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标配，谁买谁后悔|中产|钢琴|鸡娃

原标题：中产标配，谁买谁后悔

你还记得，小学的文艺汇演，那个穿着白纱裙、在聚光灯下弹钢琴的小女孩吗？你或许想成为她，或许你曾经就是她。

“会弹钢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味着气质出挑、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那个会弹钢琴的孩子，往往也是班上那个认真听课常考满分的班长，那个自信洋溢总是担当晚会主持的风云人物。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学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去年暑假上映的由姜文导演的《你行！你上！》电影票房扑街，钢琴大师郎朗的故事也不再能引起大家的好奇。

钢琴，怎么没人学了？

卖琴的倒了，教琴的跑了，学琴的哭了

学钢琴的人越来越少，这几年的钢琴市场也越来越不景气。

钢琴销量急剧下降其实不是从最近一两年开始的，最早从2019年开始就有下降的趋势，2020到2022年的惨淡尚有特殊原因作为遮羞布，当2023年4月的断崖式下跌出现时[1]，人们才后知后觉地面对这个不争的事实：钢琴，真的没人学了。

就算是钢琴行业里的龙头，这几年日子也并不好过。中国唯二上市的钢琴公司，珠江钢琴和海伦钢琴，这两年基本都在亏损里团团转。

以珠江钢琴为例，2025年第三季度的营收大概在1.45亿元，比2024年同期少了10.7%[2]；如果看前三个季度，总收入约3.86亿元，同比下滑幅度更是达到了26.72%[2]。海伦钢琴的情况也不乐观。2025年上半年营收只有5600万元，而2024年同期还有8300万元，一年时间直接缩水了32.43%[3]。

然而大概五年前，还远远不是这番萧条景象。2019年，珠江钢琴营收达20多个亿，钢琴销量达到15.61万台[4]，占据国内钢琴市场大头，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

那年珠江钢琴的财报里，写满了对未来的万丈豪情：打造全球规模领先的钢琴制造基地、研发中心、音乐文化演艺中心，成为广州市一大亮点，成为全国乃至国际闻名的乐器文化产业园[4]……谁能想到仅仅五年后，现实的冷雨比造访广州的台风还剧烈：2024年珠江钢琴营收仅6.77亿[5]。

卖琴的卖不动了，教琴的日子也紧紧巴巴了。

中国乐器协会的统计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乐器行业中232家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下滑21.28%，利润下降得更狠，直接少了43.35%，算下来，全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6.59%[6]。

不少曾经在大学时期光是做做钢琴培训兼职就可以小赚一笔的艺术生们怀着期待进入钢琴培训的行业，却在几年之间天翻地覆：

往前看，在行业里耕耘十几年的老师不断离职；往后看，音乐学院的学弟学妹们现在接个兼职都费劲；再看看自己，本以为能学生不断，却只有9.9一节的成人钢琴课有人买，工作几年连当年的学费都填不回去。

学琴的嗅到风声，也准备跑路了，却发现跑路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甩手掌柜的。

无论是国内的旗舰品牌，还是国外的老牌制造，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还不如一张旧沙发。原价几千上万的星海钢琴、施特劳斯钢琴，闲鱼出闲置的价格却在几百元附近，即使打对折也无人问津[7][8][9][10]。买房的时候房价就不便宜，现在钢琴转手不出去，还要白白被钢琴占三平米。

那些被低价出售的钢琴，本该被摆在星光熠熠的音乐厅，或是摆在琴童家里的一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美妙的音符。

“我儿子，下一个郎朗”

没有经历过“钢琴热”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钢琴到底有多热。

据中国音乐家协会估计，2016年全国学习钢琴的儿童人数超过3000万[11]。在北上广深任何一个小学班级里，你都能轻松找到四五个缺牙齿的小孩去弹《致爱丽丝》。

为了给孩子创造练琴的环境，琴童的家里大多会购买一架钢琴用来练习。这种大多刷着黑漆、在影视剧里常常以“上流”“名媛”为标签出现的乐器，随着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琴童飞入寻常百姓家。到2021年，中国城市家庭每百户拥有超过8架钢琴，而2001年这一数字仅为1.3架[12]；2017年至2020年间，中国钢琴年销量飙升至40万架，远超美国每年3万架的销量[12]。

大量的钢琴赛事也随之被生产、传播，或许你在听说“珠江钢琴”之前，更先听闻的是“珠江·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 [4]。制造与办赛为一体的模式并非国内首创，享誉国际的“斯坦威国际青少儿钢琴大赛”背后正是著名钢琴品牌斯坦威钢琴。

“弹你的琴、参加你办的比赛”，2021年有超过40000名中国琴童参加斯坦威国际青少儿钢琴大赛[13]，这个数字在公司首席财务官看来意味着巨大商机：中国有3000万到4000万儿童学习钢琴，而世界上其他地区学习钢琴的儿童不到一千万[14]。面对百分之六七十的潜在客户，斯坦威抛来源源不断的订单、合作、交流项目，为烈火烹油的中国学琴热再添一把新柴。

