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母亲，涉过死亡和偏见的海

一个女性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会经历哪些困境？

在我国，失独女性是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庞大群体。根据2024年《人口与经济》杂志刊发的文章推算，全国当前50岁及以上“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约为288.8万人。

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痛苦的开始，是失独女性与孩子建构一种新的关系的开始，是她们不得不正视自我的开始。

她们往往还要面对针对女性的指责，社会默认养育孩子是女性的主要责任，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压力下，母亲更容易被贴上“失职”的标签。

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还会面临婚姻关系的结束。有的家庭里，丈夫会想尽办法再要一个孩子，如果妻子没有生育能力或者生育意愿，他们会提出离婚，与他人再婚生子。在我们听到的故事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丈夫为了再有一个孩子，甚至使用了代孕这一手段。

失独是一种什么感受

失独带来的痛苦，让“生不如死”一词变得具象。

把女儿的骨灰从马来西亚带回来后整整一个月，田梦待在家里不出门，只是闭着眼回忆女儿的过去。每天想的也不是好好活着，而是怎么样能快点儿死去。晚上睡不了觉，她就在音频软件上挑民间鬼故事听，心里却一点不害怕，“我就想见见鬼，问问鬼为啥这样。”

2016年，田梦的女儿在马来西亚旅行，因潜水时溺水而意外去世。一年后，田梦和其他失独父母同去青岛海边散心，到了海边，她无法抑制地崩溃，不敢看大海一眼。

后来再出行，她会回避一切会路过海边的路线。

比起如何理性面对死亡，摆在一些失独母亲面前急需被回答的问题是：自己该活着还是死去。

每次乘坐的飞机一着陆，田梦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淌，因为她没能在自己假想的空难中丧生。

“早晨一睁眼，眼泪就又下来了，洗脸都是混着眼泪一起，我根本不想活这一天。”田梦说。

叶灵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她曾听说一位失独母亲在孩子去世的第三年选择了自杀。她产生了困惑和恐惧：当下的痛苦已经无以复加，如果随着时间推移，痛苦不减反增，那她该怎么办？好比治疗癌症，如果配合手术、参与化疗的结果还是死亡，那离开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叶灵的儿子是在国外去世的。意外发生后，她无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几分钟就又醒过来。“醒来的那一秒钟，悲伤就像海水一样把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浸透了。”

她是医生，职业的本能让她第一时间去寻求药物和医生的帮助，她服用抗抑郁药物和安眠药，去看心理医生，可是坐到心理医生面前，母亲的身份又让她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理智，“我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孩子走了？”

叶灵做的各种尝试，都是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延长哀伤障碍。延长哀伤障碍又被称作病理性哀伤，区别于正常哀伤，它更难疗愈。哀伤咨询师刘新宪这样解释：“一般来说，正常哀伤的反应随时间的流逝会减轻，病理性哀伤不会减轻，甚至会更严重，并对生理、心理以及正常的社会功能造成巨大损伤。”

在所有人群里，丧失子女的父母最容易出现延长哀伤障碍。据统计，丧失子女的父母比正常父母的寿命更短，尤其是丧失子女的母亲。

儿子离世的前两天，叶灵还在应聘一家二级医院的院长，她已通过多轮面试，考核流程几乎都要完成了。那时，她已经快到了退休年纪，这份新工作并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因为儿子正在美国读书，准备申请硕博连读，她想要用行动告诉儿子，“妈妈和你一起在做一些更好、更辛苦的事情，而且我也想给自己鼓一点劲”。

她这么形容孩子的突然离世带给她的震荡，“我潜意识里以孩子为中心构建了一个大厦，结果现在这个大厦土崩瓦解，甚至不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生活下去。”

悲伤和抑郁情绪的肆意蔓延让人加剧悲伤，而寻找生命意义则是很多失独母亲找到生活动力的重要支撑点。

田梦做过很多努力，去老年大学、学唱歌、学非洲鼓……可是，她最初很难适应，“融不进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失独者很难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走出伤痛，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而失独女性要面对的，还有“妈妈”这一身份的困惑和因偏见而带来的二次伤害。

“在老年大学，大家总是上来就问，你家孩子多大了？男孩儿女孩儿？现在在哪儿？”对别人来说只是普通的寒暄，对田梦来说不亚于伤口上撒盐，有时她只能强颜欢笑着撒谎，撒完谎，心里却更难过。

女儿走后，田梦只参加过一次家族聚餐，但身处在鞭炮齐鸣、烟花四起的情景里，她眼里看到的是大家庭里的所有孩子都在那儿，“人家热热闹闹的，我们是越过人越少。”

