷的轿车上。渔溪之夜，夜风轻寒，时闻狗吠，一切于我都甚为陌生。
3
二堂伯也曾有过苦日子，80年代，他和大堂伯曾到三明务工，在我祖父家落脚。
渔溪临海，捕鱼凶险，靠天吃饭，饥饱难定。镇里少量土地也非良田，只连片种着些龙眼树，填不了肚子。彼时，连栋的高楼尚不存在，老家人待不住，纷纷外出讨生活。比较而言，三明倒是块福地了。那段时间，省内重工业策略性后移，不少企业从沿海迁往山区，三明人的日子好过。
我祖父母都在县城商业系统工作，计划经济时代顶好的单位。那时商品凭票购买，祖父近水楼台先得月，旁人买不到的，他都能优先购买，外加子女已长大成人，祖父母生活负担小，家境殷实。80年代末，祖父给父亲操办婚礼，很是风光。电视、冰箱和三用机（收录机），结婚“三大件”样样齐全，而且都是进口货。亲朋好友结婚，都要来家借三用机充门面。
大堂伯和二堂伯来投靠我祖父时，两人接连倒了五趟班车才到县城车站。祖父早已等在那里，他穿着暗蓝色中山装，正白的衬衣领子笔挺，脚上穿着厦门产的皮鞋。大堂伯和二堂伯则灰扑扑的，穿着洗得发白的便衣，手上提着简单的行李。渔溪海风大，把两人的皮肤都吹皱了。大堂伯有眼疾，左眼萎缩，只靠右眼视物。二堂伯干瘦，头发如乱草。
两人一眼望见祖父，憨笑起来，带着疲惫。祖父接过行李，把两个侄儿往家领。祖父的房子在青廉巷，是县城中心、芦烽山山麓。那一片都是政府公房，联排的两层砖混小楼很气派，住的都是干部职工，整条巷子也亮堂，人气十足。
祖父的房子在巷子中段，房子对面是一截豁口，早晨太阳升起，阳光第一时间就能铺洒到卧室的床上。祖母已备好午餐。半斤五花肉，用酱油烧好，香气四溢。祖父将两人领进门，安排住进偏房，再盯着他们把一桌饭菜吃干净。
第二天，祖父外出帮忙找工作。彼时户籍制度森严，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泾渭分明，农村人想外出务工极为困难。两位堂伯没有手艺在身，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力气，祖父多番找工作无果，两位堂伯只得在县城拉板车。他们守在天桥下，妻儿都还在渔溪嗷嗷待哺，微薄的收入难以糊口。
最终，两位堂伯只待了半年，便决定返身渔溪，另寻出路了。祖父又把他们送回汽车站。没能帮上忙，他颇有些愧疚。临上车，他递给两个侄儿一个包裹，装着些衣物、县城土产。他反复鼓励道：“不要怕卖力气，日子会好的。”
县城家中存着不少祖父与老家人的合影。祖父每次返乡，宗亲便相约在祖屋前合影留念。渔溪留着祖父太多回忆，也记录着祖父的羁绊。当然，情分也留两位堂伯在心中——留在三明的叔父（我祖父）心里还有老家，待他们是好的。返乡的时候，祖父多把我父亲带在身边，父亲一口不算地道的家乡话，就是在返乡途中与叔伯兄弟点滴学到的。
4
渔溪交通便利着实不假，笔直的马路把小镇连进密致的交通网，川流的货车昼夜不停。那些满载的货车，碾压柏油马路，发出沉闷的声响，夜色倾盖间，闷响尤为突出，扰人清梦。而且，我还有认床的毛病，所以夜宿渔溪的一晚，不算好眠。
清晨，我被车流声闹醒。三堂叔和婶婶已在餐厅等我，早餐很是丰盛，花生汤搭配着米糕和海蛎饼，都是渔溪特色小吃。花生汤软糯香甜，香气四溢，刚入口就令人精神一振，尽扫颓靡。婶婶见我大快朵颐，放下心来。
熬花生汤费功夫，婶婶五点便起，把去了皮的花生仁放进电饭煲。花生汤的绵密口感是被时间熬煮出来的。花生汤下肚，身子暖和起来，婶婶抢过我的碗，再添一碗。我竭力寻找话题，扮演恭敬健谈的晚辈，三堂叔夫妻也对我好奇，早餐桌上气氛和乐。
