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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欢迎来到网易文创 · 人间工作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联合主办的 “ 奔跑在数字时代 ” 征文大赛终审评委访谈特别节目。本次大赛分为虚构组和非虚构组，自3月24日至12月30日面向全社会开放征稿，详情及投稿方式可查看页面下方的链接。
为了让参赛者和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大赛，我们与特邀评委团的评委进行了对谈。在对谈中，评委老师们不仅从“道”的层面为大家解析了征文的内容和方向，同时也从“术”的层面，就写作本身可能遇到的困惑、难题，给大家提供了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特邀评委团的评委都是来自文学界知名的批评家、作家和教授。除了对征文活动的内容和方向进行解析，他们还从自己的专业与兴趣出发，聊到了更广泛的话题，如北京与故乡、自我与世界、城市与生活、女性主义以及当下热门的ChatGPT等等。
不论您是参赛者、文学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相信这些对谈都将是与您有趣且不负时光的相遇。
点击即可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嘉宾：乔叶
出生于1972年，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认罪书》《拆楼记》《藏珠记》等多部，中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打火机》等多部以及散文集《深夜醒来》《走神》等。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23年8月，乔叶的《宝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关于这次征文，乔叶老师希望写作者在这个看似强调“速度”的主题下，要有“反速度”的态度，且在这种撕裂中去寻找创作空间。作为评委，她表示自己更看重作品情感的真挚，而且她觉得“人之常情”这个“常”字特别重要。而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打通不同年代的感受和“常情”。同时，她说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年轻写作者都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去抵达“真实”。
从你熟悉的生活去下笔，抵达真实
沈燕妮：当听到“奔跑在数字时代”这个征文主题时，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您认为数字时代对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乔叶：对于这个主题，我第一反应是它像奥运口号，充满了速度感。但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会本能地对这种“速度感”存疑。因为写作属于精神生活，优质的精神生活一定是“慢速度”的，它建立和成长像是良木，比如银杏、黄梨木的生长一样，从来都是慢的。正是因为慢，我们才会饱满和从容，才会丰饶和深沉。而很多珍贵的情感和体验，也需要在“慢”这种节奏中才能真正感受到。
我在2005年就写过一篇小说就叫着《最慢的是活着》，写的是老祖母的故事。我一向倾心于“慢”这种调调。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的是数字化时代下出版的迅猛发展。我当时说，这都是传播的事情，在进入渠道后才会有展示。我们作为内容生产者，要像种庄稼的人一样，按照精神的四时节序来进行，好好种植我们的“庄稼”。越是提倡速度感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警惕，越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感。
所谓“数字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认为它是有参照性和对照性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时代在强调“速度”，我们就需要一个“反速度”的态度。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撕裂感，但这种撕裂也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创作空间和思考空间。
沈燕妮：“数字时代”读着跟文学的距离的确有点远，又加上“奔跑”，是挺撕裂的。其实，我们设置虚构与非虚构类的小主题时，我们也想把速度降下来，让大家把眼界放宽一点，拉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维度，或者是更日常的空间维度来看待这个主题。比如虚构组里“北京青年”这个小主题，就可以写写你在北京的生活；非虚构组里面，希望大家写写被互联网改变的人生等。
