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中农村，用花馍控诉一场持久的暴力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是一句一直流传在陕西关中民间的谚语，意为面团越揉越筋道，媳妇越打越温顺。在全国各地，隐含对女性施暴的俗语还有很多，诸如“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打不死的婆娘，晒不死的辣椒”等等。

与这一观念对应的，是女性一直以来在亲密关系中遭受的暴力。

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每年15.7万妇女自杀，其中有60%是因为家庭暴力。

今年从实验艺术专业毕业的学生邱桃子在农村调研过程中，找到了陕西关中的农村妇女，将家暴场景用面食花馍和民间戏剧社火的形式呈现了出来。7组场景全部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

邱桃子说：“当看到一个问题，看到一种普遍的处境时，表达可能会从实质上改变女性的处境。”

以下是她的自述。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

我第一次听到“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是听朋友说的，她从陕南地区嫁到关中，在关中地区听到了这句话。我当时特别震惊，怎么会有这样的谚语流传到现在？

我从没听过用这么直白、粗暴的语言去表达对女性的压榨，我想就这句话做一点什么事。

我的大学专业是实验艺术，细分来说，有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等等，我感兴趣的是社会参与式艺术。西安的潜行艺术机构邀请我去做一个农村项目，我一开始就选择了女性议题。同期去农村调研、做其他三个项目的都是男艺术家，他们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农垦问题，还有小镇青年返乡现象。

因为我自己是女性，就想做一个跟自己性别相关的作品，而且关于女性的问题论述在社会架构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家暴不仅发生在关中地区，我曾在网上搜索相关案例，一搜就出来特别多的新闻。我没有有意搜集高社会关注度的案例，因为每一场暴力都是可耻且需要坚决抵制的。

去年我看到了一组数据：五年来最高法审结婚姻家庭案件896.1万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3万份，这个数据差是不是有点太大、太讽刺了？

因为家暴问题的普遍性，我一开始很有冲劲。可到农村做调研的时候，才发现很难让大家主动诉说，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外来者，没有办法跟她们谈论这一类隐私话题。我就换了一个思路，先把作品表现形式想好了，再反过来去介入。

陕西地区家家户户的农村妇女几乎都会做面食，有一种特色面食叫“花馍”，后来我又了解到花馍被称为“母亲的艺术”。

母亲在我们心里一般是备受尊敬的慈爱、温暖的形象，但在“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中，女性又是冲突和血腥暴力中的受害者，很讽刺。我就想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想看看能不能把家暴和花馍结合起来。

大概是去年7月，这些事情都确定了下来，我再回到村里面去邀请那些阿姨做花馍。她们有一点抵触，但是我能看出来她们是想做的。因为她们擅长做面食，但不太擅长做工艺品类的花馍。

我就去临潼找了一位花馍老师，她来的那天，背上了自己家种的麦子磨的面粉、压面机和一些工具，她还跟我说：“少给点钱也没关系，不给也没关系。”我还蛮感动的。

花馍老师来了以后，我们先邀请了一两个阿姨参与，其他的阿姨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参与了进来。我告诉了她们几则关于家暴的新闻，说我们可以用花馍去做七种还原家暴的场景，她们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比如说为了让场景更逼真，往小人脸上涂一点血。

在创作当天，阿姨们说她们从小就听过“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句俗语。花馍老师还讲了一个关于她朋友的故事：她朋友的脑袋上曾被丈夫用板砖砸了个窟窿，血多得用一卷卫生纸都堵不住，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回来，老师就问她：还想不想跟这个男人过？她回答：想过。如果不跟他过，儿子可能就娶不到媳妇。而且不管逃到哪里，他都能找到自己。

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阿姨们在共情，那种共情可能是来源于共同的性别和身份。

“其实阿姨一直被家暴”

花馍作品第一次展出是今年6月在西安老城根商业广场，形式是花馍和影像，影像记录了花馍创作过程、真实家暴事件的讲述和数据资料，后来影像不让播了。

展板另一面写的是七组暴力形式的新闻报道，其中一组数据是——全国妇联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女性曾遭受家暴，每7.4秒就会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殴打。

我当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是被撤展，果不其然，在我正准备它组装展板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像是商场管理层的姐姐，一边拿手机拍，一边在我周围转。再过了一会儿，我被包括商场在内的多方部门要求：立刻把这些字遮住。

所以正式展出时，相关数据和文字信息全部都被红色的胶带粘住了。这像是完成了一个闭环，他们的介入让这场展览本身就像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展出从6月6号进行到6月24号，展出的后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博主在小红书上发了观展感悟，点赞数破万。再到后面，一些营销号也在发，点赞数有十几万。

这一组作品有很完整的表达，让我比较欣慰的是它生发出来的东西。我在短时频平台发了动态后，下面有5万多条评论，她们把那个地方当作可以诉说的场域。同时它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公共健康问题上，我没想到反响那么大。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网友拍了一张照片，她在甘肃一家面馆吃面的时候看到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就是——“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还有一个饭店标语是——“辛苦娃他妈，享乐全家福”，很恐怖。

除了用花馍还原家暴场景以外，我又想到了陕西地区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社火。尤其是宝鸡那边的血社火，表演者以舞台亮相的形式去游展，反派角色的扮相是被斧子、剪刀等利器刺入头部，血腥可怖，正好可以嵌套到家暴场景的还原上。而且血社火有惩恶扬善的意味，最后指向的意义是好的。

