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花舞影】
500年前的今日，即1526年3月10日，三个几乎完美浓缩了彼时“西方文明”刻板印象的西班牙人——武官皮萨罗、司务长阿尔马格罗、兼管记账的教士卢克，在当时已被白人占领的巴拿马定居点大教堂中，公证了一份名为《黎凡特公司》（Empresa del Levante） 的探险协定（“黎凡特”是南欧对“东方”的文雅说法）。由于唯一识字的卢克没有来片场，另两人是文盲，三方都由指定代笔人签字。
Frederick Ober援引的西班牙史料称，场面感人至深，许多见证人都落下了眼泪：
三个（注：曾长期各怀鬼胎的）合伙人，以圣福音传道者之名拜启上帝，冰释前嫌、荣辱与共，共谋大业。帝国王国、奴隶赎金，一律平分；耿耿此心，惟天可表，万世不移！
这一拜，拉开了“秘鲁”、或者说南美大陆原生文明毁灭的序幕。
山海交联的安第斯西麓是人类文明的六个独立起源地之一，从小北文明算起，有4000年以上的城镇建造史；从首个发现金器、陶器文物的查文文化算起，有约2900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演化发展中，安第斯山脉到太平洋海岸之间，产生了兰巴耶克、莫切-奇穆、钱凯、利马、纳斯卡、瓦里、蒂瓦纳库-艾玛拉诸王国等辉煌璀璨的文明。
从1526年的《黎凡特公司》协定开始，占据军事和信息传承技术优势的欧洲殖民者们根据自己当时信仰的理念和价值观，暴力摧毁了自行演化中的南美各原生文化文明、包括已经建立国家政权的印加文明和奇布查文化，夺取自然资源、强迫当地人民皈依天主教，破坏了他们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如恩格斯所说“打断了他们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这其中，以今秘鲁东部高地为中心、曾覆盖今安第斯山脉西麓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无货币、无商人阶级、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上高度“国有”或“集体所有”化，表现出计划性和“一平二调”分配特征——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独特、不见于其他各民族演化历程，且对后世其他文明，尤其对于国际共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类改革开放之初被认为“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重大问题，仍具备一定启发意义。而西方人对安第斯原生国家政权和经济体制的破坏，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重大损失。
人类唯一无商品经济的大国文明
神鹰呀神鹰呀赶路程，我的四域（Tawantinsuyu）山乡好迷人。村镇长在彩云里，还有闪亮的金栏城（Quriqancha）…… 听惯了螺号（Pututu）一阵阵，抱惯了黄金（Waqa）一吨吨。印加的孩子爱印加，他让秘鲁人的梦成真！
在皮萨罗三人密谋之际，安第斯西麓刚刚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北达已位于北半球的厄瓜多尔血湖边境、南至智利中部的马乌莱河，从海岸到内陆、从谷地到高原，都联合在了“塔万亭苏域”/“普心苏域”（克丘亚语Tawantinsuyu/艾玛拉语Pusinsuyu），即“四域（东、南、西、北）之盟”的旌节下。
这个因西班牙人误传以“印加帝国”之名为当今世人所知的文明，没有发明实用轮车、冶铁术、平面书写系统，没有驯化除羊驼外的大牲畜，却建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1526年，塔万亭苏域的领土面积略大于南宋，拥有约一千万各民族人口，包容了多元、灿烂的文化。