那围绕这个主题，您期待看见什么样的作品？或者，您觉得对当下社会有影响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乔叶：对我来说，最能打动我的元素就是情感。文学是人学，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们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深入了解人性，体会感情，然后通过作品将这些情感传递给读者。有些作者手生，写出来的东西疙疙瘩瘩的，有些幼稚，但是他的情感浓烈、真挚，这样的作品能够打动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作品本质上的好，是我最看重的闪光点。
沈燕妮：也就是说，就算写当下这个时代，你依旧不能脱离一些最本真的或者最朴实的感情，才是更吸引大家的点，对吧？
乔叶：当然了。我觉得“人之常情”这个“常”字特别重要。而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打通不同年代的感受和“常情”。
如今，代际分得很细，但这些代际词汇其实是很虚幻的，可能是媒体对人及其生活的一种框定，很方便，同时也很粗暴。比如，你说，北京的95后、上海的95后和河南乡村的95后是否完全一样？不一定吧。
真正有质量的文学写作应该打破代际的限制，打通这些表层词汇，关注人性和情感的共通性，直入人心。这是特别有意义的。
沈燕妮：这让我想到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这是他很多年前写的作品，写的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但因为影视作品的助推，该书重新引起公众关注并加印。重新阅读时，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情感。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看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迅速翻新。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
乔叶：所谓的迅速翻新，真的翻新了吗？我其实会打个问号。这更像是将房间表面刷了漆，漆很快就掉了，也未见是真的翻新了。毕竟房间还是原来的结构，只不过这代人刷了绿色，那代人刷了红色而已。
另外，我刚提到“人之常情”，小说也是写日常之事，这个“常”字就能打通很多。大家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反过来说，也说得通——“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你说，如今会有多少从里到外新的事？也没有。
而这个“也没有”其实很令人安慰和踏实。这让我们能够理解唐朝的事儿，能理解梁晓声老师《人世间》写的那个年代的事情，能理解路遥写的（世界），也能理解余华的《活着》，甚至我们能理解《红楼梦》林黛玉他们这些人。
其实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打通了时间的限制，让时间不是一个很小的概念，而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这样一来，时间就不是我们手机上一个不断跳动的数字，它变成一条生命的长河，是更绵长的一种生命体验。
沈燕妮：您其实拓宽了这个被限制的主题，不管是奔跑在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活在当下，但依然和各个时代都有着很多共通的情感。当然，还是有不少写作者说，对于这个主题难以入手，没在大厂工作过，也不认识做互联网的人，咋写互联网？
我说其实不是让大家真写互联网，去写一个职场小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单纯设置一个很窄的职场选题就可以。但是如何能让大家写出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又能不受主题限制，才是我一直觉得比较困难的问题。乔老师说站在这个题的位置，可以往前看，也可以往后看，往前看有一些幻想或者高概念的东西，往后看，就看大家都过过的这么长时间的生活。
乔叶：对，你可以想象“奔跑在数字时代”是某一个人，我们假设他爱奔跑，他就是一个节点，他不可能跑到未来。他往前看到未来，往后看到历史，这个书写领域是很宽阔的。
沈燕妮：除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其他切实可行的建议？作为一个新手写作者，我怎么样去寻找到最合适我写的东西下笔？
乔叶：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熟悉的这一块。
大赛分为虚构和非虚构组，这两者表面上看不属于一家，其实是一家，都是要解决一个怎样抵达真实的问题。非虚构当然要抵达真实，虚构小说其实是要抵达一个更深邃的真实。
有时候，小说像扮猪吃老虎，有一个伪装、虚构的外壳，但是一定要“吃”到一个真的东西。虚构是小说的武器、一个工具性的东西。我们就地描摹事实是很困难的，有时候需要这种技巧性或者工具性的东西，把事实从原来的地方引出来，然后找到一个更深的真实。我们写非虚构是为了真实，写虚构也是为了真实，怎样抵达真实更重要。
