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末期，我党几乎接管了全国大部分城市，而此时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人民政府的建立与政权的管理制度。虽然我党内部的同志大部分都清廉公允，从不作奸犯科，但欲望和权利有的时候真的会改变一个人。
政府建立之后，抓纪律、治贪官成为了首要重点，毕竟只要有一个贪官安然无恙，其他的人也会慢慢走上这条路。对于这点毛主席极为重视，要求不管是什么阶级、什么地位的官员都要做到监督提醒，一旦发现任何贪污滥权现象，立刻上报，决不能姑息养奸。
早在建国之前，各大国家领导人就处理过贪官腐败的案件，而建国之后的第一件贪污大案，源于公安部的中层领导宋德贵。
宋德贵在战争期间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安排到了公安部门任职，在东北地区采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喜欢阿谀奉承的商人，两人官商勾结，贪污了许多国家公款，罪行极其恶劣，立刻被判处死刑。这种雷霆之势，恰恰是共产党政府给百姓们的一个态度：不管曾有什么功劳，只要是作奸犯科，就决不轻饶。
1952年2月10日，这天正好是元宵节的日子，在全国人民合家欢乐的同时，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的体育场内召开了公审大会，而被公审的对象，就是华北天津地委的前书记和现书记，这两人利用职务和人脉进行大规模的敛财受贿，对百姓权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侵犯，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当场执行。
最开始华中局对于两人的处理本来是缓刑两年再执行的，而得写下这个缓刑申请的就是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他以为是这两个人的老首长，这两个人战争的时期的艰难和功绩他都是看在眼里，他希望用这缓刑两年的时间，让两人改邪归正，也许就不需要执行死刑了吧。黄敬这算不上是包庇和私心，只是站在保护有功之臣的考量上才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然而毛主席却很不认可他的想法，毛主席质问他：“难道因为他们的功绩就可以抹杀掉他们的罪行？将功折罪可不是这么用的，而且如果放过了他们两个，政府的官员就会觉得功劳可以抵罪行，这样岂不是更加无法无天了吗？为了新中国的未来，为了人民政府的法律公允得人心，他们两个人必须死。”
最终，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两人在元宵节的当天被执行了枪决，两声的枪响也再次向百姓和民众以及新中国的各级领导们表面，中国共产党，绝不做李自成。
当然，功臣曾经的贡献也是不能磨灭的，所以毛主席制定了这四条规定：
1.在处决有功之臣时，不能直接爆头，而是瞄准后心开枪。
2.为他们收尸，隆重下葬，费用由政府承担。
3.罪责不殃及子女亲属，不能够区别对待。
4.家庭困难者由国家来赡养孩子直到成年。
这些规定是毛主席对于功臣们的补偿，虽然功过不相抵，但功臣还是需要有一点特殊“补贴”的，毕竟他们新中国的建立抛家舍业，奋斗了终身，这是国家的补偿。
1949年，毛主席与一众中央领导正式进驻北平，接管这座全国中枢城市，毛主席为此兴奋而又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新生和人民的未来，肩上的担子会很重。毛主席对周总理说：“不管最后我们成功与否，都决不能做只打天下而不会守天下的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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