这其中最奇特的是，这个巨大的国家是没有市场经济的。
实际上，印加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已知唯一一个发展到如此巨大体量、而没有发展出货币或一般等价物的文明。
虽然贾谊在2000年前就指出：“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由于天生的稀缺、稳定、可分割性和情绪价值，千年以来，金银一直被人竞相收集，被屡试不爽地用于各种跨部落、跨民族、跨文化的物质交换。
然而，印加帝国的主要统治范围是人类历史上露天黄金白银最富集的地方之一。从库斯科的太阳神殿、到阿布利玛河畔的Saywite神殿，都用黄金来铺墙；后者在下文讨论，前者的庭园中栽种着供印加皇帝每年象征性“躬耕”的金玉米、内壁由金箔铺满，院墙顶部镶着共700块厚重的纯金板。实际上，该建筑群的克丘亚语名字“库里坎查”（Quriqancha），字面意思就是“金栏殿”。
皮萨罗勒索阿塔瓦尔帕的一房间黄金，大部分实际上都是这些朴实无华的金板（下图）：
库斯科金栏殿（库里坎查）内景（上）与外五殿（下）——日、月、星、（闪）电、霓（图中未标者）神殿与庭院复原图。金栏殿并非印加建筑学的典范，为追求极致抗震性，五殿在形制上只是十分普通的香蒲草顶印加石屋，院墙也只是单纯的平整石壁（早年可能漆有彩色颜料），只是沿墙头结结实实镶了一圈金
至于白银，虽然今玻利维亚著名的波托西银矿（这座矿山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中国明朝的货币本位）印加帝国在灭亡时还未及组织开采，但位于今秘鲁万卡维利卡大区乌库库恰（Urququcha，“山湖”）和楚可柳库恰（Chuqlluqucha，“玉米湖”）周边等地的多个银矿已被发现；在印加最后的起义军已被平定20年后的1591年，时任秘鲁总督夫人首次应楚可柳库恰土著邀请，到访著名的望夫石小村Coyca Palca时，发现当地土著虽然衣食一般，却拿白银板来铺路！
一种东西要成为一般等价物，产量必须有上限、必须常人在自然界难以取得，且没有高度相似的易得代替品。而安第斯西麓山区蕴藏的金银不仅是数量严重过剩、以至用来交换实物时“单位价值”低到还不如直接以物易物（考虑到金银重量）；更糟糕的是，当地的金矿往往是金铜伴生矿，从奇布查到蒂瓦纳库的安第斯文明曾长期缺乏分离纯金的技术，他们实际冶炼出来的是金铜混合的“通巴加”合金（Tumbaga，注意该词源于西班牙人，本地并无这一概念——印加克丘亚语单词Quri、艾玛拉语单词Choque均与上古汉语“金”字类似，优先指“纯的黄金”但同时兼指铜、金铜合金和包括锌、锡、铅、铋在内所有固态金属）。
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安第斯冶金工匠们已认识到铜、锡、铅、锌等各种元素有区别，并掌握了调控“通巴加”成分的技术，但“一坨黄金一样的东西没人知道里面多少是铜”已成为当地民间共识。因此，黄金（以及白银）又丧失了一般等价物所需的“密度稳定（可用恒定标准计量）”、“无外观近似的易得代替品”两种属性。
“货币天生是金银”这一在旧大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这片土地上被打破了。
中国古代曾有另一种常见的一般等价物——精致纺织品。所谓“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直到宋以前，精致纺织品是衣冠华夏区别于蛮夷的象征，这与印加文明自我优越于周围部落文化的方式高度相似。从考古视角，高级面料可能曾在部分印加精英中具有一些等价物性质，一种高地山区极难获得的海菊石（Spondylus）贝壳及其加工饰品，在特定场合也可能有类似的效果。但这些个别案例都不具备国家背书的流通资质。
一个独特的印加双耳瓶实例（左），饰有海菊石贝壳（右）的浮雕图案。海菊石是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海水变暖）的“指示器”，平时极难获得，但当秘魯凉流被太平洋暖水压制时，它们大量从深海涌出，能将近岸海水染成红色。这预兆着春雨和丰年（被压制的秘鲁凉流原本会冷却向岸风，导致海滨缺雨干旱），因此海菊石在安第斯西麓各原生文明中均被视为祥瑞
