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到尽头，我扔掉了自己的旧名字

Chan的极简生活已经到了一种近乎极端的程度。

她的房间里没有床，所有家当用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就装得下；微信联系人只有二十几个，没有长时间保持联系的老朋友；手机里只有7个额外安装的软件，用了十几年的社交账号也可以说注销就注销；甚至，她还改名换姓，在30岁时拥有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身份。

极简到了这般境界，俨然算得上一种成就，Chan自己也十分满意。她还记得从母亲家里搬出来的时候，那个压抑又混乱的家庭让她下定决心：不论是婚姻还是生活，都不能像母亲一样做决定。

和父母家族“断亲”、跳出消费主义的陷阱、摆脱性别观念的规训……她在极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她留学海外，又重新回到了校园里，尽管毕业后的生活充满未知，但焦虑的情绪也是可以简化的。

毕竟真正重要的，只有当下。

以下是她的讲述。

床，不是必需品

我感觉自己目前的极简生活有些倒退的趋势。

刚从南宁飞来新西兰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背包、一个行李箱。现在落地生活了几个月，如果我再搬家，还得再手提一个袋子才可以。

新西兰气温偏低，我又怕冷，厚衣服就不能省，还特意去买了电热毯。现在的长外套、长裤这么一套搭下来有差不多有三四套衣服。其实我还是想再精简一点，如果房东能允许我每天都洗衣服的话，我可以把衣服极简到两套。把物品极简到刚落地时的那个状态，我才比较满意。

我极简生活的巅峰估计就是住在南宁那个空房间的时候。

2020年，我跨城市搬家，租房子的初衷就是要租一个连床、橱柜都没有的全空房间。找到那个房子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房间太空了，房东是想作为办公室对外出租的，她没想到会有人租下来生活。搬进去之后，房东给我安装了热水器、洗衣机、空调，此外就没有别的家具或电器了。

那个房子只有一个卧室和卫生间。卧室是我的生活区，物品收纳可以直接用购物袋，衣服装一个，卫生巾、卷筒纸装一个，锅和其他零碎再装一个。卫生间有洗手液、一瓶沐浴露或洗发水、马桶刷。

我尝试过添置床垫、竹板床用来睡觉，但发现床垫过于笨重，难以移动，还容易给蟑螂提供藏身地，竹板床在梅雨季容易发霉。最终，我选择睡在海绵垫上。80元左右就能买一张海绵垫，睡半年之后把它从中间裁开，将两边没塌陷的部分拼到中间，又能用半年。我还用淘汰下来的海绵垫叠了一个沙发。

用海绵垫代替床之后，我能像植物一样生活，自由地追随阳光的脚步。床能随意挪动这件事情很爽的。阳光晒在房间左边的时候，我就拎着海绵垫往左挪一点。晒到右边，我就再跟着挪一下。晚上，我就挪到月光照进来的地方，躺上去就能看见月亮，享受月光浴，挺满足的。

睡在海绵垫上，我像“阳性植物”一样感受阳光。冬天把被子对折，自制“信封睡袋”，防风保暖。

房东对租户的要求大多就是不要糟蹋房子。因为水管漏水需要维修，房东过来看过一次房子，感慨说：“哇，你这个房子真的好空。”我能听出她语气中的满意。

房间的大小在20平方米左右，仔细想一下，再减掉一半的空间也足够我生活。

我在这个房间一直住到2023年。要出国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把证件、电子设备放进背包，夏季衣物、拖鞋、没用完的卫生纸放进购物袋，一大一小两个包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搬出去，才有自己的生活

出国前，我已经独自过了6年的极简生活。

2018年，我和相亲对象分手了。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仍然和我妈生活在一起。

她希望我能早点结婚，很认真地给我在相亲网站注册账号。一方面，她真的想让我结婚，另一方面，她在离婚后一直想要再婚，想让我搬出去住，好给家里腾地方。

她很在意我的身材，经常把“你得多吃一点，你的屁股太扁了”挂在嘴边。我本来不在意，但听得多了，我会去买带海绵或者硅胶垫的内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更好。

在我看来，她在意我的身材，就是希望能把我“卖个好价钱”。

在知道我分手后，她直接骂道：“你卖都卖不出去。”这句话刺痛了我，让我意识到那里并不是我家，我一定要搬出去住。

她能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类似的、对我造成伤害的话她说过很多次。想要逃离家庭的心，我从高中就有了。

当时，我妈人到中年遭遇失业，还面临婚姻危机，忍受着我爸持续了几年的冷暴力。她猜到我爸可能出轨了，但她隐而不发，不敢去确认。可能是因为害怕失去一个男人，失去自己用心经营的家庭。她成长在乡镇，和我爸结婚后才到南宁市生活，工作也是我爸托关系给她找到的，她始终处于依赖我爸的境地里。

因为寄宿，我一周只能在家一天。在这很少的时间里，她会不停地向我埋怨。埋怨她和我奶奶之间的婆媳矛盾，埋怨自己是丧偶式育儿，埋怨我爸的冷暴力，埋怨我太叛逆，埋怨家里的狗会弄脏地毯……她倒苦水的方式很“强势”，甚至是以谩骂的形式。

我当时生活完全不独立，和我妈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起冲突后也吵不赢她，只能作为“战败方”主动退让，继续听她抱怨，当一个受气包。

有次回家的时候，我看了电影《勇敢的心》，讲的是苏格兰人为了自由而斗争反抗的故事，男主角被处以酷刑仍然不愿屈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喊：“Freedom!”