三堂叔曾是木匠，我父母结婚用的家具，多是请他到三明制作的。那些家具伴着我长大，几十年了还结实牢固，朱红色的漆面仍泛着光。但木工手艺难养家，2000年左右，三堂叔押上全家积蓄，远渡阿根廷。
说起那趟行程，三堂叔仍心有余悸。他说，自己语言不通，落地阿根廷后，必须按照中间人的要求，在准确的时间点到达指定的卡口，安检入关。机场很大，如织的人群挤在一排通关卡口外，人声鼎沸、语言纷杂。三堂叔定了定神才往前走，眼睛在关卡的编号上来回扫——他必须找到被买通的工作人员，只有从那里通过，才算是真正抵达阿根廷，如果走错卡口——三堂叔说到这里，停了停，看向我：“不仅自己，同行的所有人都会被海关扣下，遣返回国。一切都完了。”
签证盖上印章，只是苦日子的开始。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三堂叔晚上睡在公园长椅，以天为盖，以地为席。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必须在阿根廷扎下根。他先在华人餐厅打零工，安稳下来再把婶婶接去。几年后，夫妻俩攒下本钱，开起杂货铺，日子才有了起色。
三堂叔说得轻描淡写，其中艰辛不易却清晰可闻。
他们全家团聚又是几年后的事了。女儿高三，放弃高考，到了阿根廷就帮着父亲顾生意。儿子初三，在阿根廷完成高中学业，大学读了一年，也不了了之。说起这事儿，婶婶颇为懊恼，后悔当时没远见，尽想着早些赚钱了。
“我那儿子，当时成绩很好。”她说。
三堂叔脸老，头顶稀疏，神色总有些疲惫。谈及阿根廷的生意，他露出得意的神色。初到阿根廷，生意好做，比索（阿根廷货币）和美元汇率1比1，“买卖都是直接赚美元”。现下，南美经济环境不复往昔，阿根廷陷入经济危机，比索和美元汇率已狂跌至50比1仍有余势。更可怕的是，阿根廷汇率波动大，杂货铺的经营举步维艰。
疫情前，三堂叔夫妇才从阿根廷回国——难怪五年前祖父的葬礼上我未曾见到他们。三堂叔把阿根廷的生意留给一对儿女看顾，自己带着孙女回乡，孙女现下在市区小学，三年级，还是阿根廷国籍。
“不再回去，留在渔溪养老了。”三堂叔说，“从阿根廷回国，飞机得近两天，必须在荷兰中转。”
阿根廷和渔溪在地球两端，时差近12小时，一根隐秘的线，穿越地心，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如此遥远。三堂叔当初选择远渡，想必下了狠心。
渔溪多侨胞。过去日子苦，讨生活不易，同乡便跨过洋流寻求生机。最先离开的人最艰难。他们通过违规的渠道出国，在危机重重的新环境扎根，每道关卡都要人性命。很多人为了出国，躲在渡船的甲板下，有的尚未抵达，便魂归故里。
当然，这些艰难求生的老家人，已经开出花来。镇子里的高门大院，便是他们从海外淘金回来盖的，像极了一枚一枚勋章，荣归故里了。
前一晚，二堂伯说起当地经济，不无骄傲。在他看来，对渔溪的GDP统计不准确——家家都是侨眷，源源不绝送回家乡的侨资是无法计入本地生产总值的。事实上，渔溪比纸面上来的更为富有。二堂伯的女儿也在北爱尔兰，他盖起的小楼，便有女儿的功劳。
5
往前追溯，家族中最先远渡重洋的，其实是二伯公，也就是我祖父的大哥。他早在50年代便离开渔溪。