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或者写作初学者来说，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仔细观察，沉浸式体验，然后诚实地去表达，这是一种很好的写作方式。按照这种方式去写作，可能不会写得很出色，但至少不会太糟糕。
《宝水》像一个切片， 但我希望它足够丰富与宽阔
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2023年8月，《宝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11 ）
沈燕妮：《宝水》是您的最新力作，书中有没有您自己的一些经历？
乔叶：如果说跟我自己完全没关系，那肯定不对。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作家写的都是自己。哪怕他写唐朝的故事、写杨贵妃的故事，一定折射着对自身的认知，折射他对世界、对生活、对人性的认识。
当然，《宝水》跟我个人生活也不能完全对号入座。我有十几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我的成长经历是不断地远离我的故乡的过程——从村里到县城，到省城，又到北京。我以前想象中自己应该是越变越洋气了，没有乡村之根了。后来发现，其实我的乡村之根非常活跃。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都在乡村，都还在老家生活，同时也因为我在写作中要被迫地学习和审视自己的来路，这就是一个返程之旅。
在写《宝水》的过程中，我做了七八年的功课，心态很复杂。我在七八十年代度过了童年时光，现在新时代的乡村与那时的乡村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导致了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的政策对乡村的问题进行了调整，不断地投入资源和利好，希望能够实现乡村振兴。
做功课的七八年时间里，我跑村、泡村。“跑村”是我大量地看各个地方的乡村，穷的，富的，不穷也不富的，河南的，河北的，我看了很多乡村样本。“泡村”是我深度观察了几个乡村，了解他们这几年的发展，村民到底是怎么想问题的，转型中新与旧的纠缠等等。毕竟所谓的“新农村”不是哗哗地就出来的。
《宝水》只写了乡村的一年，这一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后面有漫长的历史。它像一个切片，我希望它希望足够的宽阔和丰富。
唐糖：乡土文学是文学里一大流派，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如今，您觉得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写作者，如何再去进行这种乡土叙事？您觉得自己属于这一流派吗？
乔叶：在大的文学传统里面，我肯定属于乡土文学。但是不同代际的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遭际不同，我要在这个链条上做“新质”的表达。
比如赵树理写的解放前或者刚建国时期的乡村，《小二黑结婚》反映的是那时候的新人新貌。“文革”之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这时候乡村是稳定的，村长村支书很有权力，农民们都安于在乡村，自给自足，承担各种各样的赋税任务。在这种相对保守和封闭的环境里，有很多的内部冲突和矛盾。对此，李佩甫老师、阎连科老师，他们都有所表达，那是他们的乡土文学。
1991年以后，乡村世界逐渐打开，（农民）到城里务工，乡村逐渐空心化、破碎化，还有留守儿童等问题出现，毕飞宇老师写了《哺乳期的女人》，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当然还有我的同代人梁鸿老师写的《中国在梁庄》，是非虚构作品，她写村里人出去打工，在全国各地的生存状态。
因此，在这个乡土书写的链条下，我在写作《宝水》时，肯定要做一个参照，思考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价值在哪里以及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是说我要写个“乡村振兴”的故事，就扎着头去写了，不是的。我其实要做一些学术的准备，把自己作为（乡土书写链条上的）一个节点，我在这个节点上写这个小说，那么我就是希望它具有一个尽量丰富维度。
沈燕妮：我们做非虚构这么多年，人间也涌现出了很多乡土主题的稿件。作者该如何站在当下这个角度，去靠近乡土书写这一文学传统呢？
乔叶：其实就是从自己身边的事写起。比如像黄灯老师，她的《大地上的亲人》就是从她作为一个媳妇回乡过年开始写起的。她自身有非常真切的感触，作品就有真诚的力量，这是文学很基本的力量。
当然，你不能要求她写得非常全面，但是她有个体的真实，只要是真实、真诚地表达就很有意义。你想，甲写了他的真实，乙写了他的真实，丙写了他的真实。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真实地表达的时候，碎片化的真实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真实。
