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中东局势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中东局势|外汇市场|央行|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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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智旭权主编|杨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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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67对话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近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网易财经智库《C位观察》专访时，就地缘政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美元信用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策略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管涛指出，地缘政治冲突主要通过实体经济和信心两个渠道影响人民币汇率。实体经济渠道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同时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引发资本流向安全资产，新兴市场面临资金流出压力。信心渠道方面，地缘政治事件可能对市场信心带来冲击，影响投资者对本地资产的看法和预期，但具体影响方向取决于市场对不同经济体韧性的判断。

针对美元避险属性突出与信用削弱并存的现象，管涛表示需具体分析。2026年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元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其传统避险资产角色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美国作为油气净出口国，受中东局势动荡的影响远小于对中东原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欧洲、亚洲经济体，汇率作为相对价格，此消彼长下推动美元走强。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管涛表示，长期来看，美国的关税、外交等政策导致美元信用裂痕扩大，其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2022年一季度至2025年三季度，全球黄金外汇储备中黄金份额上升11个多百分点，美元份额下降8个多百分点，且非美主要储备货币份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显示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并未转化为对其他货币的认可，短期内尚无货币能挑战美元地位。这一格局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机遇，目前人民币已是前三大国际支付和跨境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第七大外汇储备货币，未来需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

回顾过去人民币汇率的承压阶段，管涛指出，每个阶段的地缘政治事件都扮演了不同角色，但关键因素在于人民币自身的状态和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例如，2014年至2016年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主要源于中美货币政策分化，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助推了美元加速升值，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压力；而2018年至2019年则主要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我国一度遭遇股市汇市双双下跌。2022年的人民币贬值则主要与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分化有关，2月底俄乌冲突并未对人民币形成负面影响，反而一度走出 “美元强人民币更强” 的行情，直到3月份美联储逐步开启加息缩表，人民币汇率才开始震荡下行。整体来看，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地缘政治事件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更大，且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人民币当时的市场状态。

管涛认为，美伊冲突推高全球航运成本，虽会带来输入性通胀，但通过该渠道对人民币汇率的间接施压有限。一方面，中国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更完善，能源储备充裕、来源多样化，新能源替代比例也比较高，受油价上涨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输入性通胀是全球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汇率作为相对价格，中国所受影响的相对程度才是关键，且适度的输入性通胀反而有助于中国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再一方面，2025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这一基本面成为对冲地缘政治引发的资本项目流出压力的重要护城河，中国外汇市场由货物贸易主导，贸易顺差支撑下，人民币汇率形成了较强的韧性。

对于2026年美联储利率政策，管涛表示，中东局势动荡推高美国通胀中枢，市场已基本排除美联储加息可能，因加息无法解决供给侧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但通胀上行会封杀降息空间，年初市场预期的两三次降息或缩减至不到一次，不排除全年不降息的可能。而人民币汇率方面，短期暂无破6进5的可能性，其走势由中美经济恢复相对强度、中国外经贸环境演变、美元利率汇率走势等多重因素决定，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

在汇率调控方面，央行兼顾汇率弹性与稳定，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止汇率偏离基本面的超调。2026年2月27日央行将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至0，正是为了应对当时人民币加速升值背后的顺周期羊群效应，该举措降低了企业远期购汇套保成本，有助于改善外汇供求关系。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连续16个月在3.2万亿美元以上，2026年2月达3.43万亿美元，远超进口和短期外债覆盖需求，成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 “压舱石”，央行虽已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但极端情况下仍有充足的干预能力。

管涛指出，当前宏微观审慎监管工具能够有效平滑资本流动，应对外部风险冲击，但政策实施中需加强监测、做好预案，不断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同时调动市场机构主观能动性，落实风险自担。对于市场风险，2026年需重点警惕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风险，以及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竞争加剧带来的地缘经济对抗风险，而中国国内房地产、地方债化解等问题也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