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1918年底），整个北京城都在因一战协约国胜利而欣喜若狂。

闻一多没有参与庆贺。

他并不认为这是庆祝胜利的好时机，这次胜利也不会为中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所有人都在欢呼，大家摇动着胜利的大旗，喊着同样的口号。但此时此刻，任何反对和质疑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和扫兴……

即使这声音代表着冷静和理智。

夜晚的街头依旧喧闹，闻一多的“孤独”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这样的不合时宜和不妥协，在他的一生中不知到底发生过多少次，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1946年，他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但此刻，在昏黄的台灯下，他依然拿起笔，写下那首《提灯会》：

“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

1.安静的少年，却有硬核的一面

1919年的闻一多20岁，在清华上学。

5月4日那天，是个星期天，但清华校园并不像北大一样喧嚣。傍晚时候，闻一多才听说：今日城里发生了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

闻一多在大家眼里，一直是个安静的少年。所以当第二天早上，食堂门口出现那张抄满《满江红》的大字报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沉默寡言的他，还有这么“硬核”的一面。

清华学生参与到五四运动，或许正是从这张红色的大字报开始，而闻一多也成了大家眼中五四运动的“幕后领导者”。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写道：“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

6月，北京的学生迎来了暑假，闻一多却想留在北京，继续参加爱国运动。

5月17日下午，他给老家的父母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我留在这里为国家做事，不是说非得有我在国家才可以不亡，而是国家育养了这么多学生，每年花费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如果不出力，更待谁人呢？”“此次事件，各界之所以佩服北京的学生，是因为做事稳健。孩儿我在此帮忙，决不会有任何危险，父母大人务必放心。”

2.质疑和不堪，是他人生的注脚

多年后谈到五四，闻一多这样评价自己：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

青少年时期的他，偏执且骄傲。

在不同人的眼里，闻一多的形象似乎是“分裂”的，从孤僻的学霸、到激进的爱国青年、被学生群嘲的老师……他几乎花了大半辈子，终于从不被理解的“异类”，修炼成一个令人崇敬的革命斗士。

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却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四年后，他毕业回国，辗转在南京、武汉、青岛等多地高校任教。但在教学工作中，闻一多也有诸多的不如意。

课堂上，闻一多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到动情处会自发大笑，学生们觉得他情绪夸张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对他多有不服，甚至在黑板上写打油诗嘲笑他：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挣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一些发表了有文章作品的学生，经常和闻一多作比较，自认为才学不比他差。面对趾高气扬的学生们，闻一多对自己的教学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偏偏，教授同事们对闻一多的批判也开始增多。

朱自清先生在拜访一位黄姓教授时，得知这位他对闻一多的教学颇为不满意。这位教授认为，中文系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全都是闻一多的教学失误。朱自清认为黄教授德高望重，他的批评非同小可，劝闻一多对此事重视起来。

此时的闻一多，时常消沉和无助，认为自己的教学事业举步维艰。

3.跌落到低谷，他触底反弹

周围人的评论，让闻一多内心受到不小的打击。

他不再出席学校的活动，不愿和人交涉，整天待在院子里，一门心思研究古籍、沉心写作。

闻一多

沉默却没有减少负面的声音，他几乎“自闭”的状态，又引来了别人的猜疑。

闻一多，终于切断了一切和外界的联系。

独处的时间变得更多了，他如愿投入所有精力做文学研究。

闻一多爱唐诗，更爱《诗经》和《楚辞》，后还迷上了远古神话。他探究“这民族，这文化 ”的源头，将学术研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希望以此让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原有的融会意识和文化合力，唤醒人们在困难时期的民族团结意识。

他爱国热忱，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

这段最“孤独”的日子，也是闻一多文学创作多产的时期，著名的诗集《死水》就是修缮于这个时期，外人眼中的“颓废”却激起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愤慨激昂的文学创作也多次被选入后代学生的课本中。

4.投身革命，走出孤独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抗战爆发。

闻一多终于“呆”不住了。

北京、天津相继失守，清华、北大、南开被迫转移到南方，聚集在岳麓山下组成了新的大学——“长沙临时大学”。

日军仍步步紧逼。

1938年2月，师生们再次搬往云南，并将校名更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跟随学校再次南下，带着诗人的天真浪漫，开始了他的革命事业。从加入了民盟，到死于国民党枪下，总共不到两年时间。

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学生老师被打，学校被炸，四位学生被手榴弹夺取生命……闻一多强忍泪水为四位学生出殡，写下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6年7月11日，好朋友李公朴在昆明市遭到暗杀，因流血过多牺牲。

这预示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却不为所动。

7月15日，闻一多出席了李公朴的追悼会，绕过上千名师生，站立在人群的最中央，悲愤地发表了《最后一次的讲演》。

“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或许他早就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祖国尽忠。

当天下午，他遭军用吉普车内冲锋枪扫射而死，一位学生亲眼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 全身痉挛“，认为他仍然担忧祖国命运，含恨而死，极不甘心。

闻一多先生是一个特别的人，他带着那份独有的“不合时宜“气质，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