几个儿子中，曾祖父最疼爱二伯公。他是黄埔军校末期生，光耀门楣。毕业后，二伯公在厦门郊区警署当差，发妻和儿女都留在了渔溪老家。解放时期，曾祖父敏锐察觉到政治风向转变，便把长子送上南下的航船，二伯公就此流落印尼。
行程匆忙，发妻仍被留在渔溪，身边还有一双儿女，只能靠着来自印尼断断续续的汇款，艰难求生。她命途多舛，独子十四五岁游泳溺亡，留在身边的只剩多病的女儿。后半辈子，她未曾再嫁，一门心思将养女儿，所幸幼女顺利长成。
那时我祖父也会收到来自印尼的包裹，有时是粮油、有时是印尼土产。但海外关系也是危险的，漂洋过海的包裹会引起警惕与怀疑。
祖父靠读书一步步从渔溪乡下走进省城中专，如果不是政审有瑕疵，他还能进入更好的学校。50年代，祖父被分配到三明工作。在单位，祖父是高材生，业务能力过硬，却并未得到重用与升迁，除了脾气臭硬之外，也与亲哥哥身在海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各单位鼓励把干部调到下层机构去工作或送到农村、工厂去“锻炼”。在这场运动中，祖父首当其冲被“选中”。
年轻时，祖父烟酒不沾，下放让他性情大变，又烟又酒，祖母都快认不出了。他一路考学，并没有耕种过田地，乡下的田地能吃了他，抽烟喝酒大概是日子太过苦闷的缘故。一直到退休之后，祖父才戒掉香烟，对酒则痴迷了一辈子。
祖父下放农村时，祖母则留在三明县城，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一栋木屋里。多年后，祖母还常述说当时的恐惧：木屋老得看不出年纪，木桩与墙壁都是暗色，看不清纹路，能吞噬昏黄的白炽灯光，周遭类似构造的木屋挤在一起，把狭窄的甬道挤在中间。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她独自穿越漆黑的街道，石板路上，鞋底哒哒哒的声音来回回荡，总让人疑心有人尾随。
回到木屋也不安生。木质阁楼上老鼠来回穿梭，像是知道家里没有男人，欺负孤儿寡母。祖母的恐惧不仅关于居住环境，侨亲的关系也让她惊慌失措，她做好了随时被“下放”的准备。
二伯公此生再未踏足渔溪，他在印尼再有家室，生儿育女，这一支血脉音讯渺茫。关于他略显传奇的故事，多是这次返乡我从族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的。
在大堂伯的寿宴上，我见着了二伯公的女儿。这个艰难长大的女人，如今身材肥胖，嗓音沙哑。她的母亲，二伯公留在渔溪的发妻，早在90年代便已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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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堂叔家吃完早餐，父亲带我去拜访大堂伯，这次寿宴的主角。
宗族亲戚住得近，大堂伯与三堂叔家仅隔着一条窄路。大堂伯兴致极高，八十岁高龄的他，身材比五年前臃肿不少，缓步走来把我们引进家门。
同乡喊大堂伯“独眼龙”。他的右眼失明，眼眶已缩成一团。许是年纪大了，仅剩的左眼也有些浑浊。大堂伯是养在我曾祖父家中的，当初，他父亲过世，母亲改嫁，所幸曾祖父收留，才磕磕绊绊地活下来。
大堂伯和我祖父年龄相差不大，两人自小生活在一起，关系极好。此番返乡，大堂伯拉着我，一再说我长得与祖父神似，接着感叹时光飞逝，自己竟也行至八十了。