印加帝国成立后，将黄金定义为“太阳的汗水”、白银定义为“月亮的泪水”，赋予了它们“圣遗物”属性，然后据此将已开采和未开采的金银资源一律收归国有，只能由国家作为“装修用品”、服饰用料、祭司礼器或普通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凿、铲、镊子、切刀、妇女胸针、缝衣针、鱼钩……）统一分发。最终结果是，除却厄瓜多尔-秘鲁北部高地和中部海岸的几个“经济特区”（因当地原由其他土著文化建立的政权被灭并入印加版图，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原本社会结构），印加帝国完全否定了金银货币和“价格”概念，除每年组织一次的个人之间以物易物“赶场”（Qatu）作为国家分配补充外，没有任何交易市场，也不存在一个对内的商贾阶层。
有趣的是，与后世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印加帝国建立了一支政府主导的对外贸易队伍。在南方的大查科地区，有一个名为“培阿秘鲁”（Peabiru）的道路系统连接着印加帝国的南大区（今属玻利维亚）和东南方向的大西洋出海口；这条路不属于印加圣路（Qhapaq Ñan）系统，是印加南大区外贸队员们前往今巴西、巴拉圭等地时开辟的专属便道。时至今日，南美东海岸考古活动中仍能不时发现一些他们当年卖给本地土著部落的陶器等“高科技”文物。
与此同时，厄瓜多尔沿海的“闵达拉尔”（Mindala）商会从前印加时代就进行长途跨文化贸易；印加帝国吞并该地后，这些人被国家收编，与原有的外贸使团制度结合，变成了国营的外贸公司和情报收集员。1500年代初西班牙人到达南美时，他们的活动已遍布加勒比地区。历史上雄才大略的第十一代萨帕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太子尼南·库尤奇在皮萨罗到来前数年，在同一时间离奇病故，导致了一场兄弟阋墙、给殖民者可乘之机的惨烈内战；对此一种常见推测就是这些外派印加人在巴拿马携带上天花病毒后回国汇报，在不知情中传染给了皇帝或他的警卫。
“一平二调”和“义务劳动”
山里的孩子心爱山，从小生长在山路（Qhapaq Ñan）间。山顶的土豆（Papa）香喷喷，山腰的玉米（Sara）紫又甜…… 山里的孩子心爱山，花旗（Whipala）飘在高山巅。千家万户齐劳动，荒山变成了好梯田（Patapata）。山里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山上的神庙永不倒，山下的河水流不完！
这样一个没有商业和贸易的社会要如何互通有无呢？
印加人的答案和后世的一样：靠政府指令下的物资调拨。
严格说，印加帝国共设置了五级行政区划：中央以下分为两个“总区”（苏域库纳，suyukuna，东大区与北大区构成“上总区”，南大区和西大区构成“下总区”）、东南西北四个大区（苏域suyu）、一百多个有首府城市（hatun llacta，字面义“大镇”）的州（wamani）、200多个专区（saya）、公社（艾柳，ayllu）；除总区和专区外，每级的最高领导人分别称为神官（Apu，或“苏域长”suyuyuq）、知州（tukuyrikuq，字面义“知道/看穿（当地）一切的人”）和通常世袭的最低级别贵族——村社长（“库拉卡”kuraka）。
在这之中，总区和专区相对较虚，而乡镇和与之配套的库拉卡“乡贤”只是继承了安第斯西麓自古以来的农村基层传统架构。因此，印加政权组织可以简化为大区、州和“公社”三级。
全盛时期的塔万亭苏域/普心苏域——“四域之盟”（即印加帝国）版图。“四域”指以今秘鲁库斯科为中心的东大区“安第苏域”（黄色边线）、西大区“孔第苏域”（红色边线）、北大区“钦察伊苏域”（蓝色边线）和南大区“库利雅苏域”（绿色边线）四个苏域。此图中各苏域内部的省级划分（黑色边线）是当代据殖民时代初期西班牙文献反推出的，仅有参考价值
