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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西方官僚体系屡屡陷入僵化空转、效率失灵？被奉为范本的资本驱动模式，为何终将滑向社会撕裂与对立？当我们看清西方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与深层局限，这些经验教训，对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究竟有怎样的警示与借鉴？
7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曾以西部计划志愿者身份在新疆乌鲁木齐基层乡政府服务两年的青年观众，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抛出疑问。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从治理的底层逻辑展开深度解读。他提出，官僚制度本质是垂直稳定型的“负反馈型社会机制”，天然带有惰性与僵化的内在倾向。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破解官僚僵化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信仰赋予的内生动力，让行事标准跳出官僚体系“可做可不做”的惯性，以信念驱动主动作为；二是监督形成的外部约束，而中国从上古时期便诞生了成熟的监察体制，监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范勇鹏教授指出，放眼现代全球治理，主流模式不外乎两种：由资本驱动的治理，最终大概率走向社会分裂与崩溃；由官僚驱动的治理，则难免陷入僵化停滞的困局。而中国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使命型政党引领，以理想信念为精神内核，以强大监督机制为制度保障，在动态平衡中持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针对年轻干部的成长困惑，范勇鹏教授也给出了深刻寄语。他引用王夫之“无求成求可之躁愿”的古训谈到，青年初入岗位常满怀热血，却易在现实挫折中萌生退意，根源在于急于求成的“躁愿”心态。成为合格的党员干部，本身就是一场自我修炼：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沉淀反思、打磨自我，给成长留出沉淀与升华的空间，方能行稳致远。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补充表示，中国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发展崛起，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优秀的个体、企业与干部队伍，正是他们以一流的标准深耕实干，才推动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主持人何婕最后总结道，治理国家有其“政道”，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信仰都是最核心的力量。我们剖析西方官僚体系的弊端与缺失，最终是为了校准自身的前行方向：始终把社会责任锚定在为人民谋福利上，始终思考“该做什么事、该如何做好事”，很多工作中的困惑自然会迎刃而解。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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