学琴热与对钢琴巨星的追捧交相辉映，即使对古典音乐毫无了解的人，郎朗、李云迪、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名字也足够如雷贯耳。

钢琴巨星的巡回演出，比四大天王的演唱会更激动人心：当年尚未发展成旅游城市的南昌，在2010年前后接连迎来克莱德曼和郎朗的独奏音乐会[15][16]；一些音乐会中，与钢琴家同台演出的招募激动人心[17][18][19][20]，“百名琴童与郎朗同台”，一时间琴童与父母的虚荣心都被前所未有放大，一波又一波的家长尖叫着加入这场稳赚不赔的投资。

“竞争、刻苦、争光”，在钢琴的领域继续烙下中国人特色的印记。翻看中美琴童的对照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国音乐教育里更强的竞争性和家庭投入[21][22]。

这不是美国快乐教育里“缓解压力、探索自我”的芳草地，在中国，父母们更相信勤奋练习的魔力，更频繁地投入孩子的练琴课，调查结果中两倍于美国琴童的练琴时间就是证明[22]。

在这场不断升温的竞技中，中产与工薪家庭打着不同的盘算。同样是稍显佛系的态度，中产家庭将钢琴视作培养优雅女孩的途径，懵懂的工薪家庭父母把钢琴当作普通“课外兴趣班”有限度地支持[23]；然而在另一片战场，中产家庭燃烧着培养钢琴家的野心，工薪阶层则咬紧牙关进入一场豪赌[23]：我们要赢，我们要出人头地！

这背后不仅是郎朗巨幅海报的诱惑，民间盛传的“中考加分”也是实打实的吸引。这类加分政策我们无从在官方的文件中溯源[24]，或许在不同地区具体实践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然而，“钢琴九级中考可加十分”的结论已随着“钢琴热”悄无声息地给琴童家长焊上了思想钢印，很少有人冷静地停下来翻一翻文件，打听打听这究竟是事实，还是机构的夸大宣传。

每一个升学节点，都意味着在学琴和学业压力之间做出抉择[25]。要赶上加分政策，学琴必须趁早，在学业压力还不大的时候尽早考级。

上海的中产阶层家长，大多让孩子4岁开始接触钢琴[25]，此后便是漫长的征程[26]：启蒙一年半，再以每两年为规划，考完五级、八级、十级……顺利的话，能在小升初之前考完十级，功成身退。

时间只是最基础的投入。薄薄的证书背后是一摞摞人民币：器材费、课时费、比赛费……一手新琴，几千到上万；在一线城市，入门级别的少儿钢琴课也要200元左右[27]，每周一节，一年破万；按照钢琴考级“升级打怪”的思路，越到后面花费越高，六七年考级之路，10万只是保守估计；更不用提拜名师，一小时上千的课大有人在……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万家长加入这场豪赌，有人坚信，有人期待：我儿子，下一个郎朗！

你想成为谁，你能成为谁

只是，成为郎朗，要付出什么呢？

郎朗在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里写到，当年为了上音乐学院附小，他面临的是从两千多名学生中选拔不超过十五人的竞争[28]，这还是三十多年前钢琴培训还不普及的时候。

1994年，郎朗夺得德国埃特林根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甲组冠军；1995年，公派参加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获得金奖；回国后，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

屡战屡胜，年少成名，意味着什么？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每四年一届，只产出金银铜三枚奖牌[29][30]；电影《你行！你上！》中一位钢琴大师劝郎爸认清形势：“你知道柴赛多久办一场？两年。每两年出一个冠军，每两年换一个孩子追捧，郎朗的冠军价值就只有两年”[31]。就算是冠军又如何，那么多冠军，只出了一个郎朗。

不少人在摸到天花板之后都会想：那不做郎朗了，就当发展综合素质。

不可否认，弹钢琴的确能提升音乐素养，然而一个人究竟是因为“学了钢琴更具综合素养”，还是因为家庭条件好自然有“更多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呢？

“弹钢琴能让人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因果倒置了：学习音乐的人，其实往往来自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也更容易得到父母对于课外活动的支持从而全面发展[32][33]，那些贫困的、资源有限的学生，从最开始就被挡在了音乐殿堂外。

如果纯粹根据爱好和天赋来选择课外活动，在中国适合弹钢琴的孩子远远没有千万规模。

郎朗的启蒙老师称赞郎朗”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宽大的手掌，长长的手指，与生俱来的节奏感，见谱就能弹”[28]，这其中最基础的“手掌和手指”其实就不容易获得。

现代钢琴键盘八度的跨度通常在16.5cm左右[34]，而中国小孩无论男女都要到十岁以后平均手长才将将发育到16cm[35]，而“够八度”和“弹八度”区别很大，在快节奏弹奏中有力而准确地落音往往需要更大的手来支持。为了更好地完成八度及其他跨度较大的和弦，频繁和过度的拉伸常有发生，很容易导致手部受伤[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