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张恨水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鲁迅日记》、鲁迅1934年5月16日致母亲书信、《春明外史》连载史料（据左笑鸿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民国大文人》（刘继兴著）、《中国作家网》相关文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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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北平坊间有一句话流传极广——
"不读张恨水，枉在北平住。"
那时候，每天下午两三点，《世界晚报》还没从印刷机上下来，报馆门口已经站了一排人。
晴天晒着太阳等，雨天打着伞等，冬天冻得跺脚也不走，就这么一天不落地守在那里，等报纸一出炉就抢着买。
这个场面，持续了将近五年，一天没断过。
等待的，全是张恨水的读者。
他不写革命，不喊口号。
他写才子佳人，写市井悲欢，写那些普通人一辈子绕不过去的喜怒哀乐。
文坛里有人冷眼旁观，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消遣文学，上不了台面。
但偏偏就是这个被人看轻的张恨水，靠一支笔，在乱世里养活了三个妻室、十三个孩子，把二十几口人的生计扛在肩上，一扛就是几十年。
他的稿费，高过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同行——包括那位被无数人奉若文坛旗帜的鲁迅。
而鲁迅和张恨水之间，发生的那些事，远比"稿费高低"这个说法，更耐人寻味。
【一】父亲的灵堂，和一无所有的长子
1895年5月18日，张恨水出生在江西广信，今天的江西上饶市。
祖籍是安徽潜山，父亲张钰在外任官，张恨水就生在了任所。
他的原名叫张心远，取自陶渊明诗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许。
张钰是个地方小官，俸薄，但家里书不少，对儿子的教育看得极重。
张恨水从小在各地随父辗转，念过私塾，背过四书五经，读过《三国演义》《残唐演义》，后来又摸到了《西厢记》和《红楼梦》，就这样一头栽进了小说的世界，再没出来过。
1905年，科举废了。
这件事放在历史维度里不过一行字，但对无数读书家庭来说，相当于孩子的未来被整个推倒重来。
随后几年，家道每况愈下。
张钰辗转谋差，一直在努力撑着，但身体越来越差。
1912年，他在外地任上急病去世，家里一分积蓄都没有，留给长子的，是一堆外债和一大家人无处着落的明天。
那年，张恨水不到二十岁。
从那以后，他先去苏州读了蒙藏垦殖学校，没多久讨袁失败，学校解散。
再去南昌，去汉口投靠本家族兄张犀草，从那里一脚踏进了报馆的门。
1914年，他在汉口第一次以"恨水"为笔名给一家小报投稿，这个笔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那时的他，事业无成，命运多舛，这两个字，几乎就是他当时处境的白描。
1918年，他到了安徽芜湖，担任《皖江日报》总编辑，同时在报上连载了自己第一部正式长篇《紫玉成烟》。
那是他卖文生涯的起点，稿费极低，工资勉强够用，每月寄回家的钱更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就这样熬了一年多，到了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中国。
张恨水按捺不住，萌生了去北京看看、甚至去北大旁听的念头。
他当掉了所有能当的行李，从一个卖烟卷的老大爷那里借了十块钱川资，就这样动身进京了。
到了北京，才发现钱根本不够用，读书的念头只能先压下去。
他托人介绍，白天去《时事新报》帮着处理新闻稿，晚上再去《益世报》做校对，从晚上十点工作到清晨六点，两份差事加在一起，一天十五个小时，才能勉强糊口。
那时候他住的地方简陋，吃饭也是将就，攒下钱来往家里寄。
他想在工作之余去英文补习班提升自己，结果因为每天下班后朗读英语，扰了东家的安眠，被经理转派去天津《益世报》做驻京通讯员。
1921年，他又兼了芜湖《工商日报》的驻京记者。
两份记者工作叠加，收入稍微宽裕了一点，但也仅仅是宽裕了一点。
他开始给上海《申报》、《新闻报》供稿，眼界渐渐打开。
到了1923年，他已经成了世界通讯社的总编辑，在北京报界站稳了脚跟。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24年。
那一年，报人成舍我筹了一笔资金，打算创办《世界晚报》，副刊《夜光》需要一个能撑起来的主编，他找到了张恨水。
张恨水欣然应允，从此彻底转入了这条专属于他的轨道。
《世界晚报》是新办报，外稿来源有限，副刊《夜光》初期几乎成了"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掌故、谈戏，全是他一个人包下来写。报纸的销量，主要靠他一个人撑着。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1924年4月16日，他开始在《夜光》副刊上连载《春明外史》。
【二】报馆门口排了五年的队，等的是他的连载
《春明外史》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这部书以北京为背景，主角是一个叫杨杏园的报馆记者，他周旋于官场、文化圈、青楼和市井之间，故事里的大量人物和情节都有真实原型——军阀有原型，大学教授有原型，风流才子有原型，连当时最轰动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情事，都化在了书中人物身上。
