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办公楼怨气更重的地方，可能是晚高峰的地铁

好不容易逃离公司大楼，手机却像打了鸡血一样不时震动，工作群消息刷屏，中间还夹杂着同事的艾特：“小x啊，这个报告明早需要给到”。

一整天高强度用脑、通勤路上处理工作、回家还得加班……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没注意语气的话、或是盯了很久的座位被抢占，都能轻易点燃你的怒火。

晚高峰的地铁，仿佛一个高压锅。时时刻刻都在见证辛苦一天后，人们的情绪是如何一步步发酵、升温、最终彻底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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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家不难发现，急着上班的早高峰，也不乏一言不合就开骂开打的戏码。

早上起床，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仍处于睡眠和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而经历“睡眠惯性”，导致昏昏沉沉、情绪低落[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床气”。

即使睡眠惯性在正常情况下的持续时间很少超过30分钟[2]，但费了半天劲才从人头攒动的站台“突出重围”，挤进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被迫和几十个陌生人“贴贴”，情绪再稳定的人，可能都会抓狂。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使用沉浸式VR技术模拟真实的地铁环境，当拥挤程度逐渐上升时，参与者的不愉悦感也逐级递增。我们平时在地铁里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发出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的灵魂之问，也不是毫无道理。研究结果表示，每平方米增加一名乘客，仅仅1-2分钟的行程中，受试者感知到的时长就会增加约1.8秒[3]。

更不用说人贴人地挤在一起，早已超出了社交和公共环境中人们感觉自在放松的安全距离[4]。私人空间被入侵带来的不适感，也会让急躁压抑等情绪进一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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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比于带着起床气赶往工位的早上，下班回家本来是高兴放松的事，为什么大家也如此暴躁，甚至大打出手呢？

上海地铁的一起案例中，两位乘客就是因为晚高峰抢占座位触碰到彼此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从言语攻击步步升级，最终引发肢体冲突，造成一人鼻根组织裂伤、留下长达1.2厘米疤痕的严重后果[6]。

情绪上头的情况下，有些矛盾还会演化到让无辜乘客“躺枪”的地步。北京地铁晚高峰就曾发生过因为纠纷，一人用身体别住车门与对方理论，车门无法正常关闭导致10号线外环全线延误8分钟的恶劣事件[7]。

究其根本，其实和万恶之源——上班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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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不同的目标调节自己思维和行为，同时抑制冲动的过程被称为“认知控制”[8]。比如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抑制自己吃垃圾食品的冲动；或是上班时专注工作，避免总是走神摸鱼，都是认知控制的典型表现。

然而，人类的自我调节与控制能力并非无限强大，很可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耗尽，这也被称作“自我耗竭”[9]。当经过长时间的自我调节感到认知疲劳时，还会表现出同情心减弱、容易冲动、甚至攻击性强等行为[10]。所以很可能减肥时控制食欲、上班时专注用脑的时间久了，看谁都不太顺眼。

除此之外，我们如果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做某项任务，大脑中与任务相关的区域会出现一种慢波脑电图（EEG）波形，这种波形与人类非快速眼动（NREM）睡眠类型中深度睡眠阶段的慢波非常相似[10][11]。当它出现时，人们通常会表现出任务执行不佳、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10]。这会让上了一天班已经“半死不活”的我们更难控制自己已经在爆发边缘的情绪。

为了验证这一点，意大利的研究者探究了长时间需要决策和自我控制的任务练习到底是否会导致不良甚至有害的结果。与之前类似研究中持续约10分钟的任务相比，此次实验中，研究者使用了约45分钟的疲劳诱导任务，受试者被分成无疲劳（NF）组与额叶疲劳（FF）组，并收集他们的大脑活动测量数据，来分析自我耗竭与睡眠样活动变化的关系[10]。

结果表明，相比于不需要自我控制的组别，完成需要长时间自我控制任务的个体，在涉及执行功能的额叶区域出现了睡眠样慢波脑电图活动增加，无论在鹰派游戏（积极夺取资源）还是鸽派游戏（和平合作）中都更可能表现出攻击性的行为。在“惩罚”的选择中，疲劳的个体也更倾向于选择随机的恶意惩罚，而不是只惩罚作弊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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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高峰地铁上的人们来说，经历了一整天需要认知控制的工作后，本就已经十分倦怠。如果工作内容具有难度和挑战性，更会使认知、沟通、反应能力大幅下降[8][15]。

巴黎索邦大学的研究者将40名参与者分为高需求（较难，需要更多认知努力）和低需求（较简单，认知负担较轻）两组，使用非侵入性的脑成像方法——磁共振波谱（MRS）技术，测量执行不同难度的认知任务时大脑中代谢物的水平[14]。