我们把“艾柳”（Ayllu）这个词译为“公社”，并不是胡乱为之。法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路易·鲍丁（Louis Baudin）在其著名的《社会主义帝国：秘鲁的印加人》中写道：
“我们必须设想印第安部落形成了一系列社区，印加人将社会主义组织的框架强加于这些社区……”
鲍丁认为，印加人的农业组织体制是安第斯历史上围绕氏族血缘自发形成的社区集体农业——艾柳体制，和后来印加政府进一步自上而下推行的跨社区“社会主义”分配-调拨制度的结合体。美国共产党前主席福斯特在《美洲政治史纲要》中进一步指出：
“印加人的土地制度——公有制，……和阿兹特克……有若干重要的差别。土地分成三个部分：一份给太阳（祭司团），一份给印加（政府），还有一份给人民。这三份土地都是集体耕作的。先耕太阳的土地，然后耕病人、老人、寡妇的土地，然后耕一般人民的土地，最后耕印加的土地。”
那么，除去人员（包括贵族、太阳贞女和军队）的口粮消耗外，前两份土地收获的粮食都去哪里了？
答案是印加的国有仓库系统。秘鲁民族史学家罗斯特沃罗夫斯基（María Rostworowski）指出，印加国家依赖“巨量的储备物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它既无法行政，也无法满足‘互惠’制度的需求”。
大礼堂（Qallanqa）是典型的印加外省“国营机构”建筑，围墙隔出一个最长可达90米的矩形，在其内部沿中线建起一堵高20-30米、底部石质、上部夯土质地的山墙（下图），然后用木架向两侧挑出屋檐，形成一栋类似现代工厂车间的大“厂房”。相比金栏殿简朴低矮的坎查围庭，大礼堂在秘鲁频发的地震中相对易倒，目前仅剩两座残体，但可提供大量空间，是一种可作神殿、仓库、兵营、群众集会等的多功能建筑物
下图为位于今秘鲁库斯科大区坎奇斯省、在印加时代处于南大区和西大区边界上的印加地方政府驻地遗址Raqch’i，包含一座一般认定为供奉主神维拉库查神庙的大礼堂（如上图）、一个人工湖和招待所（Tampu），以及152个直径约10米的印加筒仓（Qullqa）：
Raqchi遗址中的大礼堂仅残存一些立柱结构和山墙（左），残长92米、残高20米，是目前已知第三高的印加建筑和古代美洲第二高的平地楼房建筑。右图为左图远景中大量已损坏的粮食筒仓
这是保存最好的筒仓群之一，但不是最多的。散落于今秘鲁胡宁大区韶沙河谷（今曼塔罗河谷）的印加零散筒仓/方仓遗址已发现2573个，仓储空间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如果全部存储冻干土豆军粮（容重5吨每方），理论上可存204吨（按方仓均高3米计），足以支撑一万人的军队高强度调动一个月对地方秋毫无犯——西班牙殖民初期，有这些粮仓供给3.5万印加大军作战的记录。
同样的方仓群遗址也分布在印加帝国的边疆，例如今属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现存2400个方仓）、今属阿根廷的萨尔塔（现存1717个方仓）等。实际上，在西班牙人到来并将它们绝大部分拆毁前，这些仓库几乎布满了印加帝国四个大区的所有100余个州内。
左：印加政府在欧雁台长笛山（Pinkuylluna）设置的方仓群（屋顶损坏）；右：印加政府在圣谷鹰村（Ankasmarka）设置的的筒仓群（已损坏）。高山低温相当于天然冰箱，而山风有利于粮食干燥。
秘鲁-玻利维亚原住民开发的主食——土豆（洋芋、地瓜、马铃薯），可以踩实成极耐保存、不会在运输中变质的“冻干土豆”（Chuño，本节标题图中展示了其处理方法），因此可以在大范围内被征收和调拨。
与此同时，印加人在圣谷的莫雷地区精心将两座山挖成了沿海拔高度（微气候）梯次分布的农业实验室，在这里（以及外省的其他试验田中）针对这个巨大国家的每个耕作环境都培育出了非常高产的土豆（实际上也包括玉米和藜麦等其他粮食作物）品种：
左：各种各样的秘鲁土著洋芋——克丘亚语Papakuna、艾玛拉语Ch'uqinak，目前秘鲁有传承的品种高达4000余个；右：莫雷农业实验室全景。当年的印加人不仅重砌了大半座山，且为其配备了灌溉水道