大堂伯的独子专门从墨西哥回来为父亲做寿。谈及儿子，大堂伯很骄傲，说儿子现在在墨西哥“赚大钱”了。
大堂哥身材与大堂伯相若。中等身高，精壮，大嗓门。叙谈间，他电话不停，听来都是生意琐事。他语气急、声量大，方言利落，颇有气势。
当初去墨西哥，大堂哥也是逼不得已。他原本在国内投资煤矿，遇到国内能源改革，旧能源的生意一落千丈，欠下巨额债务，最落魄时，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不得不卖出自家住房。但身边朋友无人接手，房子最终被银行拍卖，颜面尽失。清偿欠款后，留在手上的钱不足二十万，堂哥一咬牙，用这笔钱去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堂哥做箱包生意，从义乌皮包城进货，经由海运集装箱，把箱包铺进墨西哥城。几年间，他从煤矿生意的泥沼里爬起来，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属于他的集装箱从太平洋横穿而过。
大堂伯对寿宴很看重。大堂哥专程回国，早早在渔溪最好的酒楼定位置，给一众亲朋发请帖，连远在三明的我父亲也没落下。我理解其中的意义，寿宴必须办得气派，这事关家族脸面。
听闻墨西哥营商环境的崛起，三堂叔极有兴趣。他打算结束阿根廷的生意，鼓动子女改道墨西哥。阿根廷比索贬值太快，他经营多年的杂货铺过去转手能卖两百万人民币，如今只值四十万了。
参与宗亲聊天是艰难的。渔溪通用方言，我母亲在三明土生土长，父亲则是渔溪“移民”，家中惯用普通话交流，我从小缺乏练习方言的环境。在我看来，方言是故乡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我身上独独缺少这块文化基因。
聊天中，得知曾祖父身后留下的老房子依然留存，我颇有兴趣，叔伯们顺势要带我去看看。那几间位于十二间排的破屋，是他们长大的地方，也是祖父长大的地方，算是我的祖地。
十二间排是渔溪镇的一条老街，过去镇子的繁华之地，我祖父祖母皆出生于此。
祖父母是街坊乡亲，但结婚前二人并不相识。祖父大祖母九岁，祖母长成时，祖父已外出考学，祖母只是听闻祖父是十二间排出了名“秀才”。祖父在三明县城落脚，一年回乡省亲，好心人牵线，才与祖母结识。
祖母年轻时貌美，鹅蛋脸，两条麻花辫垂在身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祖母家境好，父亲开铺，经营一间杂货店，手还巧，能做篾匠，还通晓木饰雕花。在他的操持下，一家人日子红红火火。
反观祖父，家境伶仃，几间破房着实不像样子。但祖母的父亲喜欢祖父，他把小伙子叫回家，两人吃了一顿酒，便相中了眼前这个会读书的年轻人。他把祖母叫到跟前，说：“跟着他去，不会吃亏。”从此，祖母便跟着祖父离开渔溪，落地三明了。
祖母怀头胎时曾回十二间排养胎。彼时，她不过二十出头，弱不禁风，未来摇摇欲坠，她把握不住，渔溪的十二间排才能让她安下心。那几个月，她再次和母亲睡一间屋子，贴身相伴。有母亲在身边，剧烈的妊娠反应也不那么骇人了。
那个孩子最后没能养大。祖母告诉我，是个女孩，一岁多得脑膜炎走了，我该叫声姑妈。
过去祖父祖母的聊天间常提及十二间排。离开渔溪几十年，那里仍是祖父母记忆中的灯塔。那里的老邻居，谁家孩子娶媳妇，谁家老人过世，他们都知道，就像没离开过似的。祖父说，渔溪临海，夏天多台风，暴雨时道路泥泞，走过巷子全身会溅满泥点子。