沈燕妮：那在当下这个时代，您觉得对乡村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和城市相比，人们面对时代发展或者转变的这种速度，乡村有一些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反应？
乔叶：相对城市来说，乡村属于信息抵达的末梢。有时候我们今年读到的一个新闻或者八卦，他们明年才知道，但其实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好玩的地方在于，我们是用城里人的视角，来说对乡村最大的冲击是什么，但其实对乡村来说，它可能并没有感受到。
唐糖：不过，像在《宝水》里面，他们做客栈生意，就需要在网上去发布客栈的相关信息。那么乡村相对城市的信息滞后感是不是就没了？
乔叶：对！但同步的信息要变现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变现的话，快一点、慢一点好像也无所谓。比如女主人公青萍和她后来的丈夫老原，他们跟外面打交道比较多，来找他们住民宿的人就比较多，但他家店就10间房，这个资源用不完，她就要想分给村里其他哪一家民宿。青萍慢慢意识到这种信息优势是一种“权利”。
当然，这种“权利”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它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公众资源。毕竟拿个手机刷刷抖音，或者说注册一个什么平台，这不是多么难操作的高科技，五六十岁的人只要智力正常，其实都挺容易共享这种资源的。
手机面前人人平等嘛。
沈燕妮：权力结构变了，这也是一个能展开的新话题，尤其是近两三年抖音、快手的下沉。信息带来权力结构的改变，大家会有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希望有作者能好好写类似的东西。
乔叶：我之前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头条故事》，倒跟这个话题比较密切。主人公是一个文化杂志的主编，她本身是一个慢速度的人，在网上发头条号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遭到了大量的网民的攻击，然后就写她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情。
女性有局限，男性就没局限吗？
唐糖：《最慢的是活着》里写的是祖母，《宝水》也有一个重要角色“九奶”，然后又通过写九奶代入了主人公青萍的奶奶。想问问乔叶老师，为何比较倾心于写“奶奶”？
乔叶：我先谈奶奶对我的意义。有个评论家说我的小说里总有一位奶奶，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后来一看确实是。
《最慢的是活着》其实比较真切地表达了我对我奶奶的这种认识。与此同时，我想写出很普遍的一个生命体验，也就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前辈。
我奶奶裹小脚没裹成功，等于是半个小脚，还带着旧时代的痕迹。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她特别重男轻女，孙子辈里，我们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不动筷子，女孩不准吃饭。我小时候老跟她干仗，整天气她。我曾经认为她特别落后，文盲不识字，是个封建旧社会妇女的代表。
等我成年后，我和她聊了很多，才慢慢理解她，认识到她的聪明与智慧。我奶奶在当时也是叛逆少女，在她那个年代是具有先锋性的——比如我爷爷是烈士，我奶奶当时为了找他，带着我父亲，走了很远的路到徐州去查看；比如她在村里面为人处世，都带有智慧的，包括她裹脚的时候也是经过斗争，才不裹了……当然，她还是有局限性的，但我们谁没有局限性呢？
《最慢的是活着》是写的我对奶奶的理解。这让我觉得隔了半个世纪的人，是可以互相照见的，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当然，我们之间还有很深的爱。
到《宝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写完对我奶奶的感情，需要在新的背景下继续延续。
因为我要写新农村，但是“新”不是凭空而降的，是有一个基底的——我们特别悠久的传统。
他们老说新农村“新”在哪里，我觉得“新”分两种，一种是特别表象的新，道路的新，房子的新；另一种最难表达的也最有意思的是内在的隐形的新变化，人的观念、伦理、情感等等的“新”。比如相亲，以前是什么状态，现在又是什么状态；比如，以前我家里没葱了，到你家菜地薅几把，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但是现在搞新农村，做民宿了，这一把葱炒鸡蛋，炒出来20块钱，你就不能去薅那把葱了，它已经变现了。
这种变化是会影响人际关系的。
我里面还写到了契约精神。城里面的契约精神非常清晰，这是陌生人社会互相不信任形成的，必须有契约来约束。到乡村就不一样了，《宝水》里有一个情节，一个外来户想去买闷坛肉，农户豆嫂本来早就答应给他两坛，后来豆嫂说亲戚要，就不给了。对方知道后就非常生气，说豆嫂没有“契约精神”。
乡建专家知道此事后，便说，契约精神的本质就是利益保护，当人觉得契约不能保护他的利益，你不要指望他遵守。而且怎么理解契约精神？乡村人的亲戚关系是几辈子的大契约，你外来户就是个过路客，他凭什么要为你违反人家的大契约，遵守和你的小契约呢？他一定会选择一个大的契约，要不然何以在亲情关系中立足。所以，在乡村里，所谓的契约精神不是一个纸面上的那么简单，它背后拖着长长的影子，长长的人情。