由于足够高的粮食单产，定期重新分地的集体农业不会因效率不如自耕农精耕细作而崩溃，政府也可以频繁征调男性离家从事各种非耕作建设；由于土豆耕作期很短，这种建设十分频繁，丈夫一年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加上持续的战争和边疆移民，本地人口也不会快速增长到人地矛盾无法缓和的程度。
印加社会存在三种层面的互惠——米塔M’ita、闵卡Minka、艾尼Ayni。艾尼存在于个体朋友之间，是相互帮忙的无偿劳动或以物易物。闵卡存在于艾柳社区内，例如集体耕地时，军属、太阳贞女的家属或老人名下的土地通常由库拉卡指定其他人优先代耕；集体建设水利设施、灌溉渠或建造吊桥时，所有人都要轮换提供无偿劳动。
米塔则是印加政府引入的、个人与整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义务。米塔女情况比较复杂，对除贵族、工匠、黑衣吏（Yanakuna）外的全体农村适龄男性而言，每到休耕期，政府就会布置持续不断的米塔，从当兵、徭役（修路、为中央政府盖房；为艾柳集体盖房属于闵卡）到全族搬迁的移民屯垦等等不一而足，并发给他们衣服和粮食作为回报。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美洲土著研究的代表人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学家米洛斯拉夫·斯廷格尔院士认为：
“印加时期的秘鲁土著村庄似乎既不穷也不富，人们在满足需求方面似乎是平等的。就像阶级分化不存在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仿佛不存在，因此也丧失了产生贪婪、嫉妒等人类性格的条件。”
“农业计划经济”下的城市生活
太阳染红了群山影，神言河（Apurimac）水闪金光；我愿做棵香蒲草（Totora），永远扎根在河床。汗洒石板道，记账走山乡；飞步过悬桥，何惧风雨狂！算粮算衣算引水，算得群众（Hatun）心里亮…… 一把彩绳攥在手，光明重担挑肩膀。三大戒律（注：“不偷窃、不撒谎、不偷懒”）重如山，我要把祭司团的教导永远记心上！
在库斯科以西距“神言河”——日夜奔腾的阿布利玛（克丘亚语“山神絮语”）河岸约10公里的山谷中，有一处名为Saywite的考古遗址，其西侧高台上有一块孤立的巨型石。根据秘鲁民间传说，在印加时代，这里曾是政府为神言河水女神设立的神殿，由一位名为Asarpay的女祭司（从事神职的长公主）管辖。
传说中，西班牙军队到来时，正值妙龄的Asarpay不愿被白人玷污，从悬崖投神言河自尽。她被后世秘鲁人视为民族英雄，也带走了关于这块巨石的秘密：
Saywite遗址主体基座现场照片（上）、当地地形（左中）、西侧的山顶祭所（右中，西侧平台的红色虚线框中为Saywite巨石）、巨石西北侧实地照片（左下）、后人临摹的该视角主要细节（右下）
这是一个他们测试水利和灌溉工程设计合理性的沙盘吗？
目前已知，Saywite巨石是一块可反复雕凿的沉积岩，整体巨石周长11米，平均直径2米左右，最长处约4米，如今最高处距地面约2.5米。这块巨石的上半部被雕刻成一座三维水利地图模型，可以认出梯田、池塘、河流、隧道、灌溉渠和一些依附其上的野生动物。一些研究认为，其雕塑曾经过多次改造，水道和建筑细节均被反复修改，说明这是一个“地形水力模型”；但此类猜测主要由一些美国拥有（且仅有）STEM专业博士头衔的半业余爱好者（如Kenneth R. Wright和Arlan Andrews Sr.等）从理工科思路提出，主流考古学界并未能从其他角度加以证实或支持。
事实上，虽然就印加经济制度“具有自在的中央计划经济特征”已有相当共识，但对其是否具有自为的计划性、是否可视为“生产力上限锁死条件下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二十世纪的西方和拉美研究者曾先后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制”、“奴隶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变体；60年代以来，基于波兰尼经济理论的“垂直群岛”再分配模型得到了西方广泛接受并成为主流观点，但仍存在大量现实问题。