读者一开始买报纸，是冲着"新闻以外的新闻"去的。
随着情节推进，他们被拉进去了，再也出不来。
据参与过《世界日报》运营的左笑鸿、贺逸文等人在《〈世界日报〉兴衰史》里的记载，《春明外史》连载到十几回时，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大批读者聚在报馆门口等候，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
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天天如此，一等就是五年，直到1929年1月24日连载完结。
连载到第十三回时，《世界日报》便抢先出了单行本，刚一发行就卖完，接连再版，每次都被抢购一空。
1927年，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转眼售罄。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春明外史》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十二册，在《申报》和《新闻报》上登出巨幅广告，书发行后一版再版，打破了上海读者圈从不买北京作者稿子的惯例，张恨水成了北方作者闯进上海滩的第一人。
整整五十七个月，将近一百万字，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1925年，成舍我又创办《世界日报》，张恨水转去主编副刊《明珠》。
1927年2月，他开始在《明珠》上连载《金粉世家》，全书一百万字，写京城国务总理金家的兴衰沉浮，连载长达五年，到1932年5月才完结。
这两部书同步推进的几年，是张恨水最拼命的阶段。
1927年底，他升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白天编副刊写小说，夜里编新闻版看大样，据记载，那段时间他最高记录是同时写六部长篇，家里的人口也跟着扩大，一支笔要供十六口人的开销。
年底因过度劳累病倒，但1928年依然高产，没有实质性地减产。
他写稿有一个旁人难以复制的习惯：从不打草稿，拿起笔直接写，不涂改，不回看，手稿工整到可以直接交给排字工。
他自己说，写字就是推磨的驴子，每天总得工作，没有工作比不吃饭还难受。
真正把他推上全国最高知名度的，是1930年的《啼笑因缘》。
这部书的缘起，有一段记载清晰的故事。
1929年，上海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听人介绍了张恨水的名声，托朋友钱芥尘引见，当场约稿，请他为《快活林》写一部长篇。
张恨水答应下来，回去之后苦想几天，想不出题材。
他跑到天桥去转，看见一个穿着寒酸的中年男人弹三弦，一个不起眼的姑娘打鼓唱曲，听众寥寥，场面颇为落寞。
这个画面让他想起了1925年的旧事——朋友约他去听鼓词名角高翠兰唱曲，过了没多久，高翠兰就被一个军阀田旅长强纳为妾，父母告上法庭，官司打完，高翠兰回了家，却再不肯上书场，每日以泪洗面。
一个被军阀霸占的卖唱女子，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一个有情有义的江湖女子——故事的框架从这里搭起来了。
张恨水给小说想名字，想到《春明外史》最后两句诗："欲除烦恼须成佛，各有因缘莫羡人。"
他从中取了"因缘"二字，又加上"啼笑"，便是《啼笑因缘》。
1930年3月，《啼笑因缘》开始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篇幅不到二十万字，比《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小得多，但引发的反响却是空前的。
上海滩的读者以前没见过这种写法——它不走上海通俗小说那两条老路：既不肉感，也不是武侠神怪，用的是国语白话，写的是北平天桥的市井烟火，同时又把侠义精神、爱情悲剧和社会现实揉在一起，每一回都卡在关键地方停下来，让人心痒难忍。
《新闻报》的销路直线上涨，广告客户纷纷要求把广告版面排在小说旁边——靠近小说才有人看。
小说刚连载完，三家出版社立刻抢着出单行本，严独鹤干脆临时成立了"三友书社"专门出版此书，这种专为一部书另立出版社的做法，在民国出版史上堪称异数。
此后，话剧、电影、评弹、广播剧纷纷跟着改编，"啼笑因缘热"从上海蔓延到北平、武汉、广州，席卷了整个中国的阅读圈。
同一年，上海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专程设宴，约请张恨水当年交出四部新长篇，每部十万字以上，稿酬千字八元。
张恨水从上海带回了八千元现款。
小报随即发出"张恨水十几分钟拿了数万元稿费"的消息，号称他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王府，配了汽车。
这自然是夸大其词，但他把这笔钱的大部分用来供弟弟妹妹娶亲完婚、完成学业，又为家人租下有两间书房的宽敞院子，添置家具和藏书，是有据可查的事。
1931年，他用稿费创办了北华美术专科学校，自任校长，请来了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等大家任教。
这是一个靠一支笔赚来的，让旁人看了目瞪口呆的成绩单。
【三】三个女人、十三个孩子，和那张永远记不完的账
张恨水有三段婚姻，每一段都有各自的来路，也各有各的难处。
第一位妻室，叫徐文淑，本名徐大毛。
这是张家给他定的包办婚姻，定亲的时候他不到二十岁。
洞房之夜，张恨水掀开红盖头，才发现新娘子不是之前说好的那个姑娘——婚前负责传话的媒婆临时换了人，把徐大毛顶上来了。
张恨水没有办法，只能认下这门亲事。