于是，她偷偷地跑进洗手间洗一把脸，好让自己安静地哭一场，“让洗脸水和泪水一起冲下去。”

后来，田梦不再参加家庭节日聚会，春节也不去。时间一长，家里的人替她着急，有一次，一位亲戚直接说，“你咋还没完没了？”，她形容那种不被理解的感受“被伤得体无完肤。”

田梦曾想过轻生，她想要把积蓄捐给失独群体，就在网上搜到了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尚善创始人毛爱珍打来的一通电话，让田梦改变了主意，她说基金会恰好需要人手，希望田梦可以参与进来。

毛爱珍和田梦、叶灵有过相同的经历，她的儿子在2011年因患抑郁症而去世。儿子离开后，她创办了尚善，关爱失独群体精神健康是公益项目之一。

她答应毛爱珍，负责与失独父母互动的文化板块，每天在失独父母的微信群里发送诗歌或者散文，让大家练习朗读，每一个月举办一次线上朗读会。

朗读一定程度上帮她转移了注意力，但朗读时，只要看到“妈妈”这样的字眼就会哭，“我觉得曾经自己是一个妈妈，现在和以后永远都不会是了。”

婚姻与生育

儿子走后，毛爱珍没有搬家，还住在一家人曾经居住的别墅里。儿子的房间被她改成了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他的照片，衣柜里的衣服保持着原样，她每天在这里工作。

不同的是，如今，毛爱珍一个人住在这里。在儿子离世一年后，丈夫想要孩子，毛爱珍索性提出了离婚。那一年，毛爱珍57岁。

研究丧亲哀伤咨询多年的刘新宪在《哀伤疗愈》里提到，失独父母的离婚率远高于同龄人，有的经济状况较好的失独夫妻中的丈夫提出离婚后会再婚，并与年轻的妻子再生育；有的丈夫则独自出走、离开家。

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显示，失去子女的家庭比普通家庭的离婚率要高出8倍。中国失独父母的婚姻状况方面暂时没有统计数据可参考，但透过毛爱珍创办的公益组织，我们看到了许多样本，离婚不是个例。

一位女性的丈夫婚内出轨，婚外情对象还有了身孕。还有一位女性的丈夫提出了离婚，后来因生活过得不如意又回过头来寻求复婚。

毛爱珍认识一个失独女性，她曾从事早期教育工作，女儿出生后，她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照顾家庭、陪伴女儿。而在女儿意外去世后不久，丈夫就提出离婚，很快便再婚再育。

她这么和毛爱珍形容自己拿到离婚证时的心情：“还没从失去孩子心被撕碎般的痛苦中缓过劲来，整个人又被（离婚）连根拔起，完全没了生的希望。孩子没了，家也没了。”

悲剧不止于此。一位女性参加了两三次尚善的活动就不再出现，电话也不接，田梦后来听说，因为丈夫对她不好，她自杀了。

田梦也曾受到过丈夫的间接指责，丈夫认为她用过于严格的方式管教孩子。她理解丈夫在经历急性哀伤期时会感到愤怒、无处发泄，但并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要承受一切。

她还记得女儿在高考得知分数后给她发信息说，“妈妈，感谢你的严格管教。”也记得自己曾经向女儿道歉，不该在小时候动手打过她，已经成年的女儿却劝慰她说：“妈，你别这么想。往往好事容易被遗忘，不好的事情记忆却很深刻，所以你不要自责，你对我很好。”

因为总是吵架，她做过最坏的打算——离婚。他找丈夫认真谈了一次，“你怪不到我的头上，咱们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如果要是活，我们就好好活。”丈夫说自己没有离婚的想法，谈话过后，关系才逐渐缓和。

除了要面对种种社会压力和偏见，女性的生育功能依然被当作筹码，衡量其在婚姻中的价值。

田梦和叶灵都是70后，失去孩子那年，50多岁的她们都曾被人劝说通过再生育来面对创伤。这其中包括田梦咨询过的心理咨询师，对方曾劝田梦通过试管技术再生一个孩子。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失独父母都把心理疗愈列为社会支持的主要诉求之一，但真正走进心理咨询室的失独群体仍是少数。这其中不乏失独群体对不当的心理咨询会带来二次伤害这一顾虑。

心理咨询师张春解释：“心理学这个学科只有多年的发展历程，心理咨询这一应用在中国也仅有三四十年，实际上，咨询师这一群体对失独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够。”