例如，老城街道布局从印加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
印加帝国末期的库斯科（下）包括外围13个区（左上），但历代皇宫聚集的核心城区是根河（Saphy，右上图南侧、下图左侧的河流，已被暗渠化）和骨河（Tullumayu，右上图北侧、下图中从山上流下的河流）在汇合处夹出的三角形台地
库斯科位于今秘鲁东南圣谷山区中，海拔3400米，是印加建国神话中天赐的创业之地。其核心区——上库斯科（Hanan Cusco，右上图中央红色部分）、下库斯科（Urin Cusco，右上图右侧黄色部分）与悦隼堡（萨克塞瓦曼，右上图左侧红色孤立区域）共同形成一只老虎形状，分开这只虎“前后腿”的“殇之原”（Huaytapata，下图左侧广场、右图白色空地中根河以北的部分，今库斯科武器广场）是圣女宫和历代皇宫围绕的核心地区，如上组图中右上图与下图所示。
现实中库斯科核心区宫殿（左上）、库斯科核心区（右上）、库斯科郊外市镇（左下）、库斯科郊外农村（右下）一些从印加时代沿用至今的街巷。上两图中墙面的“方石砌筑法”系从蒂瓦纳库文化借鉴
上图左上为连接太阳神殿“金栏殿”（Quriqancha）和印加时代祭祀与集会中心广场“殇之野”（即今武器广场）的“太阳街”（Intik'ijllu，今洛雷托街Calle Loreto）。精心切割、严丝合缝的石料彰显了其礼制上的重要性，但极其狭窄、堪比小巷的路宽，意味着极低的设计人员流量；一条街从头走到尾全是实体石质高墙，则意味着没有任何留给店铺或摊贩的空间。历史上，太阳街的左右两侧分别为两个大型国有事业单位——贞女宫总殿（Acllawasi）和蛇栏宫（Amaruqancha），但各自全封闭运营，甚至相互间也几乎没有人员往来。
熟悉北京的人往往有种感觉，北京城尤其二环内的大部分主路都是“真的路”，很难找到歇脚喝茶的地方。类似但极端夸张化地，古代库斯科的同级别街道两侧都是笔直的石墙，石料精细程度视两侧机关“重要性”各自不同，但一律没有为店铺预留的开口。而且，它们的设计流量都很小；以各自所在的地段衡量，这些道路都堪称极其狭窄，不可能在其上摆摊而不明显地堵塞道路。
这意味着，印加帝国的首都不仅没有商业区，而且没有稳定的黑市，所有城市居民似乎都只接受某种自上而下的衣粮配给。
为了让这种配给稳定通畅，印加人在没有发明平面书写文字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娴熟的统计报账制度。鲍丁认为：
“印加帝国每建立一个新省，就将其人口（注：按十进制）编制起来，官员立即开始工作……他们通常负责编制统计表、征用其统治群体所需的物资给养——粮食和羊驼毛等、分配所收集的产品，在需要时提供救济、监督下属的行为，并向上级提交详细报告……”
今秘鲁南部海岸著名的纳斯卡地区、旅游胜地皮斯科以东山谷中的“洞穴带”（Band of Holes）由约5200个内侧填实的浅坑（每个约一人高度）组成，曾被认为是外星人的杰作。这里的考古目前仍在进行中，但这些坑洞已确定为印加帝国用于快速统计分配大量公粮的“标准计量设施”
在陪都基多、帕查卡马克和其他城市也可以观察到类似库斯科的这种情况。作为对应的是，印加的城市都非常小。古墨西加（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1519年人口估计20万人，即使在欧洲也是极大的城市；而领土面积远大于阿兹特克的印加帝国，首都两河之间的“城镇区”在规划完几座皇宫、圣女宫、太阳神殿和这些“政府机关保障人员”（主要是黑衣吏阶层）工作居住后，剩余空间显然只够住进数量很少的普通人。
政府供养的经济制度无法支撑起熙熙攘攘的大城市，这是后世一个时期计划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
在印加帝国的互惠契约义务下，国家不断向贵族祭司团（军官储备力量和文化知识的掌控者）、城市普通“非农户口”（各种专业工人）和各艾柳公社的库拉卡（代表其掌控的基层农村）赠送大量“礼物”或“回礼”。