那一天跟我妈在一起太窒息了。我本来计划晚上再回学校，但下午就收拾东西准备走。我出门之后狠狠关上门，在楼道里喊了一句“Freedom”。这是我能做出的为数不多的反抗。

在我高三的时候，我爸的出轨对象怀孕了，而且怀的是男孩。我爸一定要留下这个男孩，所以非常积极地想要离婚。在他们闹离婚期间，我见到了我妈最卑微、最低声下气的形象。

提出离婚后，我爸就搬走了，她联系不到我爸，就给我打电话。我本来学习压力就很大，三更半夜接到她的电话还要悄悄跑到没人的角落，听她嘤嘤泣泣地抱怨，甚至以跳楼威胁我，让我去联系我爸。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和我爸都对成绩不满意，他希望我能复读。但复读意味着我要在南宁多待一年，继续面对疯狂的父母。我报了离家十万八千里的大学，不论学校好坏，我都要去读。

他们的离婚官司在我进入大学后才结束，法院判决我爸负责我大学期间的生活费，我和我妈一起生活。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财产分割时用了各种手段，我妈近乎是净身出户。

爸妈离婚的时候，我去收拾他们的证件，发现了我爸在结婚那天写的一封手写信。我猜他应该在婚礼上读了那封信，就像宣言一样，感情真挚，爱得深刻。他当时是真心实意想结婚，后来也是真心实意想离婚。

我大学毕业后性格怯懦，害怕网上说的那些独居女性可能遇到的危险，也觉得自己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为了省下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房租，我还是在我妈家忍气吞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起争执的时候，她会说“信不信我一巴掌扇你”这样的话，训我就像训小孩一样。

直到我搬出去，开始独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她意识到再也无法掌控我的生活，“战斗力”才慢慢减弱。

扔东西的瞬间，越来越快乐

第一次独居，我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就是社交媒体上的网红装修风格。我热衷于去买一些所谓北欧风、有品位、价格高一点的装饰物。比如ins风灯带、挂画、绿植、烤箱、餐具架……我甚至愿意花99元买一个垃圾桶，因为它是纯白色、造型有设计感。

我做教培工作，除了寒暑假，其他时候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块。房租、水电花一千，吃饭花一千，布置房间再花一千。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逐渐感受到了压力。“月光”的生活方式让我囊中羞涩，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下班回家也得不到放松。

在察觉到自己的生活状态需要调整时，我想起来在豆瓣关注的“极简生活”小组，觉得可以试一试极简的生活方式。

有了这个念头，我主动去看了很多和极简相关的书、影视剧。看日剧《我的家里空无一物》时，女主角有很多经典台词，“无用之物是没有必要收纳来占据空间的”，我很认同她的理念，会认真地把这些截图发在朋友圈里，反复默念。慢慢地，她的理念也成了我的理念。

敦促我做极简的“K点（关键点）”，是我先把手头上充不进电的数据线扔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可以从小东西下手，烂掉的发卡、脏了的肥皂盒，这些便宜的东西扔起来不心疼。

每次下班回家，我就像阅兵一样，审视家里的环境：装饰画积灰，沙发占地方但用不上，花大价钱买的绿植藏了蟑螂，这些都能扔。

在厨房，我扔掉了调料盒。因为我观察过自己的饮食习惯，只要食物有点咸味，我都吃得下去。我只保留了油、盐、酱油三种调料，直接把这些放进冰箱。

我在饮食上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人，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只要一餐里的五大营养元素集齐，就是健康的一餐。米、面都算碳水，有一样就足够；肉类包含了蛋白质和脂肪，吃了肉，就不用额外喝牛奶。现在在国外，这样的饮食习惯帮我减少了很多花销。

做极简的出发点是为了省钱，但扔东西的过程让我觉得爽，得到的正反馈推着我不断极简。我是个“阳性植物”，进行极简之后，进到屋子里的新鲜空气和阳光越来越多，这让我觉得痛快，也符合我潜意识里“以空为美”的审美标准。

2020年，从桂林搬到南宁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我妈跨城搬家的画面。她是一个“极繁主义者”，搬家时，除了钉死在墙上的柜子，她几乎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走，连一个很破烂的躺椅都不放过。