他后来回忆，新婚那段日子，有时月圆之夜，他宁愿一个人坐在窗下坐到深夜，也不愿和徐文淑说话。
婚后不到半年，他以求学为由离开了家，把徐文淑留在潜山陪着婆婆。
徐文淑是个极为隐忍的女人。
她独守空房，侍奉老人，对妾室胡秋霞的孩子视如己出，街坊邻居都说她好。
张恨水母亲戴氏心里过意不去，几次央求儿子多给她一些关爱。
徐文淑给张恨水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幸早夭。她心灰意冷，此后便靠读佛经打发日子。
最让人记住她的，是一件发生在1928年的小事。
胡秋霞那年生下次子张小水，是早产儿，落地时没有哭声，接生婆临时找不到，情况危急。
徐文淑在一旁，立刻解开自己的贴身衣物，把孩子搂进怀里，用体温焐了好几个钟头，孩子才终于哭出了第一声。
张小水晚年还常念叨："我的命是大妈救的。"
徐文淑在张家生活了几十年，一直到1958年在安庆突发脑溢血去世。
张恨水那时因为照顾周南抽不开身，托长子张晓水带了七百元钱，千里奔丧，将她护送回潜山祖坟安葬。
第二位妻室，是胡秋霞。
张恨水在北京工作期间，经朋友建议，去了北京一家收留流浪女子的平民习艺所。
胡秋霞的身世极苦，从小被人拐卖，辗转做了别人家的丫鬟，挨打受气，实在熬不住才逃了出来，被习艺所收留。
张恨水出了一笔赎金，把她带回家，亲手给她起了名字，一笔一划地教她读书识字，后来还以她的身世为素材，写出了小说《落霞孤鹜》，再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由当时最当红的女明星胡蝶主演。
胡秋霞料理家务、照料孩子，把张恨水的日常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条，张恨水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
两人在感情上算平稳，胡秋霞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家里的账，张恨水按月结清，从不拖欠。
这段生活维持了几年，出了变故——1931年，张恨水遇到了周南。
周南本名周淑云，祖籍云南，自幼随父母生活在北京。
1931年，北平教育界和新闻界联合举办了一次赈灾义演，三十六岁的张恨水坐在台下，台上有一个十六岁的春明女中女学生，正在表演京戏。
她动作优美，唱腔惊艳，让喜好戏剧的张恨水一下子看住了。
经人引见，他得知这个女孩不仅爱唱戏，还是他小说的忠实读者，两人聊起来话投机，张恨水当面坦白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说清楚了不能与前两房离婚的原因。
周淑云没有退缩，不顾母亲的反对，也不计较张家给不了她正式名分，毅然嫁了过来。
张恨水将她改名为周南，取《诗经·国风》"周南"篇之意。
胡秋霞知道之后，大闹了一场，撕碎了照片，闹着要离婚，婆婆戴氏出面调解，胡秋霞考虑到孩子，最终退让，但条件是周南不能住进大宅子。
张恨水在大方家胡同12号另租了一所小院，与周南在那里生活，此后两边分居，张恨水轮流往来，每家的开销分开计算，一分不少。
1932年，张恨水与周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他的次子。
胡秋霞和周南先后为张恨水生下十三个孩子。三个家庭，加上老人，前前后后供养的家庭成员超过二十人。
张恨水自己的描述最直接："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
他做到了这一点，靠的是每天不间断地写，靠的是同时给三四家报纸供稿的体力和纪律，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当作"推磨的驴子"在转。
【四】这个数字，民国文坛没有人能绕开它
民国年间，文人靠稿费生活，并不是轻松的事。
普通投稿者，每千字一两块大洋算得上不错了。
有一定名气的作者，能到三到五块。
鲁迅在文坛的地位是天花板，他的稿费标准也在同代人里属于顶尖，大约是每千字五到八块大洋。
据《银元时代生活史》的记录，1930年代的北平，一块大洋能买六斤上好猪肉。
张恨水在《啼笑因缘》大红之后，稿费标准升到了每千字十块大洋，某些特约稿件还能更高。
上海世界书局那次合同，千字八元计算四部小说，一次带回八千元。
这个数字的量级，放到当时北平普通工人月薪六到十块大洋的背景下来看，相当于一个工人六七十年的工钱。
这个数字在文坛里不是秘密。
约他写稿的报社越来越多，他拒绝的速度赶不上对方开口的速度。
他说自己当时最大的苦恼，不是稿费太少，而是稿约太多，"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
这样的稿费水平，让当时几乎所有在报刊上卖文的人都有所耳闻。
而有一个人，得知这件事的方式，是他这辈子没有料想到的——
不是通过文坛的闲话，不是通过报纸的报道，而是通过他自己的母亲亲口问他，为什么他不能写一本张恨水那样的书。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是张恨水最忠实的读者之一。
这不是一句虚话，而是有记录可查的事实。
鲁瑞老太太对儿子鲁迅写的那些东西，态度始终是温吞的——有人问她觉得儿子的文章怎么样，她的回答是"还可以，喜欢嘛……说不上"。
但她看张恨水的书，停不下来，一部接着一部地要。
《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美人恩》，她都看过，还要鲁迅帮她买新的。
她有一次问过鲁迅：你为什么不能写张恨水那样的小说给我看？
鲁迅的回答只有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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