无论身体如何远离，生命的根系是不会变的，祖父祖母如是，远走海外的宗族亲眷亦如是。十二间排总能反复出现在同乡的对谈之中，犹如涓流入海。
7
从大堂伯家往东，叔伯带着我步行约二十分钟便到达十二间排，现在这里叫“横街路”。
十二间排早已变样，乡贤们出资，改造了古街，泥水路面变成青白的水泥，再也不怕暴雨天气了。街巷两旁仍有岁月痕迹，不少木质房屋保留下来，晃晃悠悠。一户人家大门敞开，堂屋放着电视剧，主人躺坐屋外，悠闲地和邻居聊天。
十二间排中段是“基督教中心街堂”，高耸的十字架意味基督教在此生根。大海让本地人生出飘摇无依之感，需要从宗教中获得归属。教堂比周边木屋华丽，但大门紧闭。叔伯解释，每逢礼拜日，这里才会热闹起来。
古街往外，有小片龙眼树林。过去，渔溪广种龙眼，十二间排附近全是果树。盛夏，龙眼结果，深翠的叶面下坠满成团浑圆的果实，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跑出门，聚在龙眼树下，配合着摘果。夏风阵阵，乡亲躲在树下阴凉处吃果子，那段时间，能把龙眼当饭吃。
小时候，我也吃过渔溪的龙眼，是四伯公带来的。祖父的二哥忠厚老实，带着一麻袋透甜的龙眼来三明。那些龙眼被精心挑选，保留着一小段枝丫，保证新鲜。和三明本地龙眼不同，渔溪龙眼个头不大，但是肉厚子小，甜丝丝的。
如今龙眼树林只剩小小一片了。只有目光所及的老树，在乡村改造中幸存下来。这些龙眼树树干呈黄褐色，外表粗糙，偶有微凸的小瘤体，树龄逾百年。叔伯感慨，他小时候龙眼树便是如此，“现在我都七十了”。
站在龙眼树下，我感知与渔溪的联系。祖父曾吃过这树下的龙眼，凝望过沈翠的叶冠；而我也早在人事不知的幼年，品尝过这片土地的甜蜜。
古街尽头，出现一口水井。父亲兴奋地向前，说，看到水井，便是到家了。过去他回老家，几位堂兄弟便带着他围着这口井玩。跑得远了也不担心迷路，只要找到水井，就算找到了家门。
这口井很小很矮，被塑料盖封着。二堂伯说：“这口井现在已经没人用了。”
十二间排街尾，祖宅到了。饶是有所准备，它的破败仍出乎我意料。这栋被反复提及的老房子，院落只有一进。一圈瓦房，围着近百平的天井。天井杂草丛生，乱横的竹竿上，零星晾晒着老人的衣服。瓦房木石结构，木头与砖块混杂在一起，泥黄色的砂浆暴露在外，多数瓦房因年久失修、无人居住而风雨飘摇。
交谈间，一位依母（老妪）缓步走上来。她应该是这里仅剩的住户，天井里衣物的主人。依母狐疑地看着我们，叔伯上前打招呼，她才热情起来。
祖宅如今是半个宗祠了，宗族有活动，会放在这里。堂屋正中央，挂着历代宗亲木匾，沉黑中透着木色，有些古旧。二堂伯指着西南角落的一间老房，说他们一大家就曾住在那里。房间上着锁，我透过门缝往里望，不足二十平的房间里堆满了杂物。四伯公有五个孩子，我不敢相信这间房能安置如此一大家人。叔伯都笑了，过去住房紧张，家家户户都是蜗居。老房上方搭建阁楼，便是所有孩子的卧房。
“在过去，人和牲畜同居的都是有的。楼下养牛，楼上住人。巅峰时期，祖宅挤进十来户人，摩肩接踵了。”二堂伯颇有些感慨。
看着眼前的祖宅，我想起祖父——他便是在这里度过少年时光。
8
1930年代，祖父出生在十二间排，是家中老幺。
祖父儿时日子苦。曾祖父有三个儿子，但各有不同的母亲。祖父尚小时，亲生母亲便已西去，以至于他一生不能辨明自己准确的出生年月，身份证上的日期，不过是糊弄旁人罢了。