要带走的东西把租来的货车塞得满满当当，她只能抱着我家的狗，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当时从南宁开车到桂林要六七个小时，她一路都缩在车厢，和家具挤在一起。这个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刻。

跨城搬家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东西，让自己难受？轮到自己搬家的时候，我极尽可能地精简物品。成为极简主义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我妈的逆反。我反复告诉自己：不论是婚姻还是生活，都不能像她一样做决定。

最终我花两个小时就打包好了行李，带着一个背包和一个行李箱，轻轻松松地乘高铁离开，搬去了新城市生活。

舒服就好，“美”也可以舍弃

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中提到，物品是会发出“噪音”的，它每时每刻都在祈求人的关注。家里的东西少了，噪音少了，人也能冷静下来。

在南宁的空房间里，我开始做精神上的极简。

我大学的时候喜欢日本的女团Perfume，我迷她们的舞蹈，但自己又学不会，就想找人来教我，加入了大学的街舞社团。吃完晚饭，我们就约着去学校门口或者路边跳，每次都会有一圈人围过来看，很能满足虚荣心。

我还花钱飞去日本看演出。愿意在追星的时候花钱，一半是因为喜欢她们，另一半是沉迷于追星过程中的社交关系。我加入过一个粉丝群，只有十来个人，但都是铁粉。我们会约着去日本看她们的演唱会，一起聚餐。2019年，Perfume第一次来中国大陆开演唱会，在上海，我们群里的人都聚齐了。看完演唱会还剩几天的行程，我们就三三两两约着一起玩。当时，我已经做了很多物质极简，但依然会在Perfume的官方歌迷会续年费，买周边。

直到2021年，我接触了女权主义的相关内容，我的观念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再喜欢女团成员穿着高跟鞋跳高强度的舞蹈，演出结束后要到后台泡冰桶缓解疼痛。追女团的爱好被我极简掉了。

空下来的时间，我就打开听书APP，反复听《瓦尔登湖》和《我决定简单地生活》，收拾家里的东西，扫地、拖地，既打发时间也能解压。

把“极简”和“性别”结合在一起，我在物质极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更重要的是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我一直有化妆的习惯，旅游的时候为了出片会早起一两个小时化妆，每次和同学跳街舞的时候也会化妆。

极简主义可以帮我把5支口红精简到2支，3支眼线笔精简到1支，仅此而已。但有了极简主义的开头，再加入性别观念后，所有化妆品都可以为0。只要自己觉得简单、舒服就可以，不是很想要“美”这个词了。

我之前还会在美发上花钱，后来先是从长发剪成短发，出国前又去剃了光头。理发师向我再三确认，确保我不会找他麻烦之后才敢动手。剃完的第一感觉就是爽。头皮上只剩一层灰色的头发茬，晚风吹过来的时候，头顶凉飕飕的。

我扔掉了裙子，买衣服也不再在意配色或者搭配，更关注材质。棉、麻、丝绸这类不易干、要保养的衣物我是绝对不会买的。聚酯纤维、摇粒绒是我现在的心头好，防风保暖、速干抗造。有一件摇粒绒的外套我从2018年穿到现在。

钓鱼马甲也是我很喜欢，并且愿意推荐给别人的衣服。它便宜耐穿，而且有大口袋。我喜欢city walk，把整个城市都当成我的活动室。穿着钓鱼马甲，手机、钥匙、雨伞、矿泉水瓶等都能装进口袋里，不用再背包。

我的住处离公园很近，可以吹着风，在步道上慢慢走，碰上太阳雨就躲进凉亭。不带包，也就不用担心别人拿我的东西。要是雨下了十几分钟还不停，我就拉好口袋拉锁，安安稳稳地睡一觉。有时候睡醒了，雨也停了，我就继续逛。

改名换姓，注销“旧身份”

2022年，我30岁，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能活到100岁，你还想再顶着自己的名字70年吗？我回答得很干脆：不愿意。那就改一个全新的名字吧。

我对我爸的好感度是-100，对我妈的好感度是-50。所以我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和任何亲属都没有联系的新姓氏、新名字。有了这个想法，我立刻就去派出所咨询。回家拿上需要的户口本、身份证，很快就走完了改名字的流程。

两周后，我拿到了新的身份证。就像格式化硬盘一样，我极简掉了自己的旧身份，可以带着全新的ID自由游走。

我和旧身份的剥离从大学毕业时就开始了。大学毕业那天，我知道我爸以后再也不会给我生活费了，索性拔出电话卡，丢进学校的人工湖，完成了和我爸的“断联”。

封控的时候，我有大量空闲时间，开始翻旧账。回想起和谁相处过程中有不愉快的经历，或者当下没有联系的需求，就直接删掉他的联系方式。我早就极简掉了我爸，删掉朋友、前同事的微信就更没有什么负担。