因此在书写新农村的时候，这里面的“新”与“旧”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我书里面写到的九奶，她是作为乡村的传统精神、乡村的老灵魂来存在的，特别让人信任、安慰和踏实。我希望她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象征我们民族精神里特别传统、仁厚、深沉的那一块。九奶是个接生婆，她接生了很多人，从来不收钱，但是她会收各种东西，因为乡村规则里，让人接生，也不兴空着手。一个新生儿接下来以后，她一定是要带点彩头走的，比如鸡蛋之类的。而她这样一个人离世的时候，众人是抬棺把她送走的。
唐糖：乔叶老师，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你有特意去强调自己的身份吗？或者你作为女性，你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承载着这个时代哪些比较特殊的基因和价值观念呢？
乔叶：我20多年前开始写小说，那时候特别流行中性写作，现在也还有这个腔调，说“雌雄同体”的写作是高级的写作，也就是写作时不要偏向于任何一个性别。我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后来发现还是很反人性的。因为你是个女性，你想克服掉还是蛮难的。
其实，女性有局限，男性就没局限吗？我觉得它是伪问题。另外，有局限一定是坏事吗？我也不觉得。如果说局限是一个坑，我们把这个坑挖得足够深的话，这个坑是不是也能承载很多东西，局限本身也会成为一种特点，成为一种优势，一种站位。
我后来有意识地开始把身份当成一个“福利”去做。我本身就是女性，我当女性这么多年，我很诚实地依照我的性别去认识自我，去做更深的女性表达，有什么不好呢？
2019年，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就叫《她》，收了9个短篇，小说里的女人连名字都没有，就是一个“她”，主人公都是直接从她开始，就是一个性别的问题。从那时候开始，我可能就有意识地进行性别写作。
今年春天，《宝水》得了“春风女性奖”，戴锦华老师给我颁的奖。在小说里面，我写了一系列的女性，从九奶、大英、青萍，然后三梅（秀梅、雪梅、香梅），然后年龄更小的曹灿，中间还有外来的支教大学生周宁。
我希望我写女性的维度也是丰富的，有一定代表性。而且，我觉得女性和女性之间有更深刻的理解。
《宝水》里，写到了青萍跟香梅的关系。香梅是村里一个漂亮媳妇，因为她不是处女，嫁给她老公后，她老公就一直过不去，老打她。香梅就反家暴，还找她初恋情人，这些秘密都只有青萍知道。两人一块外出的时候，香梅就去找情人，让青萍给她打掩护。青萍当时是有点愤怒的，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是更多的是心疼香梅、理解香梅，不会对她进行道德打压。
所以，我觉得女人和女人之间在同频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男人是很难进入那个世界的。
真正的写作要脱离“朋友圈写作”意识
唐糖：我也接触过一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大多就是从我的奶奶、我的爸爸，这种很近的人开始的，所以想问一下乔老师，对于这样的写作，如何能写得出彩。
乔叶：我觉得写亲人，当然是很便利，因为你整天跟亲人在一起。但你把他当作一个写作对象，那就是很复杂的。
我前一段时间听格非老师聊，格非老师说写作就两个任务：一个是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一个是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
“把陌生的对象熟悉化”，好理解，比如我们不太知道大厂的生活，我们就去了解大厂的生活，再进行创作。而“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就是我们自认为很熟悉自己亲人，当我们将她作为一个写作对象重新去打量时，我们就得撇去特别主观的感情，要相对客观地去看待他。
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编辑，收投稿的时候，会看见大量的家庭表扬稿——好爹好娘，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基本没有缺点。他们对双亲的感情是真挚的，我也理解并尊重，但是这个文本我实在不能尊重。
唐糖：这样写，其实已经脱离真实了。
乔叶：对，他过滤了，他已经加了很多遍滤镜了。
沈燕妮：或者其实本身他也不太了解，作为一个个体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乔叶：不，我觉得他是了解的，但如果出于一种对写作伦理的狭隘理解，就只能写表扬稿。比如他写母亲的缺点，母亲很小气，跟邻居吵架了，类似于这种有伤母亲光辉形象的细节，他就自动给屏蔽掉了。
这是一种“朋友圈写作”。写完以后，他觉得他爸、他妈会看，七大姑八大姨会看，要点赞的。他会想，我把我妈写成这样 ，别人会怎么议论我，我姐会怎么说，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这是一种小的朋友圈意识。