村里有一个自乐班，平时会唱唱秦腔，演演戏。我找了自乐班领头的叔叔和阿姨，在告诉他们这个项目之后，他们很愿意参与进来，在两三天时间里就找齐了表演人员。

我在村里找了七组男女演员，穿上我在戏服店租来的服装，分别在三轮车上重复表演花馍作品对应的七组暴力形式。

演出那天，车队走了两个村，路程全长2.2公里，时长是两个小时。其中一个表演社火的阿姨，很小声地跟我说了一句：其实阿姨一直被家暴。

我在做完这个项目后，又回去跟她做了一次深度采访，她跟我讲述了自己的两段婚姻，她第二任丈夫家暴，等到孩子们长大后，她态度才硬起来。孩子们是漩涡里的一部分，对家暴也有清晰的认知，长大后，女儿非常支持她离开丈夫，可能那也是她的底气。

在农村，固有的思想观念导致一些妇女不敢发声，对她们来说，要用更大的勇气才能保护自己，我有一个感受是：熬是她们能想到的唯一的自我保护的途径；最激烈的是逃——离开村庄和丈夫。

参演社火表演的这个阿姨离婚了，但她用了20年左右才彻底逃离。

隐藏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她们抵触去揭开伤疤。拍《杀马特我爱你》的艺术家李一凡说的一句话让我很受用：“道德和勇气是用来要求自己的。”我不希望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自大者。

我目前更多是从受害者女性的角度去切入，比如给予女性心理支持、为其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是没有谈及施暴者。如果从社会角度去介入，我希望人们可以思考该如何去限制施暴者，法律之外还可以有哪些有效的约束力？

被忽视的土地与家务劳动

小时候，我爸妈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他们一直吵架，肢体暴力和语言冲突都有，我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我妈也曾是家暴的受害者。我记得我爷爷拿南方那种又长又重的木头门栓打我妈，打得都受伤了，腿上和背上都有淤青，而且不止一次。

外公从另一个县赶过来，去村委会理论，但是也没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城里去住了。

我妈从小就会跟我讲女孩儿要独立，还有一次，她跟我爸吵架，她就看着我说：“要不是有你，我早就跟你爸离婚了。”我反驳她，她就说，离婚是女人一辈子的污点。

我爸妈也打过我，高中时期过得可惨了。我老家在浙江湖州，高中也是在那里读的。到了寒暑假，我就会去杭州美术培训机构学画画，我在里面非常用功。

高二那年，我的高中老师对外开设高考培训班，老师和我妈都想让我过去学，但是我不想去，因为从老师到学习氛围都不适合我，那个老师就在上课期间把我叫出去，骂了一整节课。

从那一天起，我就不去学校了。其实之前我的状态就已经不太好了，画画前一秒还在笑，后一秒就会跑出去锤墙。我妈一开始就打我。她发现不管用，就开始道德绑架，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让我去学校。

那段时间，我一整天都在阳台上待着，要不就是出去散步，一走就是20公里，有时候连着几天睡不着。确诊抑郁症的那一刻，我竟然是非常轻松的，因为我妈一直觉得我在作，可我拿病例报告给她，她也不信。

直到我参加了省统考，成为那一届考得最好的考生，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后来，我考进了西安美术学院。

读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做女性议题了。大二的时候，我去农村调研过，想做一个关于外嫁女土地权益的作品。

我听说村里面一块土地被征用，有五个家庭里的女儿都没有分到钱，第一次分钱时，其中两个女孩儿还没有结婚，不是外嫁女，第二次分钱时，虽然结婚了，但她们的户口没有随丈夫迁出去，也没有分到钱。她们因为这个事情跟村干部打过官司，其中两个人胜诉了。

后来这个作品没做成，我就做了另一个女性议题的展出——《“可见”妈妈劳务市场》。女性做的家务活被视为不可见的义务，可其实这些劳动和那些被计入GDP的社会工作是一样的。

我们跟踪了七个阿姨，用了半个多月去记录她们从早到晚要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对应每一个职业，比如农民、保姆、厨师、护工、家政、司机、育儿嫂等等，并计算了她们每天无薪工作的时长：从1.82小时到11.5小时不等。

有一个阿姨每天工作17.15个小时，但无薪工作时长长达9.4小时，更长的是全日无薪工作11.5小时。我们以西安劳务市场价为标准估算她们的劳务费，再分别让她们和丈夫给劳动估价。

我本意是帮村里的妇女找找工作机会，但阻力蛮大的，因为她们要管自家的地，当地的葡萄非常有名，虽然一年只卖一回，但要打农药，工作量挺大的，农闲时，还要带孩子，根本没有空余的时间外出工作。

展览是在村里办的，我记得当时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孩跟男朋友路过，说了一句“女性还是很辛苦的”。

我可能还会继续做反家暴主题的作品，这次的项目做得还是有点表面，我希望做得能更深入一些。目前，我和关注在京基层流动女性的北京公益机构木兰花开合作，她们给我寄来了反家暴宣传册，册子背后印有求助方式。

艺术家是一个放大器，不负责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被看见，以艺术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当看到一个问题，看到一种普遍的处境时，表达可能会从实质上改变女性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