对后者、尤其操不同语言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库拉卡来说，这个机制其实有点像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如果你把女儿送到首都当太阳贞女（大部分太阳贞女实际上是国营的中高级纺织女工），你的艾柳公社就能获得通常只供应贵族的顶级面料；对前者的“列位诸公”而言，这也类似明代以前中国朝廷经常向官员发放的粮食等实物工资（所谓“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但对中间的普通非农业人口，例如各种工匠、医生、阿毛塔教师、太阳贞女、接力信使等，在任何旧大陆古代社会都很难找到相似的例子。
中国古代的驿卒、官窑匠作和漕运人员等有一定可比性，但远达不到像印加人这样，国家将一切“非农职业”全行业彻底包干的程度。
回归正题的小结：往事与现实
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后，统一的印加帝国政权、这个奇怪的“中央计划”经济系统和其所依附的精英阶层价值观都被摧毁了。虽然印加人的后代仍世代生存在旧帝国广袤的领土上，作为精神理念的“复兴印加”甚至突破了土著社区、影响着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的建国构想甚至现代文化，但那些都不过是文化根脉断绝后的“自我模仿”。
500年后的今天，安第斯西麓的拉美人，在西方强加的政治经济思维方式与根植于千百年故土血脉生活习惯的矛盾中，仍未找到一条能稳步自立自强、摆脱当前经济上作为“旅游景点”和卖矿人，政治上作为北美买办附庸地位的前行路。
对其他文明的后人、尤其是对工业化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言，印加文明延续一百年左右的“一大二公”、“共各种产”实践能提供什么参考？这需要另一篇文章了。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这一进程被皮萨罗打断，我们永远也无法再得知他们原本可能的演变结果。
自今年年初兴起于德黑兰大巴扎的抗议游行和动乱，到不久前生命永远停留在花季的160多位女学生，围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乱局已延续多日了。即使排除欧美特务机构的煽动颠覆宣传，从我们这一个身处局外的第三方视角，伊朗高阶教士们用西式竞争性选举制度诠释伊斯兰教法、用理工科知识捍卫头巾法和石刑的“神权现代化”模式是否能够走通？伊朗追随其当前所采取的价值观，能否找到与现代社会兼容、带领波斯文明走出当前中东死锁困局的道路？客观上，就长期以来的表现而言，确实是十分存疑的。
伊朗米纳布一所学校遇袭，导致160多名女学生死亡，当地人员为遇难者准备墓地。 图源：路透社
但是，我们为什么仍然坚决反对外力推翻这样一个政权？
在波斯民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原生文明的内生产物，它代表了一部分资深教士与这个科技时代努力和解的一种最新尝试。它的产生和维持，是作为整体的伊朗人自己的选择；它如果与伊朗社会自身、地缘政治、时代大环境出现了矛盾张力，只有伊朗人民才有决定它命运的资格。
暴力打断一个古老文明自身的发展演化，是对人类文明探索的犯罪；任何想在这个过程中当“革命买办”、借明显怀着恶意外人之力为自己谋利的势力，都是在断送民族身份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前程。
我们不支持在学校搞性别隔离，但我们坚决反对轰炸伊朗女子学校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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