我还集中删掉了一批老同学的微信。我们在学生时代分享过秘密、欢笑、痛苦，付出过真心，但后来大家的发展路径和想法各不相同，没有了分享彼此生活的契机，也没有机会再抱头痛哭，那还有必要继续做朋友吗？

我是注重当下热烈交流的人。相处的时候我可以和朋友聊得很热烈，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维系一段长久的关系，已经享受过了这段关系，就不必为阶段性的友谊结束而惋惜，因为还可以去创造新的关系。

我现在很自洽。最深层的社交关系是和自己相处，我要做那个最了解自己、最能安慰自己、最能照顾自己情绪和身体健康的人。

做了社交极简后，我变得更能豁得出去。2019年，部门聚餐的时候，我拒绝了直属领导的劝酒，并提出想提前离开。领导觉得我不给他面子，朝我胳膊上打了一巴掌。

回家的路上，我给领导发了一条微信“xx老师，你刚才打我一巴掌，我觉得很冒犯”。他回消息给我道歉，但我并不想接受，把聊天记录的截图留作证据。

第二天，我就去公司提离职，和校区的同事说了这件事情，还找到公司总部的人事沟通。后来前同事告诉我说，领导受到了公司的批评和处罚。

在提离职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自己是否能找到下一份工作，而是只考虑自己当时的感受。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可以立刻极简掉。

借着换工作的机会，我从桂林搬到南宁。一方面，我已经在桂林玩腻了，想去南宁享受更好的文化、经济资源，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离我妈再远一点。

我在桂林租的房子离我妈家并不远，她有时候在家做了饭还会叫我过去吃。她不会去我的住处，但我依然摆脱不了她带给我的内耗。

被领导打了一巴掌的那天，我和我妈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想发泄情绪。但她听完后说：“一定是你有错在先，他才会打你。”我听完的感受只有无语，觉得自己彻底看透了她。

只要在一起，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闹矛盾、冷战。物理距离拉开之后，我们的关系反而比以前要好。我和我妈都愿意出去玩，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会回桂林，和她一起去周边城市短途旅游。

我离她越来越远，从住在同一屋檐下到相隔一个街道，一个城市。现在，我们相隔一个国家，一年见一次面，更是相安无事。

此时此刻没用，就应该扔掉

我愿意分享自己的极简经验，但很少给他人推荐东西。

之前和人聊天的时候，我说自己会看佐佐木典士的《我决定简单的生活》，她听完之后心动了，说要去买一本。我们本来在聊极简，结果她因为我的话想去买一件新东西，感觉这好像成了我的“罪过”。我告诉她没有必要去买，可以像我一样下载一个听书的App。

做了这么多极简的尝试之后，我觉得极简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情。

还是非极简人士的时候，我的购物习惯是先在备忘录里记好自己待买的东西，攒够一定数量才会去超市。去了之后基本是目不斜视，直奔要买的东西。后来想一下，这已经是在做极简了，注意力专一，目标明确。

极简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技能。扔东西的时候就是在积累经验，扔着扔着就有了新想法。我之前听说过“鸟笼效应”：如果我有一个鸟笼，就会想往笼子里放一只鸟。这个思路反过来，就可以用在极简生活中。如果我扔了眼影，那和眼妆相关的一系列东西我都能扔。

这个过程中也会有犹豫、纠结、有过扔掉文件夹后又发现自己需要它的时候。但是只要有了扔的想法，它就会在我心里一直存在，看那个物品越来越不顺眼。我也很快就能找到替代方案，在纸张右上角折一下或者打个洞、穿根线，并没有必要新买一个东西来解决问题。

豆瓣小组里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极简经验，我也看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帖子。但真正在做极简的时候，我不是对照着帖子看自己的东西是否要扔，而是不断环顾、审视自己的生活。

我在穿搭、饮食上对自己挺抠的，衣服、鞋子会去买外贸尾单、断码，三五十块就能买一件，不穿到烂就不会换。国外的食物相对较贵，我就自己水煮一锅食材解决三餐，会用价格更低的罐头代替新鲜水果。

我还把洗手液的配方发给ChatGPT，问洗手液能不能代替洗发水，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一瓶洗手液我既用来洗手，也用来洗头发，洗澡的时候还能用它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

成为极简主义者后，我舍弃了许多东西，有实物也有各式想法，其中就包括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担忧。

有一次，同事向我分享某地公交车失事的新闻，企图说明公共交通存在危险。在极简之前，我会像害怕独居一样，担忧自己的出行。但现在的我，再听到类似消息只会付之一笑。

我不再拿虚构的未来压迫真实的现在。我想专注于当下，考虑人、事、物对此时此刻的自己是否有用，如果此时此刻没用，那就应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