其实，真正的写作要脱离这个意识的。当然，这涉及到一个更复杂的写作伦理问题，就是一个真实的母亲难道就不会被尊重了吗？其实是被更陌生的、广大的人群信任，从而尊重。如果没有这个更宽阔的读者领域意识，那就是朋友圈意识，那么下笔时就会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然后，就拿出来一个“修改过”真实性的稿子。
沈燕妮：这个是可以点出来让大家特别注意的问题，想一下自己写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给谁看也好，或者为了自我表达也好。
乔叶：我们对亲人总比外人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入，在那么多的日子里，当然爱得更深，但作为一个写作对象来说他一定很复杂，关键是你有没有勇气去写。
有人问莫言老师怎么写出好小说来？莫言老师说，“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而这三条每一条都很难，就是要写出人物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我们很容易、还爱写表扬稿，有时候拐着弯地自我表扬，男人说，“我这人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和女同志打交道”，都属于表扬稿，属于转个圈的表扬稿。
真正的写作是非常尖锐的。很多人以为写作就是坐在客厅里，实际上是得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写作的心灵状态就像做菜，鱼鳞乱飞，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很残酷的一个场地，是精神博弈的一个场地。或者，写作时就得像在卫生间一样，你要和各种人性赤裸相见的。
但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就仿佛是人化了妆的，然后坐到餐厅那，等菜已经上齐了，大家来你一杯，我一杯，彬彬有礼。那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就是一个充满伪饰的状态。
而那些经典的作品，都是非常深入地表达人性的东西，没有伪饰。
阅读的口味要杂，阅读是养一口气
沈燕妮：在最后，还是想请乔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文学创作中受谁的影响会比较大？哪些优秀的作家或者作品对你的写作有比较深厚的影响？
乔叶：我觉得这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选项，我少女时期可喜欢《简爱》了。后来就读《呼啸山庄》，它就比较有力量、比较极端的表达，我觉得也挺好的。这跟年龄也有关系，跟个人成长也有关系。我特别喜欢《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写得非常冷酷、非常优美，不太好调和的词，他都能调和到一起。年轻的时候，你神经比较脆弱，就光喜欢优美的、舒服的部分，但是等你成长了，逐渐强大之后，可能就能接受他写得很冷酷的那一部分。
我写《宝水》的这几年，我会反复读《乡土中国》，真是很经典社会学著作。它是上世纪40年代写的东西，我不认为它过时，因为里面好多东西还是写到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如今，听到别人说我们现代化进程如何，但我的感受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还是很乡土的，尽管这种乡土性自己都常常意识不到。
搞写作，一定当杂食动物，阅读上要口味要杂，要开阔。当然要读经典，写作要挑剔，阅读也一样，我们要吃到好粮食，然后你精神才能生长得好。
沈燕妮：也就说，读得更杂，是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时代，不管是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物理意义上的，然后你才能去拓展自己想要的某一个支线或者是方向。
乔叶：是的。我写《宝水》的时候，我就会去了解乡村建设，去看民国时候知识分子下乡如何做乡村建设，其实，这些资料小说里一句都用不到，但是我就是要养一股气。
因为我了解前辈是这样做乡建的，那么我现在写乡建，其实是有来由的。学者跟我聊的时候，会聊到晏阳初这些民国初做乡建的专家。那我在《宝水》里写到乡建专家时，我就会通过去想象他前辈们的形象，去写他的气质。因为我了解到原来我们中国百年前就有乡建，且一直延伸到现在，我落笔时就有一股气，肯定和不了解这段历史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写作的这股气息，它让你会笃定，让你写的时候不心虚，然后整个作品的气质也会出来。
沈燕妮：反正你得先懂这个社会，不然的话，你就是完全架空纯想象是不行的。
乔叶：对，所以阅读的时候，我们就是养一股气。我们常会说这个作品气色好，完全像形容一个人。老有人说语言问题，我认为语言就是表层皮肤问题，内在的气色好，你的皮肤就好了。而不是说你涂脂抹粉，这儿来个比喻，那儿一个什么新奇表达就能掩盖的，还是要阅读更多作品、了解更多背景，才会有底气。
作者：人间编辑部
题图：《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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