实验结果表明，在压力较大的高需求组，参与者前额叶皮层中与认知控制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谷氨酸水平较高，这正是造成认知疲劳的潜在因素。谷氨酸的积累还会触发调节机制，增加认知努力的成本，促使人们做出不怎么需要思考、有即时满足感的选择[14]。

所以地铁上被别人不小心撞了一下、踩了一脚这种事，在精力充沛时或许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但超长待机已经快“神志不清”时，可能就会本能地倾泻愤怒，冒出几句“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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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不断积累、脑子越转越慢，总算坚持到下班时刻，美好的品质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烦躁、敌意、抗拒等负面情绪也到了一天之中的顶峰。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来自84个国家约240万的用户将近两年间发布的5.09亿条推文，并识别其中的昼夜情绪节律。发现正面情绪（PA）在早晨达到高峰，中午到傍晚逐渐下降；而负面情绪（NA）在早晨最低，并在一天中持续上升，直到夜间达到峰值[16]。

如果把研究对象限缩，只聚焦于工作人群身上，也呈现出极为相似的结果。印度的研究者收集了公司员工在早晨、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的情绪状态及工作表现评估，结果表明，早晨员工的情绪以正面为主，且情绪对工作表现的影响最小。随着倦怠感的积累，负面情绪逐步增多，到晚上时员工的情绪已经转向以消极为主，正面情绪则相对较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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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晚高峰的地铁，就像一个巨大的情绪催化器，用脑过度带来的冲动和攻击性，搭配着晚间的疲惫与颓废，再加上人堆里挤来挤去的无力感一起烹煮，让每个人都变成了随时都可能暴走的定时炸弹。

但在爆炸边缘，或许可以靠“早点回家”的信念感努力一把：用过嘴瘾、动手来发泄怒火，“炸伤”别人的同时，其实也“炸伤”了自己。

参考文献：

[1]Danielle Pacheco, Anis Rehman. (2024). Sleep Inertia: How to Combat Morning Grogginess. Sleep Foundation.

[2]Patricia Tassi, Alain Muzet. (2000). Sleep inertia. Sleep Medicine Reviews. 4(04): 341-353.

[3]Saeedeh Sadeghi, Ricardo Daziano, So-Yeon Yoon et al. (2022).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a virtual crowd regulates perceived travel time. Virtual Real. 27(2):1051–1061.

[4]Leon O H Kroczek, Michael Pfaller, Bastian Lange et al. (2020). Interpersonal Distance During Real-Time Social Interaction: Insights From Subjective Experience,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Front Psychiatry. 11:561.

[5]Libin Han, Chong Peng, Zhenyu Xu. (2022). The Effect of Commuting Time on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China.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573.

[6]胡蝶飞. (2018). 上海超七成涉轨交民事纠纷发生在早晚高峰，“祸”起拥挤、抢座. 上海法治报.

[7]徐慧瑶. (2023). 北京一乘客因纠纷堵门, 致地铁10号线延误8分钟, 已被行拘. 北京日报.

[8]Deep Shukla.(2022). Scientists find clues that may explain why we feel tired after mentally demanding work. Medical News Today.

[9]Roy F Baumeister, Ellen, Bratslavsky, Mark Muraven et al. (1998). 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05): 1252-1265.

[10]Erica Ordali, Pablo Marcos-Prieto, Giulia Avvenut et al. (2024). Prolonged exertion of self-control causes increased sleep-like frontal brain activity and changes in aggressivity and punishment. PNAS. 121(47): e2404213121.

[11]Eric Suni, Abhinav Singh. (2023). Stages of Sleep: What Happens in a Sleep Cycle. Sleep Foundation.

[12]朱玥, 龚姝. (2023). 睡眠剥夺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Sichuan Da Xue Xue Bao Yi Xue Ban. 54(2):240–245.

[13]Amy C. Reynolds, Siobhan Banks. (2010).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chronic sleep restriction and sleep disruption.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85: 91-103.

[14]Antonius Wiehler, Francesca Branzoli, Isaac Adanyeguh et al. (2022). A neuro-metabolic account of why daylong cognitive work alters the control of economic decisions. Current Biology. 32(16): 3564-3575.

[15]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2024). Fatigue.

[16]Golder, S. A., & Macy, M. W. (2011). Diurnal and seasonal mood vary with work, sleep, and daylength across diverse cultures. Science, 333(6051), 1878-1881.

[17]Rai, R., & Lakshmypriya, K. (2019). What’s the best time to give work? A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moods and performance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 Technology Research, 8(11), 1-5.

[18]Cleveland Clinic. (2024). Circadian Rhyt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