曾祖父是渔溪的蛇头：他组织关系、船只，把在本地难以糊口的乡民送往国外讨生活。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局势转换初有苗头时，快刀斩落麻地把大儿子送往印尼。曾祖父义海豪情，但却不顾家。别的蛇头赚大钱、买房置地，他却乐善好施，乐于接济亲族。谁家缺衣少粮，都找他桥借，自家日子却过得紧巴巴。
曾祖父1961年过世，在我父亲出生前几年，享年六十七岁。他于我全然陌生，以至于这次返乡才有机会在二堂伯门厅见到他的遗像。我细细端详，那张脸熟悉又陌生，我身上的血源自于此。
祖父不足十岁，曾祖父续弦，新妻带着女儿改嫁进门，自然是不愿待祖父如亲生子的。祖父年纪轻轻便家务缠身，要砍柴，要打菜侍弄家畜，劳作不勤还会被后母责备。毕竟还是少年，贪玩，有时回家晚了，饭桌早已收拾一空，那顿饭便没了着落。
所幸祖父天资聪颖，听老家人说起，他总是乐呵呵地四处耍，从未见他在书桌前枯坐，考试成绩却出奇好。比较之下，祖父的二哥——四伯公就差一些，虽是勤奋肯读，却成效不显，始终没读出名堂。
祖父一路高歌猛进，十六岁考进福州财经中专，走出十二间排。往后的日子，都是少年郎靠读书铺就的。
那个年代，读书就是赚钱。刚参加工作，祖父的工资便有近四十元（那时大米只要几分钱一斤）。每个月，祖父省下近半工资，寄回老家，曾祖父很是满意。
祖父的继母也是奇女子。她一生只有一个女儿，在乡村，如此是无人养老的。三个继子，老大漂泊印尼，老三远在三明，她索性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留在渔溪本地的四伯公——这样四伯公既是继子又是女婿，她不怕他不给自己养老。
老太太长寿，活到八十七岁，安享晚年。老照片里，她面似银盘，眉目严厉，阴沉着坐在正中间，极有家长的派头。祖父和四伯公分坐左右，其他小辈乌泱泱地站在后面。
叔伯们带着我走进祖宅，我们在此久久逗留。老房子具象地立在我眼前，和照片里颇有区别。我带着好奇探看、流连，寻找祖父的痕迹，这间老屋便与我也有了联系。
出了祖宅，迎面遇见一位耄耋老人。老人单薄，没有拄拐杖，风吹即倒的模样。父亲和叔伯围上去，叔伯介绍，这是祖父的发小，从小光腚一起长大。过去祖父但凡回渔溪，都会找他下象棋。
老人颤颤巍巍，眼睑透着血红。他指着父亲，一再确认，确认他是祖父的儿子。别过后，我仍回头张望，老人没走两步，便坐在一截土桩上歇脚。
如果祖父还活着，也是这般年纪了。
9
临近正午，我们离开十二间排，步行去参加寿宴。
大堂伯的寿宴放在渔溪最好的酒楼，他们一家已在迎宾。人们彼此用家乡话客气问好，人群中应该还有宗亲，只是返乡时间尚短，我还来不及认识。
酒楼二层，大堂伯的寿宴与另一家的订婚宴共用大厅。大厅约篮球场大小，两家各有二十来桌客人，人潮挤攘在一起，难分彼此。
一个小男孩坐在我身边，小学一年级，和我当初返乡时差不多大。细问之下，男孩的父亲是我远房堂哥，也在阿根廷做生意。在渔溪，这类情况多见，父母出国谋生，年幼的孩子留给老一辈照料。等到孩子更大些，出国抑或是靠着海外关系获取高考优惠政策，在国外赚美元的父母都能提供更多帮助。
我与这个侄子很投缘。孩子脸胖，眼睛亮，大厅闷热，他脸颊泛起驼红。如果我早些结婚，大概也能有这般年纪的儿子了。
渔溪临海，从寿宴的菜品可见端倪。寿宴从黄瓜拌海蜇开始，途径娃娃菜蒸螃蟹、白灼虾、蒜蓉粉丝蒸鲍鱼……一直到清蒸龙胆鱼，尽皆生猛海鲜。大堂伯在寿宴上费了心思，酒席绵延，我几度认为菜已上齐，之后仍有美食上桌。