叶灵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一次同命人见面的活动中，同有失独经历的一些男性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提醒她：“很多男的都离婚了，还会在找人结婚再生育的，我们几个人都是厚道的好人，才凑合跟你们过。”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你一定会离婚的。”那时叶灵刚失去孩子不久，心里非常愤怒、不服气，却没有心力反驳。

毛爱珍接触过一个失独家庭，这对夫妻在再生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丈夫无论如何都要再生一个，妻子情感上无法接受，却碍于感情好，不愿意离婚，最后，她做出了妥协。

理解死亡

在儿子的追思会上，叶灵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你在身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爱小宝，然后你跟我说爱妈妈。”

“妈妈爱你”这句话是叶灵曾想过未来一天自己老去离世时，与儿子道别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每每想到他，她安抚自己的方式是说“妈妈爱你，我非常爱你。”

在儿子去世前，叶灵没有组织过葬礼的经历。她的父亲曾在一次意外中离世，那时她怀着孕，家里人没有让她参与。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缺席，她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举办仪式送他离开。”

心理医生的话安抚了她：“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对，所有的仪式都是为了活着的人。”

年老父母的自然死亡往往比孩子的死亡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看似更符合自然规律，而年轻人的死亡打破了一种心理定式。于失独女性而言，似乎在理解死亡、解开困惑以后，才能以一种新的姿态去重新面对世界和人际关系。

毛爱珍退休那一年开始全职做公益，这件事的起由是因为儿子。

毛爱珍的儿子是演员尚于博，2011年10月25日的中午，因患抑郁症跳楼离世。那天，朋友来北京约她见面，讲着话就开始哭了起来，吃完饭，又提出要送她回家，她原本照旧想打开电视看儿子正在卫视播出的剧《瑶山大剿匪》，却被朋友以聊天为由阻止了。

第二天早上，毛爱珍才得知了儿子已去世的噩耗。后来她才知道，丈夫事发当天下午就告诉了友人，但为了让她睡个好觉，才暂时瞒住了她。

听了消息的毛爱珍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流泪。在她心里，儿子一直是一个完美的人。“有时在家看见他从楼上走下来，觉得自己何德何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孩子？又觉得提心吊胆，人世间这样苦，我怕我守不住。”

儿子生前对哲学和佛学一直很感兴趣，她记得，初中时他还和自己提过有出家的念头。

儿子去世一年后，她前往寺庙拜访一位大和尚，想探询生命的究竟。大和尚先说着她和丈夫的事，却突然顿住说，“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儿子，很聪明，很善良，我要收他为弟子。”见毛爱珍沉默，和尚又解释了一下，毛爱珍才开口说，“师父，我儿子已经走了。”

师父用手掐着算，朝天上看去，忽然笑了，“他现在在天上很好，是个花仙。”巧合的是，毛爱珍曾梦到过天女散花的场景。邻居家的女儿也曾给她发来过信息，“阿姨，我梦见尚于博了， 他在一片花海里望着我笑。”

人不知道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需要寻找解释，对这一代的父母来说，宗教是选择之一。解开困惑，能很大程度上缓解父母们失独后的孤独和无助。

而因抑郁症而失独的父母还可能还需要面临被误解的境遇。张春在面对亲人因抑郁症去世的来访者时，会反复强调一句话，“他是因病去世，请不要用‘自杀’这一死因来责备自己。”

如今，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是被广泛熟知的常识，可在十年前，人们对抑郁症还缺少科学的认识。孩子的离世让毛爱珍产生了一个很强的念头，就是维护儿子，不让他的死因被歪曲成违背事实的流言。

为了深入了解抑郁症，她先是阅读了大量科普书籍，又去美国哈佛、南加大等高校走访，准备成立一个抑郁症防治及知识普及的公益基金会。

她还采访了儿子的同事、朋友、同学、老师甚至心理医生，像拼拼图一样，一点点拼凑起对儿子完整、全新的认识。过去她更多地是从照顾儿子衣食住行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他的需求，“在我的眼光之外，他怎么和别人交往，我是采访了这么多人才知道。”

高中时的班主任，刚接手班级就听说，他是班上的“绅士”，经常推荐书给同学们读；大学同学形容他是“像雪莲一样的人”，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脏话；意外发生前两天，他还去邮局为在微博上求助的尘肺病人寄去钱和衣物。

毛爱珍曾以为儿子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不深，“但我没想到的是，他是这么的关心别人，关心世界。”

过去她责怪自己，为什么没能对儿子生病的事再敏感一点，为什么没能更深入地了解抑郁症……重新认识了儿子，她开始释然，“我的认知就到这里，对你，我已尽我所能，你也把你最好的一面留给我，我们对彼此只有感激。”