小侄子在一旁手忙脚乱。吃海鲜是精细功夫，他吃力地从虾壳蟹脚之间寻觅细微的绝味，还学着大人的样子，拿出塑料袋，把没有吃完的餐食打包，精打细算的样子惹得众人发笑。他说家里还有个哥哥，“要带回去给他吃”。
酒宴过半，大堂伯兴致很高。他领着家小逐桌给亲友敬酒，“别客气，好吃好吃！”每到一桌，大家便齐刷刷站起身，给大堂伯祝寿——“祝寿星百子发千孙，合家老幼乐安康”“福寿延年，命活长长”，人人都语带吉祥。
另外半个大厅也很热闹。订婚人家请来经验老到的司仪。司仪妙语连珠，和到场的亲朋默契配合，你来我往间，酒宴气氛高涨。紧接着，司仪登台献唱，几首闽南语歌唱得地道，现场掌声不断。
宴席尾声，小侄子用纸巾使劲擦手，海鲜残渣留在手上，让他不自在。他看向我，我识趣地领他去洗手间。我牵着他，在拥挤人潮之间往前穿。他突然抬头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渔溪对我来说，是“回”还是“来”，我心中没有定数。
寿宴上，父亲同样满载而归——大堂伯给每位到场亲朋准备香烟做伴手礼，二堂伯见无人吸烟，索性让父亲包圆，父亲喜滋滋地收下桌上一整条香烟。香烟之外，伴手礼还有粮油和大米，寿宴办得非常客气。
二堂伯用本地话说：“锦（大堂伯）乐坏了，他自己讲，人生够本了。”
盛大的寿宴、满门的宾客让大堂伯骄傲，几乎要掉泪。当初，身患眼疾的他离开渔溪，或许就是为了一次盛大的宴席。如今，远行的儿子完成了他的人生夙愿，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寿宴结束，我们回到三堂叔家围炉煮茶。闲谈间，父亲有感而发，主动说起今年清明要返乡扫墓。曾祖父和先祖都埋葬于此，而过去几十年，我们一支都没尽到子孙责任。
二堂伯作为四伯公家的长子，过去是他每年探望祖先。扫墓不是轻松活，祖坟山高路远，丛生的杂草会覆盖道路，每年都得带着镰刀进山，从头开路。进山要带光饼（福清市传统特色小吃）和海鲜。祭祖之后，后辈围在坟头，吃光饼，配海鲜，最后还要把海鲜脚留在坟头。这是告诉世人，这不是无主孤坟，这家的香火，还在燃烧。
此番回渔溪，激起父亲的乡土之情，他决定替祖父担起责任。这个清明，他注定忙碌。祖父安葬在三明县城公墓，和本地人葬在一起。公墓建在城北山坳，县城多山，不足十平方的墓地层层叠叠，梯田似的，规矩地靠在一起，远方是叠翠的山林。父亲买了双穴墓，祖母以后也会葬在这里。今年，父亲先要在三明帮祖父扫墓，再动身前往渔溪，跟着宗亲上山尽孝。
三明和渔溪，都让他割舍不下。
临近傍晚，我决定离开渔溪。
过去，我与老家渔溪之间，是透过祖父的记忆维系，但随着他的离开，我已经不知该以何种姿态重新与渔溪建立链接。此番返乡，叔伯宗亲都很客气，热情招待，我却仍觉得时光像是一堵越来越厚的墙。祖父的记忆在消散，渔溪留给我一种走不回去的感觉，我无法长久停留。
或许，我便是没有故乡的人了吧，我在心里想。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正好
编辑：唐糖
题图：《江山如此多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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