她决定以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儿子离世这件事：儿子曾说要帮助更多的人，他把话说了就走了，实际上是用身体给出了一个启示，启示她要用后半生去完成这个使命。

在儿子离世一周年的2012年10月25日，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的批文是在10月24日那一天下来的，那一天，毛爱珍一夜都没睡。

“我要在他一周年的时候，把所有为他做的事都做完，画个句号。”毛爱珍如愿做到了。

重构生活

理解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对失独女性来说，与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互助是哀伤疗愈的重要一步。

在失独家庭眼里，那些象征团聚的节日格外难熬，“过节”对他们而言是“躲劫”。

尚善从2015年开始，在每个春节将失独父母们聚起来，一起吃年夜饭，还会在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组织公益植树等活动。

有一年春节，一位失独妈妈参加了活动。过去在孩子离世的十年里，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交。和其他“同命人”吃完年夜饭，她感慨：“感觉前十年躲在屋子里不出去，白活了。”

刘新宪和王建平在书中写道：很多时候，失独父母更愿意用自闭来取代对他人倾诉。同质互助群体即“同命人”的帮助在失去子女的初期极为重要，有助于失独父母解决与社会“联结或封闭”的危机，使其更容易接受自己。

2019年，尚善上线了暖心小程序，涉及失独陪伴、健康咨询、疗愈讲座、文化互动等多个板块，女性用户占比三分之二，年龄层在50岁到70岁之间，大家因此产生联结。

尚善暖心家园执行团队中大部分的骨干志愿者也是失独女性。

儿子走后，叶灵放弃了可能成为院长的工作机会。“我很多事情一下子都明白了，其实我不喜欢行政工作。”

现在，除了负责医生门诊的日常工作，她还在尚善公益基金会里负责举办精神和身体健康讲座，免费给失独群体做健康咨询。

叶灵观察到，她接触的失独群体里失独群体以60后为主，平均年龄为60多岁，身体多多少少有些疾病，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并不在意，有一部分人还会在失独后开始抽烟、酗酒。如果是孩子因病去世的家庭，还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觉得健康管理没有意义。

“有的人有潜在抑郁的情况，当中一些人已经确诊是抑郁症了。”她说。叶灵给自己的定位是“身边的医生”，有任何健康、疾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失独微信群里询问她。

她的工作强度一点点恢复，去年开始，连续一整年几乎每天都在工作。她做了评估延长哀伤障碍的问卷，评分结果指向她正在处于一个正常恢复的阶段。

除了健康，养老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毛爱珍原本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她独居多年，买了泰康养老社区的服务，打算未来一个人住进养老院。但有天，她接到电话，对方是高校书记，经济条件不错，比毛爱珍还小了十几岁。她很疑惑，“你也会担心养老问题吗？”对方说，“不是钱的问题，是身边没有人，老无所依。”

即便住进高端养老院，还是会担心，没有子女是不是会被欺负？患上突发性疾病会不会有人发现？

起初，毛爱珍的想法是：我们可以集体一起住在养老院，约到同一个养老院，我们就可以互相照应了。

但并非所有人都有住进养老院的条件。毛爱珍做了一个关于养老需求的问卷调查，结果有一项数据让她感到惊讶：“70%以上的失独群体退休金只有3000块左右，但是现在要住一个像样的养老院，至少要5000块钱。”

对于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国家提供扶助金。但不同地区的标准不同，低的每月几百块，高的每月1500块，很多地区按年发放。即便加上扶助金，一些贫困和患病的老人也面临着养老困境。

毛爱珍的调查起到了一些推动改变发生的作用。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杜明燕提交了关于支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异地入住养老机构的委员提案，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的调查数据被援引。

提案涉及鼓励各地养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鼓励各地出台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养老保障专项政策，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异地入住养老机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等五方面内容。

距离改变真正发生还有很长的路，但被看见就是改变发生的开始。

去年8月，田梦和丈夫自驾出行，从黑龙江出发，中途在广东过了年，在路上走了八个月零二十天，去了十三个省份。

和以前不同，这次，田梦去了海边。她想替女儿完成四处旅行这件事，大海是相通的，走近大海，对于田梦说，就离女儿近了一步。

在广东的彩石滩，看着汹涌澎湃的大海，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她说：“女儿，妈妈来了。”

田梦的心里总有一个意象：在一片麦田里，女儿戴着草帽，风吹着她的长发，她离自己很远，但是她回了头，看着自己。她记得，一年春天，女儿开着车带她去了一片开满黄花的田地，陪她采花。如今，女儿走了，但她相信她没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